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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
1978年8月14日，这一天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因为这一天是我真正离开家、离开母亲、走出农田，奔向社会自己求学和独立工作、生活的日子，回想起来已经快40年了，这么多年来我与母亲聚少离多，我很是愧疚；而今年的9月17日（农历7月27），将是我母亲满90周岁的生日。经过我征得我母亲的同意，我决定利用今年国庆长假的时间，回老家去给我妈补办一次90大寿的生日庆典；同时我还想把我妈这一生中她所经历的一些苦难、她的勤劳、善良、坚强、慈爱以及她的美德和为人等等家中的往事整理成文字，让我们家的后人铭记、传承和发扬。从而让我家的后人不忘过去的苦、珍惜今日的甜，使我们的晚辈像上一辈人一样，争取努力做一个勤奋、进取、节俭、有用的人。因此，我现在就将平时回家与父母、兄长们一起沟通、交流、回忆的一些事情，同时也包括我记忆中的一些亲身经历和妈妈的一些往事整理如下： 母亲的身世
我的母亲于1927年8月24日（农历丁卯年七月二十七）出生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农民家庭，这个村子叫涂家门。（没想到竟然在百度地图上还找得到）这个村子的位置坐落在现在孝感城区西门外往西方向两公里处的河口大桥西侧，沿澴河水南下约三公里处，有一个叫八埠口的渡口（现隶属于八埠村），在这里往堤外有一条小支路和小河，沿着河堤走大约三四里路就到了涂家门这个上十户人家的小村子（现在是叫群乐村，这个地方是与云梦的接壤处）在我们家乡历史上多少年来就流传着一句“八埠口的麻糖，三军台的婆娘”的顺口溜，历史上这里的人就以麻糖等传统食品制作、做些小生意为生；而今天驰名中外的“孝感麻糖”的真正发源地就是八埠口这个地方。这里的交通从前不是很发达，倒是水系比较丰富。我的母亲就出生在这个穷乡僻壤、长在渠网河边的地方，这为她后来的人生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我们的记忆里，外公和外婆我是没见到过的，因为他们大约在1946年前就相继逝世了。在母亲的亲人中有个老实本份的哥哥、一位能干的姐姐和一个聪明的弟弟。其他的堂叔和堂婶也有几个，但走动的也不是很多，相对来讲，我们与大姨妈家和小舅舅家算是走得是比较亲热、来往密切一些的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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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因为家里穷，没有读过书。在少年时她甚至还缠过脚，但是她刻苦好学，心灵手巧，无论是家里屋外，缝补浆洗、纺纱织布、做饭做菜、种田驾船，她样样都会。尤其是她制作的咸菜、逢年过节做的糖果等让我们终生难忘。
母亲17岁嫁给父亲遇运动新娘衣服被扒
在我母亲17岁多的时候，她就嫁给我父亲。（结婚纪念日是甲申年冬月十六,1944年12月30日）我的老家也是在湖北孝感南门外约30里地的一个农村的地方，按照现在的地名是朱湖农场洋湖分场肖家台子。（过去这里归高桥乡管辖，1959年这里才开垦为国营农场）我父亲按照家族的排行是爷爷那一辈中老大的长子，因此也应该是这个大家族中比较重要的一员；然而，我父母成亲后并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幸福，而是受苦受难、忍受了家庭和社会上无尽的屈辱。
我们家祖上属于封建社会，在那个年代祖辈们世代都是农民，一代代都是勤劳、俭朴，治家严谨，对后人的管教也是特别的严格。因此，家里的经济条件相对于当时当地一般农户来讲就是要宽裕一些，其实这都是家里人省吃俭用从牙齿缝里挤出来的。到我爷爷那一辈上，尤其是临近土改时期，家里的经济发展到鼎盛阶段。他不但会种田，还会经商；尤其是擅长做耕牛和木材生意。因此，家里的田地是越买越多，房子也是做得比较大而显眼。而我母亲则是随着家里人一样常年累月风里来、雨里往，终日劳作在田间地头，每天晚上还要为全家人纳鞋底、缝补衣裳、做饭洗衣等干一些家务活。
可是我的父亲并不受我曾祖母那一辈人宠爱，他们不但不喜欢，反而还歧视我父亲，甚至牵怒于我母亲。因为我父亲受我爷爷的影响喜欢经商，不大喜欢种田，而且有点爱赌博的恶习。这样的话就被我曾祖母那一辈人视为家里的“败家子”。正因为这样，他们不让我父亲读更多的书，（但他当时还是读过私塾）也不让其经商；而我父亲也是一个倔强的人，你们越不让我读书，我越要学习。他竟然在门外的门缝里偷看着学会了打珠算六七二五除（就是归除里的多位数除法）（当时是曾祖母那些长辈请的一位先生，专门教我家里的一位幺爹爹——就是我爷爷的亲三弟，那位幺爹爹的年纪比我父亲大六、七岁，他读的书很多，一直读到20多岁，当时是我们家甚至是当地文化水平很高的人。）
我的曾祖母是一位典型的封建社会的家长，她个子很高，两条腿像圆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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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她和我祖母都是封建社会的那种小脚女人）她的权威也很大，在六十年代末，我还亲自看到过她用拐棍打我父亲的头，对于我祖母和我母亲，她稍有看不顺眼的事，就破口大骂。（直到67年的冬季，她才无疾而终，享年差不多上百岁）正因为这样，我父亲忍受不了这种家庭的束缚，在土地改革来临之前（也就是婚后不久），我父母就与爷爷他们彻底地分家了——另起炉灶自己单独生活。
随着社会的变迁，湖南农民运动也迅速影响到我们当地。打土豪、分田地
的运动也一浪高过一浪。土改运动来了，我爷爷的田地也被没收了，房子被分给了本村的贫雇农人家，爷爷被扫地出门，一夜之间成了最穷的人。（当时没有被盲目枪毙就算不错的）紧接着划成分，我爷爷被划成了二地主，我父亲则被划为富裕中农。（因为我父亲与我爷爷是在土改前分家的，要不然我们家的日子更加难过——有可能也划为二地主。其实我爷爷当时除了有自己的田地和房子之外，也只不过是替当时的大地主当过收租的代理人，并未干什么坏事；最无辜的要数我幺叔——就是我父亲的最小的一个弟弟，他初中刚毕业，尚未成人才十几岁就被划为“坏分子”，有了这顶帽子之后，他的整个上半生几乎是过的非人的生活，类似他这样的人自尽的也大有人在，他直到79年才被摘帽子。） 我父母成家后，由于在经济上一直是由长辈们掌控，一直也未添置多少衣服。在52年秋季土改的一天，母亲实在是没有换洗的衣服穿，就把几年来一直舍不得穿的做新娘穿的衣服拿出来穿在了身上。没想到，这一天突然开批斗大会，台上正好将我爷爷和我父亲五花大绑押在台上“低头认罪”——挨批受斗。台下有贫下中农义愤填膺不停地叫喊。其中一位与我家同姓的我父亲的堂嫂，为表现她那鲜明的阶级立场，竟然说大地主家的人还穿这么好的衣裳？她一上去就把我母亲的当新娘穿的衣服给扒下来了。我母亲当时欲哭无泪、不敢反抗。 母亲说小舅舅是她的亲人小舅舅说我父母是他一生的恩人
母亲嫁给父亲不久，外公和外婆相继逝世。当时，我小舅才10岁，他在家里自己与大舅伯相处得不是很好，甚至有时大舅伯还会生气打他，他在家里衣食没有着落；他到我大姨妈家也去过，可大姨妈这人性格有点急，也爱训斥他；唯有我母亲个性比较温和要好相处一些，而且我父母都明确表态：我们家只是粗茶淡饭，只要我们有一口吃的，他就不会饿着；而小舅舅这个人当时虽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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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头不高，细骨细棒的，可是人肯吃苦，只要是力所能及的事，他也从不闲着。小的时候相对来说，算是我们家接济了他一下，可随着他慢慢长大，倒也着实为我们家做了不少的事情，因为在1956年以前是还没有实现农业合作化的——是单干，所以他可以帮忙我们家种田，事实上他在我家生活到1954年可以自立时就回去了。要说这好多年，我们家的日子也并不是很好过的，而我母亲说：小舅舅是她最亲的亲人，我们不帮他，谁帮他呀？而这一段时间对于小舅舅来说，他的要求也很简单，只要有一口吃的不饿死就行，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母亲的确是让他度过了年少时最难的一关，而且在我们家也锻炼了他坚强的意志。
小舅舅回家后没多长时间，就通过亲戚弄到铁路上去工作，而且很快就成了亲。可是婚后不到三个月就因性格不和而离了婚，紧接着没多久，就又有人替他介绍了一门亲事。而这门亲事的女方条件很不错，不仅身材高、皮肤白、人也长得漂亮、最主要的是人很通情达理、善解人意；唯一的有个条件就是要“倒插门”，而且对于这么好的女人来讲，肯定是“三抢五夺”，时间上不能耽搁；我舅舅当时可以说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心里想志在必得，但要花钱又拿不出来，该想的法子他都想了，可是钱的问题仍然没有着落。他也知道我们家的家底是拿不出什么钱来的，可实在是走投无路，他也只有来试一试再说。他到我家之后，直接说明了借钱的来意，我母亲打心里为他高兴，可自己能力又有限，不能为他帮什么大忙。她只好到能借的叔子们那里去帮他尽量多借一点，另外家里还有一窝快要出栏的猪仔（尚未到最佳变卖的日期）我父母二话没说，第二天五更时分，就让我父亲和小舅舅俩人各挑一担猪仔到孝感城里去变卖了，变卖的收入除了俩个人在城里过了一个早，花了几个零钱之外，其余的九十几元钱全部都给到了小舅舅。就这样，通过我父母的艰难努力为小舅舅成全了一桩幸福美满的婚姻。在本文前面，我提到一句“八埠口的麻糖，三军台的婆娘”的顺口溜，其中后一句就是说的三军台这里的美女多，而我小舅妈家就是住在三军台河对岸的李家茨柳这个河堤边上。（过去在府河未改道之前这里是一个重要的水上交通要道，这里的水流清澈，经济发达，所以美女亦多。）可以想象：我小舅舅当年为了娶到我现在这位小舅妈——当年这位
三军台中美女中的美女，不惜放弃了铁路上的工作，这是要多么大的决心和勇气呀！到现在，我小舅舅已年过八旬，一家四世同堂，好一大家子人都过得很幸福、很开心。所以，我小舅舅说：“我父母是他一生的恩人，没有我父母的帮助，就没有他现在的今天”。其实，有关这一大段的往事，我的父母并未同我说起，倒是我在这么些年一直坚持到我小舅舅家去拜年的时候，是他老人家与我讲起的，而且不止讲过一次。而在我父母看来，亲人之间互相帮助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
父母婚后近19年母亲生育我们兄弟姊妹9人
我的父亲和母亲是于1944年12月30日结婚成家的，至1963年10月7日我最小的小妹出生，在这19年不到的时间里，母亲共生育了我们兄弟姊妹9人，平均大约两年多时间生育一个。其中：在1951年7月至1958年7月这8年的时间里共生了5个，真正幸存活下来的只有我一人。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谁都知道：一个正常的家庭，19年生育9个孩子是何等的辛苦和艰难；而对于我父母是一个地主家庭的儿子儿媳来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又是多么的不容易呀！我母亲不仅每天要坚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每天受苦受累，而且她还要面临当时各种政治运动给她带来身心的摧残和精神上的折磨以及她与子女之间生离死别的痛苦，在那个年月，几乎所有的天灾人祸都降临于我们这个家庭、降临到我母亲的身上。（详情将在下文逐一展开，有关我们家亲人的生日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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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洪水淹死无数人父母同舟共济救全家
1954年盛夏，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突如其来地席卷了我们的家乡，导致我们那里到处都是一片汪洋，而在一望无边的水流中漂浮着无数的人和动物的尸体以及被冲垮的房屋和物料。事实上，54年的这场洪水是长江流域中下游多个省份的一场历史性的灾难，史称“荒年”。而我们家乡地处江汉平原最东南的位置，也是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水的末端，同时又是府河和汉水的支流——汉北河这两大河流的夹角之中，是一个低洼的湖区。（汉北河的下游又叫沦河）
在大灾大难面前，家里爷爷他们也拿不出钱来养活这一大家子人呀！（更何况他们早已经分了家单独在生活，而且他们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呀！）我的父亲和母亲只好通过早年认识的一位最要好的朋友——湛宗华伯父租借了一条木船，带着全家当时的一共六口人背井离乡出去逃荒。（他们当年认识时，也是因为我父亲帮忙我那位伯父推销了红薯而结成朋友的）他们顶着风、冒着雨、驾着船、逆流而上往高处寻找能够落脚和生存的地方；经过一天一夜的长途劳累和奔波，终于在孝感城里磨子巷挤到了一位两代寡妇的好心人家里安顿下来。（其中老一代的寡妇张“三婆”、少寡妇肖“二婆”，门前有个球场）之后就由我母亲照看好当时还年幼的哥哥姐姐们，我父亲则出去找事情做，替人家当搬运，在码头上帮人家装货和卸货、运货等干一些力气活。
经过一段时间的打工之后，我父亲在逃荒过程中再次得到了湛宗华伯父的帮助。说起我这位伯父真可谓是一个高大威猛的汉子，他长着一脸的络腮胡子，浓眉大眼又显得很慈善，说起话来犹如铜钟一般洪亮浑厚、非常响亮而有力，喝起酒来也很豪爽，但是他为人非常好，对我们全家都特别亲切。
我父亲也是一个魁梧、壮实的人，很善于交际、喜欢交朋友、乐于帮助别人，关键时候也特别能吃苦；正是由于认识了宗华伯父并结为朋友，我父母就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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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他们的“船帮”（就是船队的意思）自此之后，我母亲就将哥哥姐姐委托给别人照看（其时我大哥已经八岁多了）同时我大哥哥也可以照顾一下小妹妹她们了。在“船帮”中，有时遇到大生意大家就合伙来做，如果是小生意，大家就分散各干各的。我父亲善于与人家谈生意，也很会算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接单，相对于其他船工来讲，也许是他有一些文化，也许是他人缘好，大家都希望他牵头与客户接洽）在与客户谈价格时，我父亲总会尽量争取自己的团队利益最大化，而在内部算账时，宁可自己吃点亏，也从不沾人家的好处；而我母亲她虽然也会算账，但从不过问我父亲与人家算账的事，她只是默默无闻地做她自己的事就行了。在那段时间里，不管是当搬运也好，是跑运输也好，或者是贩卖农产品也好，总之，任何赚钱的活都不放过。（在那个年代，又是被水淹的荒年，船只成为最主要的运输工具，因此在有了“船帮”之后就不愁没事做。）
在这逃荒的一年中，我父母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度过了当时的饥荒，而且也经历过很多的激流和险滩，同时也目睹过别的人船翻人亡的惨状，他们总算战胜了这场天灾，而最为遗憾的是在这场灾难中，我们家失去了三位亲人。其中：秀珍姐和秀萍姐分别于1954年7月、8月因病而死，她们当时一个3岁、一个只1岁；另一个哥哥是在1955年11月，在孝感地区医院里，因为母亲身体虚弱难产、昏迷不醒，新生儿生下来之后一直是健康的，没有任何问题，但放在妇幼科两天之后不见了，事实上是被人家抱走了。（因为在临产前刘护士问过家里有几个孩子？有没有男孩之类的话，那位刘护士的年龄按当时的情况看，应该是比我大哥要大10岁，这是主要线索）事情发生之后，我母亲也没有去找医院理论，她认为，既然人家想要抱他走，总比我家的条件好，就给他一条活路吧。（当时也的确是因为是个灾后之年，家里的条件有限，孩子连名字都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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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得及起，就被人家抱走了，所以我妈也不同意去找医院讨说法，就这样罢了。）我家还有另外一个小弟弟，他是1958年7月生，名叫望清，他只活了50天之后就夭折了，当时的迷信话说是叫“偷孙娘娘”害死的。（其实是急病死的。） 母亲总是善良的，同时又是最坚强的。她没有在失去亲生骨肉之后而悲痛欲绝，而是强忍着悲痛，用她的最大能力振作精神抚养好幸存的两位哥哥。
1955年开春时节，是政府号召搞互助组、开展农业合作化的时候。以我父亲的个性，他宁愿在外面驾船流浪漂泊，也不想回家种田受气；可这是政府的号召，不回家搞灾后重建也不行呀？于是，一家人又驾着船，带着我父母给长辈们买的布料、食品和礼物，还有炊具和家里的生活用品、还有粮食等，可以说是高高兴兴、满载而归。说句实话，我爷爷奶奶等那些长辈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我父母亲还能以这样的形式回到家中的，虽然说家中少了两三个孩子，但大人和两个大孩子总算是安全健康地回到了家中，这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好得多，比起村里其他饿死、冻死、病死的那些人家来讲也要强得多。这又让他们看到了我父母的另一面，也可以说让他们看到了一线生的希望。
父亲热心快肠乐于助人母亲倾其所有真诚待人
经过了54年的洪灾之后，在我们当地逐渐开始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就是一种互助合作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到1956年开始实行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而我们家乡在1959年又组建了国营农场。（所谓国营农场，就是所有的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所有种田的成年人都是农业工人的身份，生产队生产的所有农产品都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全部由国家统一按牌价收购，所有的农业工人及其家属按照国家统一的标准吃供应粮，平时按每人的工分及粮食指标预支口粮，年终决算按全年收益、结合平时的预支进行结算、多退少补。）这样的一种体制换句话说：就是吃的是城市人的粮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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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的是农村人的体力重活，没有哪一家是能够吃得饱的。（当然，在农忙季节和修水利期间有粮食指标的补助，但是这个量太少了，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我是在1973年7月初中毕业就回生产队参加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直到1978年8月才离开生产队的，（先是通过教师整顿考到去五台中学任教，两个半月后被孝感财校录取去读书学会计）；后来又于1988年3月至1992年9月在农场当了五年多的财务科长，我对这个情况太熟悉了，只不过我任职这个期间已经是改革开放之后，“统购统销”政策已经名存实亡了，农场职工的温饱问题在这个期间是基本解决了的。）
在我们家乡建农场初期，每家每户的菜地也是极其有限的，所以大多数的家庭是吃不饱的，在这种情况下，多数家庭就需要在粮食中加一些红薯、地瓜、萝卜之类的农产品进行充饥。在这个期间，我父亲的那个北边白沙的朋友（就是我那伯父湛宗华）就抓住商机，从他们那里运一些红薯、地瓜、萝卜之类的农产品到我们这里来卖。有些农户家里当时不方便，就由我父亲将账记上并在日后代为收取，于他下次来时一并与他结清；而且在他返程的时候又把我们这里湖区廉价的芦苇等烧柴、莲藕（他们那里没有的东西）带回到他们当地去卖，这样的话让他来回都有钱赚。除此之外，我母亲还每次尽家里的所有，无论如何要让他们朋友之间好好地喝上几盅酒，不然的话，她心里总会过意不去。 就这样一来二去、久而久之，我那伯父又带来一些他家乡的弟兄和朋友，使我父亲的朋友圈又逐渐地扩大了。而且我父亲在我家乡这边也比较有人缘，帮忙他们推销起来也算是一把好手。随着这种业务的扩大，他们还带来一些女眷，带来了他们自己织的棉布、床单、枕头等布艺手工产品，所以后来我们两家就像亲戚一样走得非常亲热。为了表示他们的友好，那些客人还不时送给我们家一些自己织的棉浴巾、枕巾之类的礼品。我父亲虽然是一个爱玩钱的人，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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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朋友的钱，他从来不贪一分，他一向是亲弟兄、明算账，帮忙归帮忙，他从来不收取一分钱的好处费。正因为这样他们朋友之间才互相信得过、交得深。要说我父亲与我那伯父的交情好到什么程度，举一例子就可以说明：
早在我母亲怀着我的时候，我那伯父家伯母也怀着一个孩子，他们俩就互相承诺要结为亲家，指腹为媒，不管哪一家是男是女，只要是不同性别就成亲。可后来是因为我的原因，导致没有兑现承诺。而我当时主要也是因为家里穷，没有新衣服穿而导致我赌气没有及时去赴约相亲，我当时想买一件12元钱一件的小翻脸棉衣，家里没有钱不给我买，所以就错失了良机；（当时的12元钱，相当于一个初中的老师三分之一的工资还要多，我在78年的工资是30.1元。，而将要去相亲时是1973年的冬季，我当时大约17周岁。）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家有可能想让我“倒插门”，对于这个作法我觉得似乎有些不大情愿，因为我小舅舅是一个很精明能干的人，就因为是“倒插门”他受到过好多的委屈和管束，所以我当时在未见到对方本人的情况下，多少还是有些迟疑。（其实我们在这之前已经有保持通信联络有好几年，她在后来恢复高考时考取了地区卫校，我也于次年考取了地区财校，只不过她在考试时是高中毕业，而我只是初中。）
还有一件事情，是我大哥亲自对我讲的。就是他十六岁的时候，他应邀到我那伯父家那里去玩了一趟。没想到那些我父亲的朋友听说是朱湖来的我父亲的长子来了，一个个争相抢着招待，像招待贵宾一样，有的还送一些礼品，搞得我大哥受宠若惊，他记不清有多少家接待过，也记不清是哪些人送了东西，真的是太热情了。（之所以这样的热情，都是因为他们曾得到过我父亲的帮助）
朋友的感情总是相互的，也是值得我们去铭记和感恩的。就在1968年和1969年期间，因为我们家乡搞文化大革命，防汛的事管得不是很得力，再加上那两年的渍水也是特别的大，导致沦河堤两年在同一个地方发生溃口水灾，当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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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都是通过一封电报就将我那伯父召了过来帮忙解救灾情。甚至在1970年没有发生水情的情况下，他也主动驾船到我家来关心我们。他的举动让我们感到非常敬佩。所以后来在他生病期间，我从深圳回老家时还专门到他家去看望了他们全家。（在我来深圳前，有一次是在工作中交互检查也是去看了一次。） 父亲五年两次劳改母亲在家艰难度日
1960年，当时我父亲是小队队长，5月4日，因为压赌博风被抓走，判半年刑。(关在朱湖四棚看守所。) 其实当时的所谓赌博就是我们家乡的那种抹“上大人”纸牌，至少要四人才能凑在一起抹的，那时候的农村，也没有多少赌资，如果说真要压风的话，为什么只抓我父亲一人呢？这实际上是有人借机报复。
我们老家那个村子叫肖家台子，本来一个村子的男性都姓肖，可能是因为家族隶属关系亲疏的原因，这个村子一直就沿袭着分为东头和西头，在62年时这个村子是一个小队，因为总是有些矛盾，所以就在63年分为两个小队。1963年的春天，因东头、西头这两个小队为积肥挖塘泥引发纠纷打架但并未伤人，我父亲肯定是参加到其中（因为东头总共只八户人家，而西头的户数亦多、人亦多），其结果倒霉的肯定也是我父亲。（因为我家的成分不好，再加上我父亲又是劳改释放犯）所以在农历1963年6月18日，我父亲再次被抓，判刑两年。
父亲作为家里主要劳动力不在家，两个哥哥尚不得力，母亲在家度日如年。（我爷爷在发生打架事件之后，于这年春天下早稻秧之时病逝了）这个时候已经是要靠劳动挣工分吃饭的年月（不是单干）其时就只能靠我母亲和大哥为主参加劳动挣工分，我二哥也可以参加，但分值较低；（当时我已经在开始放牛了）这两年的时间全家人基本上是处于吃不饱、穿不暖、睡不宁的一个状态。
我记得1964年秋季我去上学报名的时候，是我二哥在一个下雨天背着我到邻村的游家台子去报的名。到后来我开始学写信的时候，第一封信竟然是写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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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统统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在这种政治背景之下，我们家哥哥和叔叔、那些堂叔们订的婚姻全部都被退了，全家人整天过着惶恐不安的日子，随时都有可能被抓得去批判、斗争的可能，甚至挨打。
在一个偶然的时候，我父亲因为被派到总场去出差（我父亲一生都喜欢出差，他特别向往外面的世界）在他与别人聊天的时候得知在五台分场叶台生产队（亦叫第七生产队）这里有个“幸福院”要撤走，这里有200多亩田地需要人耕种。（“幸福院”相当于当时农场办的一个“青年突击队”）我父亲在掌握这个信息之后，回家去迅速与家族的几位长辈商量，决心要尽快搬到这里来生活。
1967年8、9月，我们全家老少齐上阵，齐心协力都搬家。我那两个哥哥自然是搬家和做屋的主力军；那时候我还不满11岁，可是我已经能够独立地驾着装载2000多斤的大船来帮忙搬家了。不管是“趟桨”、还是用竹篙撑船我都得心应手。尤其是撑船时在船上如履平地。渠道两岸的人看我这么小就独立地撑船像看“稀奇”一样。其实我从小就在水上捞猪草，都习惯了，这也算是“童子功”吧！到1967年9月，我们家族的另几家长辈等都相继地搬了过来。我们在地名为“谭肘子”的这个地方重新建起了自己的家园，并组建了叶台生产队第五作业组。（当时的房子外墙是火砖，里面一米以下是火砖，一米以上则是土坯砖，我们家的房顶是稻草盖的，只是下面接近厨房处有一小部分布瓦（小瓦）。
刚搬家到叶台去的那年腊月，家里实在是揭不开锅，没有吃的了。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我妈和我二哥还有我三人趁着夜色出去，前往我们老家的邻村——张家上头一位表叔张齐文家去借粮食。因为表叔家也属于国营农场，他们家的孩子也多，说实话如果不是搞一点“私分”是根本不会有吃的。之所以要晚上去，就是怕有人看见我们到他家去借粮，要不然会牵连到他家以致整个村子。他家离我们在叶台的新家有20多里地，晚上走很是不便。尤其是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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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湖院子里那一片时简直是把人都吓破了胆。那时候水利工程普遍开花，原来的路被挖得面目全非。途经一片坟地时，我们携带的马灯被一阵旋风吹熄了，我牵着我妈在前面探路，突然被路边野草丛中飞出并惊叫的小鸟吓得魂不附体。我妈拄着一根棍子也直哆嗦。本来院子里没有多少距离，但因为是夜晚我们折腾了两个多钟头。到了张家已经是深夜了，我们连喊门的声音都不敢大声叫，生怕其他的人听见。因为没有预约，我们也很不好意思，但好在亲戚很亲，没用多说，他们就主动给我们家借了两袋子稻谷（大约一百二三十斤吧，再多了他们家为难，我二哥也挑不动，毕竟远路如千斤呀！）第二天，我们就趁天还未亮，就挑着谷往汉川方向找个地方加工，然后再绕回家中，就这样我们又过了一关。
为我们成家立业苦父母节衣缩食
搬到新的地方之后，我们相对安稳了一些，但仍然是不时受到一些影响。在这个地方生活了十年，于1977年建新村，又集中搬到了与叶台的村民一起合并并分散交叉居住。直到八十年代末，我们弟兄姊妹才都相继成亲。在这个过程中我父母也可以说是历尽千辛万苦，克服了重重困难才给我们每个人都安了一个小家；回想这些，没哪一桩事不是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下面只略举一二： 刚搬到叶台去的时候，由于我父亲在外面有一些人脉，在68年春季我大哥就通过人家介绍订了亲，而且看好了下半年冬腊月间结婚。没想到，这年的夏天倾盆大雨不断，沦河堤溃口，我们刚做的新家又被陷入一片汪洋之中，我们的房子，（包括全村的房屋无一幸免）被大水和风浪夷为平地、到处一片狼藉。
在自然灾害面前，我们一家人没有退缩。要生存、要活命，我们一家人都干起了捞鱼摸虾的活路。一开始，水面大捞鱼的收获不是很理想，到水退了一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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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我们就通过多种途径作业，捞到的鱼多就形成“自产自销”，我父亲和我就及时乘坐火车到武汉去卖。这样的话，家里的收益就相对来说要多一些。 待到水全部都退了之后，我们又自己动手，重新建起了已倒塌的房子。
就在这年的冬腊月间，我大哥的婚礼如期照常举办。而这其中的细节可以说都是我母亲一项一项地操持，的确是非常不容易。那时候结婚至少要做八套衣服、不仅需要钱，而且还需要布票；除此之外，结婚要摆酒席，要请客，要准备各种鱼肉、菜肴，还要烟酒、粮食和农特产品；粮食要粮票，食油要油票，猪肉要猪肉票；所有这些票证，除了我们家自己省以外，能借的就借，能买高价的就买。包括那些黄豆、糯米农特产品，我家都是通过在附近的公社里去买的高价才有的。在我印象中最深的是，我妈请人替我两个哥哥做的那两件毛脸大衣，穿出去比较时尚，一时间全村二十多位同龄人都相继做了这样的大衣，一下子成了我们村里一道活跃的风景线。就连那打家具的师傅也是我妈从娘家那里通过亲戚请来的，当时的那一房家具也成了我们村年青人结婚效仿的样品。
到我结婚的那会，已经是改革开放之后的84年元月了，农场的经济政策有了些调整，吃饭的问题也不再像之前那样困难了，但是用钱方面依然紧张。我父亲为了我结婚，去找我一位堂叔借500元钱，他当时并没有说不借，只是半开玩笑地说：“你要是把借的这个钱拿得去抹牌输了怎么办？要不让你三儿子来借？”我当时听了显然认为他这是不信任我父亲，我就是结不成这个婚我也不会去借这个钱。当时我已经是在农场财务科工作，按照外面有工作的人结婚来说，应该说是办得相当气派的；可是我结婚时没有电视、没有冰箱、没有洗衣机、没有电扇，也没有音响；（甚至连一辆新的自行车都没有，唯有结婚前一辆旧的飞鸽牌的自行车）我这样还不是结了婚？到后来该有的我也全都有了呀！每每回想起这些，我觉得我父母这一辈子真的是活得不容易，为我们操尽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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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实事求是地说，我结婚时也并不是说一无所有。我记得我妈为了我结婚，她真是费尽了心思，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养了一头大肥猪，我估计这头猪足有四五百斤重，这头猪可以说是她这一辈子养得最大最肥的一头猪。除此之外，我们农场下面有养的鱼，我老婆当时也是酒厂的会计，当时花钱买点自己厂里最好的酒、鱼也不算是什么特权。所以有了这些鲜美的肥鱼和大肉，再加上上好醇香的美酒，我那个婚宴虽比不上城里人风光，但那个美味佳肴实在呀！ 顾全大局息事宁人勤俭持家教育后人
我母亲一生是个性格温和的人，几乎很少与人发生争执，不管是家里人与家里人争吵，还是家里人与外面的人发生争吵，她总是先劝说家里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求得一堂和气、平安无事。但她并不是软弱可欺，而是礼让为先。 1969年，这一年又是一个叫人难忘之年。这一年沦河堤在上年溃口的地方再一次溃口，这让我们这里刚刚经受过一次水灾的人们再一次流离失所、雪上加霜。这让我们全家再一次经受了洪水的考验，在水退之后我们又重建了家园。就在这年冬天，我的大侄子出生了。因为当时全县各公社的民工到我们这里来疏浚汉北河道、加高加固汉北河堤，因此，他爸让我帮忙取名字时我就取了一个“建河”的名字，以示纪念。（以后几个侄子侄女的名字也基本上是我取的）
我大哥也是在结婚之后不久就与我父亲分了家，说是分了家，刚开始一年多仍然是在同一厢房子居住（共一个堂屋），就在建河刚满月没多少天，隔壁邻居马大婶一大早到我们家来，她悄悄地约我大嫂到外面公社里（邻近的汉川境内）去讨米要饭，直到晚上天黑了才回来。在我大嫂未回家之前这一天，孩子一整天嗷嗷待哺饿呀、哭得叫人撕心裂肺，无计可施。（那时候一般的庄户人家哪里还买得起奶粉呀？再说又是个大灾之年，我母亲就是使出浑身解数也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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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大嫂进门之后，我父亲以为他是一家之长，他也没有考虑我大嫂的感受，只是简单地责备了两句，意思是“你要出去讨也可以，但是孩子这么小，你要早点回来呀！这一整天孩子都快要哭死、饿死了！你看看？”可是我父亲没有想到，她们既然是一起出去的，就要一起回来；再说既然出去了，总想能够有所收获，大家都希望能够多讨一些回来；况且虽说是个大灾之年，但对于一个新媳妇来讲出去讨米总不是什么光彩之事吧？（她们也是怕回早了让村里人看见难为情）她本来是怕家里人不同意她出去讨米，又担心怕被村里人看见所以是一大早悄悄地出门走的，没想到回来还是得不到家人的理解，甚至还遭到责备，她满肚子的委屈一下子忍不住了，她崩溃了、她暴怒了，一下子变得大哭大闹、摔东西、砸家具……哭到伤心处甚至还说“反正饿死也是死、气死也是死，不如大人小孩一起死。”说时迟，那时快，她说着说着就去脱孩子的衣服、真的要掐死孩子；我母亲见状，赶忙一手将孩子抢了过来，然后交给家人再来安抚我大嫂；待我大嫂平息之后，她又拿了一些粮食和蔬菜给到我大哥他们。
1972年夏季，当时我初中尚未毕业。（那时候被文化大革命闹得一塌糊涂，这之前有一段时间叫停课闹革命，所以我们也被耽误得厉害）这一天可能是周末，正好我和我妈在家里。突然我李家姑婆（我们家有三个姑婆，是根据其姑祖父的姓氏来区分的，分别是徐家姑婆、张家姑婆、李家姑婆，也就是我父亲的姑妈。）带着她的三个儿子闯到我家要债来了，声称如果不还钱将要如何如何…… 要说这事还得从头说起，事情是这样的：
刚进入70年代初期，我李家姑婆听说我父亲有个表亲，（我大姑妈嫁给我姑父，但生过一个孩子之后我大姑妈就病死了；之后我那姑父再娶了一个老婆，在我们那里称“返生姑妈”，我这里提到的一位表亲，就是指这位“返生姑妈”的弟弟。）他当时在武汉市第二砖瓦厂工作（现在的蔡甸区）可以作为员工亲属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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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价的机瓦，于是她就托我父亲也把他们家需要的机瓦也列入到计划当中。我父亲是一个见不得人说好话的人，还没有去找人说就满口应承下来。好在那位表叔还给我父亲面子，答应帮忙买两厢房子的机瓦，同时叮嘱这两厢房子的机瓦一定要一起买，不然就可能会作废浪费指标。（那时候买这种牌价的物资不是可以随便买得到的。）我父亲回来与我姑婆说这事已经敲定，我姑婆当然是高兴得不得了；没想到，我姑婆让她家里的人跑到厂里去以我父亲的名义找到我那位表叔。他们的意思是他们想先只开一厢房子的机瓦，我那表叔当然是要重申这样有可能会浪费一半的指标，而且强调提货时一定要由我那表叔亲自去，不然的话，是提不出货来的；即使是这样他们也执意要只开一半指标的票，并且说我们家没有钱，一时半会是不会来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那位表叔就只好同意让他们开票（这样就浪费了一半的指标）。没想到，当时物资紧张，即使开了票也没有现货，他们也不清楚要在这里等多久才有货。于是，他们只好将提货单留给我那位表叔，等到有货时，让他提出来再拍电报让他们来转运。
事后，我那位表叔将这些情况写信告诉了我父亲，我父亲得知这个情况之后，气得不得了，回信给我那位表叔，意思是提到货后直接告诉我们家，不必通知我那位姑婆家的表叔们。没多久，我家就把这批机瓦全都运回来了。这事很快就让我李家姑婆知道了，他们家明白想要再从我们家把机瓦都运出去那是不可能的，于是就乘我父亲和我哥哥们到田间去劳动之际，跑到我们家大吵大闹。 我母亲见李家姑婆带人来要债，一方面恳请再宽限些日子，一方面说好话求情，同时还去洗锅准备给他们做吃的。没想到，我姑婆虽说到了一定的岁数，她并不看在亲戚之间的情面上，她嘴里骂骂咧咧、甚至还发兵叫她的孩子们搬我家的东西。没想到我家一贫如洗、空徒四壁，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搬。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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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几位表叔恼羞成怒，就砸我们家的桌椅板凳，揭我们家厨房屋檐的瓦片，甚至有一位表叔直接跑到厨房里把我们家的锅揭下来扔在了屋外……
我当时还小，也知道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家里也拿不出钱来也是实在是没办法，我肯定不可能去与他们硬拼，要不然我岂不是鸡蛋碰石头？但我又不忍心让他们这样气急败坏、胡作非为地闹下去呀？在他们不停地摔打的时候，我终于站出来说话了。我说：“你们究竟还是不是亲戚？你们究竟还讲不讲道理？我们家不承认欠你们家的钱吗？我们家说过不还你们家的钱吗？我们家的桌子凳子惹你们哪儿了？你们还是人不是人？”最后，我义正词严地警告他们，我说：“你们必须立即停止这种侵犯人、破坏他人财产的违法行为，否则的话，我现在就去叫大队的民兵来制服你们。”（没想到我的这一席话还真的吓唬住了他们，因为他们家的成分也是不好，吃民兵的苦头也是家常便饭。）
在这之后，我母亲想方设法还了他们家的钱，而且我那李家姑婆在每次来我们这里之后，我母亲仍然是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始终是好酒好菜地招待她；在她逝世的时候，我父、母亲仍然是按亲戚一样的礼节前去悼念、送礼。
我母亲一生省吃俭用、勤俭持家，这方面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我不可能把勤劳、艰苦的一生都罗列出来，在这里我只能概括地从几个方面归纳一下：
在吃的方面，我家因为隶属于农场，可以说在79年改革开放以前，基本上大多数家庭是粮食不够吃的。而我们家我母亲的作法是：在新鲜蔬菜方面尽量多做一些，也可以说是以菜代粮；（在每年葫芦收获时，我们家每天都是用瓷盆装菜，像食堂一样，可以大碗地吃菜）再就是干稀搭配；避免全部吃干的、导致吃了上顿没下顿；另外就是在有红薯、胡萝卜、白萝卜的季节，适当加一些蒸在米饭中。总的来说，如果不是因为家里有大事，基本上是不去买高价粮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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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蔬菜的准备这一方面，我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家的菜总比一般人家多，这主要得力于我母亲勤劳、会做。她每年种的那个长豆角、葫芦、“儿门都”、辣椒、菜瓜、萝卜、冬瓜、南瓜、茄子，还有好多等，在真正收获时我们家是吃不完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母亲就会通过腌制、做咸菜、做酱豆、臭豆腐、做腊鱼等形式，将其适当储藏一些，以调剂有新鲜菜的旺季、与淡季的余缺。其中：我母亲做的咸辣萝卜丝、酱葫芦、“辣儿门都”、封腊鱼都很有特色。
在烧柴方面，我家是全村一年四季都不会缺烧柴的人家。因为我母亲平时在准备烧柴时，她总会将那些谷壳、“颖子”绞在烧的把子中，这样的话，相当于那些柴禾的“边角余料”都充分地利用上了。这样的缺点是其火力不够旺，因此，我妈在她的一生中，做饭总没有一般人家快，这也是她一生最大的缺点。在那个“农业学大寨”的年月，我们一家人真的是每天都有两次含着饭跑去赶出工。（因为我家住在村的最东头，而出工每天必须要从西头走，这样一个一字排开的村子，二十几户人家的距离，真的是每天都非常赶人，实在是太辛苦呀！）
在住的方面，因为我们家人多房子小、铺盖少，非常紧张。在我10岁以前（我大哥20岁以前）我们弟兄三个仍挤在一张床上；在我大哥结婚之后，我仍然与二哥挤在一起，遇到冬季他要将行李拿到水利工地上时，我就只能垫麻袋、盖他们的棉大衣睡觉。如果说有客人来，我就只能到我幺叔那里去挤着睡觉。（当然这些说的是在改革开放之前，在改革开放之后情况就逐渐好转起来了）
在穿的方面，我们一家人都穿得很简朴，尤其是我母亲更是补丁加补丁。我记得在69年4月的时候，我还穿过一件她亲手纺线织布做的一件草绿色的衬衣。（她自己染的色）当时我们排练节目喜迎九大公报，教我们排节目的熊丽华老师在一边偷笑，我看她那眼神是觉得我这衬衣是实在太土气了。（我自己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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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还小的时候，当时家里还没有电灯，我母亲每晚都坚持纳鞋底、补衣服、纺线、织布（在64年以前我们家还有织布机，我见过她织布的，四清运动时织布机被砸了，后来我母亲就只好将纺好的线拿到我姨妈家去织。）我就就着灯光在一旁看书学习做作业陪着她。（在搬到叶台之后，母亲就没再出工干农活。）说到我姨妈，她也是最扶持我妈和最爱我的人，只是她逝世较早，我未尽到孝心。（我姨妈逝世时，我当时读中专尚未毕业，对此，我一直感激她，且很内疚。）
在我的记忆中，我母亲总是一家人中最后一个端着碗走出厨房吃饭的人，只要是家里稍有好一点的菜时，我父亲看到所剩无几的“好菜”，他总会感叹：“哎呀！儿多母苦呀！”，这是在我印象中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还有一句话就是他在打牌时说的——“玩灯还怕打破了锣？”意思是将赌注再加大一些、将场面再搞热闹一些。（在说话间他就又加一些钱在桌面上）其实这两句话就间接地反映了我们这个家庭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一个基本的经济状况，同时也间接地反映了我母亲这一生是何等的贫穷、何等的艰难、何等的坚韧？当然，我父亲也有值得肯定和需要我们去学习的一面。那就是：他一生正直、坦荡、敢于担当、乐于助人，他喜欢做生意、善于做生意，而且特别讲信用；（直到晚年，他在有退休费、有我们赡养、衣食无忧的情况下，他仍然乐此不疲地把做他的鱼生意当一种乐趣，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他的一生为人做事受人尊重和肯定。
孝敬长辈积劳成疾怜爱子孙世代楷模
我母亲其实个头不是很高，而且偏瘦。在她年近50时身体就因长期劳累过度、积劳成疾，身体不是很好，她曾经患过胃下垂、盲肠炎等都被我们及时送到医院治好了，但慢性病仍然是一直缠身不断；即使是这样也不影响她尊老爱幼、默默无闻地奉献。在这里因篇幅所限，有关孝敬老人方面只举两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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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前面提到，我们家还有一位亲人，就是我幺叔。他因从初中毕业走向社会就被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所以年青时就一直没有娶媳妇。（直到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才娶到我么婶。）在这种情况下，我祖母（我们老家称“婆婆”，北方人称“奶奶”）为了方便替我幺叔做饭、洗衣，我婆婆在我幺叔未娶亲时就一直是陪同我幺叔在一起生活。这样看起来我们家在我婆婆这边尽孝心的事情似乎就会很少，其实不然。（搬迁到叶台之后我们依然住在一个村子里）
我婆婆她一生是个非常虔诚的人，她一生吃斋、不吃荤菜；别说是鱼肉鸡蛋这些，就连菲菜佐料她都是不能加的。正因为这样，我们家要是请我婆婆来吃饭，或者是我母亲到我幺叔家去做饭，就对于那个炒过荤菜的锅要烧辣，再要用“草把子”等几道流程反复地洗，对于那些生菜要特别严格地区分开来，不能混合地存放；对于那些食油都不能混合的装，我婆婆吃的菜一定是单独地做、单独地专用炊具和碗筷。（一定是将猪油等动物油与植物油分开）不然的话，我婆婆吃后就会怀疑吃到“不干净的食物”，就会生病。（我婆婆一生吃的食物就是青菜豆腐，最好的东西就只有是“元肉”，除此之外，就是那个油水方面稍微地比一般的人要多一些。（必须是植物油）而我母亲在这个讲究方面是唯一让她放心的人，这一点我母亲是做得特别好的。针对我婆婆这个情况，我在参加工作之后（包括在读中专期间）我只要是回来，孝敬我婆婆就只能是“元肉”，而那个早些年，这种食品是在土产公司才有少量卖的，而且很贵，不大好买。
我母亲另外一种孝敬方式就是那些年我幺叔尚未娶我么婶时，经常到婆婆家去帮忙洗一些床上用品、晒晒被子之类的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在婆媳关系方面，可以说我母亲几乎没什么事情，让我婆婆生气的。一来我母亲与我婆婆不是经常住在一起，第二呢我婆婆也是受过苦、受过难的人，也特别善解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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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例子：在我婆婆的娘家，她有一位亲幺叔，她这位叔叔据说是“倒插门”到杨家去的，所以改为姓杨，后因老婆及家人先后死去，家里的亲人都不在了（相当于都注销了户头一样）所以他在解放前就流浪到武汉去了。他叫杨坤山，生前住在武汉市西马路那里一个街道一个巴掌大的地方，可能在解放后政府就将他当无依无靠的孤老对待，每月有几元钱的救济。就是因为在1968年和1969年这两年连续水灾，我父亲和我到武汉去卖鱼时偶尔到他那里去借宿过，所以后来街道上要将他清理回乡投靠亲戚时，他说他只有到我们家来。（其实当时街道上政府部门也是没有人、也没有办法照料到他）因为他年轻时就一只眼睛失明，在武汉也没有房子，能动的时候靠自己做个钉子生意维持生活，（所谓的钉子生意实际是偷偷摸摸帮忙工人销脏——工人偷出来的钉子）也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积蓄。我父亲把他接到我家来时已经近90岁了，他耳朵也听不大清楚、牙齿也剩不了几颗、头顶上也没有几根白头发了，浑身脏兮兮的一股熏人的味道，他因为在武汉时就已经中风，所以他的嘴角是斜的，上下对不齐，说话流口水，假如是初次与他交流的人根本不清楚他说的是什么，要听好半天。
我父亲把他接到我家之后，请理发的师傅来替他理发、刮胡子，我们替他洗澡，然后换衣服；我妈则是为他做吃的，接着安排床铺、准备床上的铺盖等。
在接下来的四、五年的时间，除了洗澡是由我来帮助那位老爹以外，其他的吃喝拉撒几乎都是由我母亲负责，而且他来的这几年几乎都是在床上度过的。可以想象：我母亲当时已经过了44岁，而且身体不是很好，在我们一家本来就很忙、很挤、很辛苦的情况下，又增添这么一位老人，这个负担将会有多重？不仅如此，我这位老爹他的脾气还很大，动不动就莫名其妙地发火、甚至大哭。而我母亲和我们一家人也不能与他争、只能是顺应着他、像哄小孩子一样才能休止；直到他逝世，我家为他料理后事。在这个过程中我母亲不知付出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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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只是举了两个孝敬老人方面的例子，其实我母亲在我们那个大家族里，她作为老大房的长嫂，对于孝敬和尊重她的所有堂叔、堂婶以及所有的亲戚接待、“周钱达礼”方面（就是礼尚往来），她都是做出了表率的，即使我们家经常是“八个坛子六个盖——盖不过来”，她也是要为我们支撑着这个门户的。在家里，她在对待我父亲方面可以说一生是没话给人家说的，相夫教子、尽职尽责。无论是家族的妯娌之间，还是村里的老少爷们、或是年轻的晚辈，她都从未闹过矛盾。接下来我简要回顾一下她在抚养和照顾下一辈人这方面的一些往事：
在本文前面我就说到，我母亲这一生中她生养了我们兄弟姐妹一共是九个人，其中：一直到长大成人、成家的有五个。除此之外，我们这五个家庭中的孩子一共算下来有十几个人；再加上我母亲还帮忙照看过邻居家的孩子，也是有好几个人。在那个年代，大人们吃了饭筷子碗一丢就要赶着去出工，剩下来的孩子不管是有多大，这些任务都得由我母亲负责。这不光是一个吃喝拉撒的事情，也不仅是穿多穿少的温暖问题；孩子的安全是一刻也不能放松的。（我那位堂叔——经德大叔的三儿子就是一个例子，他在几分钟的功夫，离开了大人的视线，就不慎掉到我们村后面的渠道中淹死了；还有村西头王家一个女孩子，已经好大了，就一会没照看好，把房子烧了，脚指头烧没了，险些命也没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就完成的；我们的成长真的是我们的长辈们一把屎、一泡尿把我们拉扯大的，我们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都是长辈们替我们长期付出的艰辛换来的；我们要懂得珍惜、我们更要懂得感恩、同时我们还要去付出、去回报。接下来我同样只举两个例子：（因为关于我母亲的往事，实在是太多了，因篇幅所限不能太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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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在1971年的盛夏，当时我大哥已经在我们家的西边自己垒起了小小的两间房，他们当时已经有两个大人两个小孩了。时值“双抢”季节（就是抢割早稻、抢插晚稻）我大哥大嫂从生产队里的地里干完农活回来已经是晚上上十点钟了，再一家人生火做饭（有时候是我母亲帮着做饭）、吃饭、冲凉，全家人忙完到睡觉已经差不多就要转钟了；（每天早上还必须得5点钟的样子就要起床，因为早上做事凉快、效率高）他们白天干活一天到晚已经是累得死去活来，再等人睡到床上简直就像个死人一样，很快就睡着了，什么感觉也没有呀。当时孩子们都还小，最大的建河也不到2岁，因此他们都是挤在一个床上睡觉。
夜深了，屋子小，空气闷、蚊子多。两个大人是睡着了，可是孩子们却在与蚊子们在挣扎。于是一个个在床上翻来覆去来回的滚动，这你一滚、我一滚不打紧，其中的一个俊霞也没多大，就被挤到床旁边的“踏板”上去了。这一下小孩子肯定会被摔得疼痛难忍呀，于是就发出了很大很尖锐的哭叫声；滚着滚着，就又从“踏板”上滚到了床底下。就在这时，我母亲和我都在隔壁的房间里听到了孩子的哭声，我便隔着房间与我妈说，是不是要问一下我大哥？孩子是为什么哭得这么厉害呀？紧接着，我妈就使劲地喊我大哥，喊了好半天，我听到我大哥是答应了的，但隐隐约约、支支吾吾地又没有说出什么。可是孩子仍然在哭，只是哭声没有先前那么大，我妈仍然在不停地喊我大哥，孩子的哭声渐渐地微弱了、听不见了。我和我妈都感觉不对劲，于是赶紧起来到我大哥家敲门；（我们就是隔着一道墙，声音大时晚上是听得见的）
我和我母亲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大哥和大嫂从睡梦中惊醒。然后打开门，点上灯，看一看孩子，发现其中的俊霞不见了。这下我大哥大嫂可急傻了，其中：我大嫂边哭边找，我大哥则拿着油灯去检查后门是否关好？有没有可能是人来把孩子偷走了，或者是野猫来把孩子拖走了？他发现前、后门应该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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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好的，没有动过；唯一的窗户上还有蜘蛛网的丝，应该说也没有可能让野猫来把孩子拖走。我们几乎找遍了每一个角落，但都没有看到孩子，我大嫂这时真的绝望了，她哭得非常伤心。这时我认为只有床底下没有找过，（因为油灯不方便看最底下）而且孩子不可能离开这个家，于是我们赶紧找来一个手电筒，最后在床底下的最深处，我们找到了孩子。（因为房子矮，我大哥就在床底下掏空，地面呈坡状，外面高、里面低，孩子越滚就会越滚到里面的深处。）
我们找出孩子时，她已经是奄奄一息了，全身发紫，浑身被蚊子叮咬得不像样子，几乎没有气息。我大嫂几乎是急得傻眼了，我妈赶紧拿来暖水瓶倒开水，然后将开水冲成温水，再将开水调成温热茶，一面给孩子用温水洗，使她的全身温暖起来，另一方面灌温水茶，使她的内脏也恢复其功能。同时一边喊、哭，使孩子恢复知觉，还用手捏她的手脚，按呀、揉她的身体，（那时候我们也不懂得做人工呼吸）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抢救，最终将俊霞从死亡线上夺了回来。
如果说一个孩子的生命是脆弱的、无助的，需要母亲来呵护，这个道理我们大家都能理解和接受；但其实，母亲对孩子的精心照顾和关怀，并不仅仅是在婴幼儿的阶段，而是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直至我们完全成人。
在我的记忆中，我小妹在三、四岁时就在塘口医院住过院；我小的时候也出过麻疹，如果不是我母亲照顾得好的话，我也许成了一个麻子脸都是很难说的。接下来我是要回忆我在将要成年时，在一次暑假期间回队参加劳动的经历：
那大约是1971年暑假的时候，我当时大约15年岁未满，按照我们家的经济情况，放假是要回生产队参加劳动的。在非常炎热的一天，烈日高照，我戴着的草帽被一阵风吹落到农田的水里去了，为了不让新的草帽变形，我便取下了草帽放在干处平整地晒着草帽，自己则在太阳底下晒着劳动。这一晒不打紧，第二天，我的鼻血就流过不停，不能再继续参加劳动了。起初，我母亲还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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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一会就会止住的，没想到，我将左边的鼻孔堵住，就从右边流；两边的鼻孔都堵住就从嘴里流。我母亲仍然在继续忙她的事，再观察一会再决定是否带我去医院。我本来身体是可以的，但流血多了以后，就感觉有些心慌了，为了不让家人看鲜血流多了害怕，我就用草木灰将鲜血盖住；就这样流多了就加盖草木灰，流着，盖着；流着，盖着；不一会的功夫，我的鲜血也浸染了一大堆的草木灰。
突然，我婆婆来到我们家，一下子看到一大堆的草木灰被鲜血都湿透了，我婆婆这才赶紧叫我母亲来，要我母亲带我去医院看病。她说“男孩子的血比黄金还金贵，你再不去给孩子看病，小心连孩子的性命都保不住呀！”我母亲当然知道不去看病的话是有危险，但她为难的是，家里有90多岁的老人随时需要她照料，还有几个小孩子需要她照看；还有一大家子的衣服要由她洗，家里有几口人都出工去了，需要她做饭；还有菜园子里也还有事，等等。她要是带着我去看病去了，至少需要四、五个钟头才能回来，这期间如果家里老人、小孩子出了事情怎么办？（我婆婆当时也是年近七旬的人，她因为离我家相隔有八家房屋的距离，一般很少到我们家来管事）这时候我婆婆主动站出来说：“你先去带孩子看病，家里的这些先由我在这里替你看着，救孩子要紧。”就这样我母亲才领着我徒步到农场的职工医院去为我看病。（我们农场医疗是统筹，不要钱的）
有关治疗的过程，我真的是往事不堪回首。这不光是我流了很多的血、受了很多的罪，最关键的是当时那位从生产队抽调到农场职工医院实习的赤脚医生，他姓余，他没有临床的经验，用那个镊子夹着棉球使劲地往我的鼻孔里塞，另一个鼻孔则用一个气囊用注射器使劲地打气止血，把我的两个鼻孔弄个像个桃子一样大；在我和我妈返回的路上，走了不到一里路，我突然一个喷嚏就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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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气囊给打出来了，我妈又不得不带我重新回到医院，而我则一边流着血、一边还去捡起那个带血的气囊。（我后来一直怀疑我的鼻中隔弯曲就是那一次错误的治疗导致形成的，其结果就是我的发音变声了——我自己的发音，自己听见的与录音不一样，我之前的发音是很好听的，班级上读报的事几乎是我承包的。）
再次回到医院之后，这回遇见值班的是朱仕武副院长，他一见我血淋淋地拿着气囊就知道我是刚来治疗过的，就顺便问了我一些病情，我也同时将那个气囊递给朱院长，他说不再用这个了。只见他用镊子敲开了一支注射用的药水，然后用药水浸湿棉球，再将这棉球轻轻地塞进我的鼻孔，血就止住了。同时他还开了四支安络血，当时在医院里打了一次，其余的则带回队里由赤脚医生打。这只是在我长大之后，我母亲带我去看病的一次经历，小的时候就记不清了。
改革开放带来巨变母亲退休怡养天年
自我们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农场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这个家庭也随着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变化而一天天地好起来了。
首先，从80年代开始，国家将整个社会转入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再搞所谓的政治运动了。这对于我们这个家庭来说，在政治上不再受欺视了，我们都是平等的中国的公民了，我们真是扬眉吐气呀！
第二，在恢复高考之后，我们家的后人有平等地享受受教育的权利。这在之前我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因为当年我初中毕业时作为全校总分第一、三个主要单科第一的成绩，而且还是“三好学生”都没有让我去读高中；甚至在刚恢复高考的1977年，我也是考中专初选上了的，但是在政审时因为我们家的成分问题、以及我父亲曾经的劳改经历而最终未被录取；1978年，国家政策进一步放开，整个社会各行各业都需要大量的人才。我在因为有了77年的中考初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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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农场破格让我参加了只有高中毕业才能参加的教师整顿考试，在我获得第四名的成绩之后，农场教育组大胆地让我到五台中学去任教。（当时具备高中毕业才有资格参加考试的人和在职老师、代课教师共一百几十人参加考试。）让我一个初中生去教初中，当时真是压力山大呀！要知道我只是一个文革期间初中毕业、并且是在农场劳动了五年的回乡青年呀！但我当时仍然是充满了信心，浑身上下有一股使不完的劲。任教两个月后，地区财校的录取通知来了，我这才离开学校，继续我的求学之路。直到现在，在我们这个大家庭中，在我母亲的子孙中（包括外孙子、女）最高学历的有研究生、还有本科生、专科生、中专生；当然早期的还有高中生、初中生。（当时只是大环境不让我们家的人读，而不是我们的父母不让我们读）在我们这些人中，有专业资格的有：注册会计师、注册企业法律顾问、注册资产评估师等，有专业职称的有：会计师、经济师、工程师等；（这都是改革开放给我们家带来的实惠）
第三、国家政策向“三农”倾斜（三农：即农业、农村、农民），提高了农产品的价格，进一步缩小了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使农民得到了实惠。同时国家减免了多少年来一直保持的“农业税”；农场也通过精兵简政、压缩了行政干部的编制、降低了费用，从而减少了向农场职工的提留任务；另一个方面，农场职工现在可以根据市场的行情自由种植农产品，从而提高自家的收益。
第四、由于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普及，农场职工种田再也不像从前那样起早贪黑、那么辛苦、那么累了。现在不用插秧改为抛秧（有的用插秧机），除田里的草也不用人工，而用化学除草；有关犁田、运输等就全部用机械了，再也不是像从前那样人挑肩扛、或者是用耕牛了。（现在我们那里一头耕牛都没有，我真还有些舍不得。）自从有了葛洲坝之后我们那里的水患也基本上是没有了；但说句实话，现在的农田基本建设还远不如我在农场时搞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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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国家全面落实了农场职工的医疗、退休等保障政策。我们家里到了退休年纪的人都享受国家的退休待遇。我母亲现将要超过90岁了，这次回去还要申请高龄补贴。（我们兄弟姐妹五人，除了我和我的大妹的档案现不在农场之外，其余的都在退休之列）现在我母亲的退休费每月都有2000多元，再加上我们几个人的赡养，可以说她已经是衣食无忧、怡养天年了。（我父亲也是享受了近20年退休生活的幸福时光，于2008年12月10日病逝，生前同我母亲来过深圳。）
第六、现在农场的职工既可以在农场从事农业种田、养殖，还可以到城里去就业打工，甚至还可以到城里去置业、做生意。这是我们从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这也是我父亲一生所向往的自由生活；所以他们那一辈人的梦想就靠我们这一辈人来实现了。时至今日，他们的后人——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女们现正分布在全国各地大、中城市、乡、镇、场（当然也包括还有留在农场的，农场永远是我们的根）、街道等，现在我们已分布在多个行业、做不同工作的也有，可以说我们大多数的家庭已经进入到小康之家、或者说正朝着向小康水平在迈进。
所有发生的这些转变，都是由于我们国家实行了改革开放的富民政策，我们要感谢党、感谢改革开放给我们的这些政策和方针、同时还要感谢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长辈；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像我开头所说的：不忘过去、珍惜现在；刻苦学习、努力工作。孝敬老人、教育后代；肩负责任、开创未来。
肖益繁
2017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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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有关我母亲的回忆就写到这里。接下来的这一篇《母亲二三事》是我在十几年前，在三九生化工作期间写给公司内部报纸的一篇回忆我母亲的文章，这篇文章主要是侧重我母亲对我的教育和培养，其时间段基本上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一些事情，其内容对于青年人的教育有一定的实际意义，同时在写作上亦有一定的特色。（该文章通过我母亲的语言分别作为四个小标题，从“情与法”、“钱与权”、“公与私”、“人与人”等不同的角度进行展开说服教育，这对于提炼整个文章的主题和表现人物的思想、以及对后人的教育都具有极其生动、形象的说服力。）这篇文章既可以作为《我的母亲》在教育后人这个方面的补充，同时也可以单独作为一篇来阅读。之前最早收集在我自己写的《在另一片蓝天》一书中，之后在我的博客里也有发表过，（但由于网页上沿用了书上的格式，导致别的网站引用时个别地方顺序上有错误）本次附在本文之后，在个别地方，尤其是时间、年龄等文字方面略有修改。顺便还要说明的是：这篇《母亲二三事》的回忆文章，在我在千色店工作期间，公司通过1500名员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我获得了第一名的奖励，同时获300元的奖金；另外，在我的这篇文章发表之后，“范文网”将我的这篇文章作为十佳优秀范文被列为之四（详见后面的网站及部分截图），“第一文库网”则是通过一个热心读者的推荐，将我的这篇文章收集到其中，但注明作者仍然是我本人的。接下来请看修订后的全文：
《母亲二三事》
我的母亲是一位非常普通的农家妇女。她今年已经满90岁了，她没有文化，甚至在她的脚趾上还保留着年幼时包裹过的痕迹。她一生没有干过一件轰轰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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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事情；但在她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她历尽沧桑、含辛茹苦、省吃俭用、积劳成疾。为把我们兄弟姊妹五人拉扯大，并受到良好的教育、以致每个人都成家立业，她和我父亲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她一生勤劳、善良、贤慧、仁慈；她不仅给了我生命，并哺育我成长，更教会了我怎样做一个正直、善良、敬业、守法的人。
“好姑娘有的是，你要懂事。”
1976年夏天，是我初中毕业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第四个年头，那年我20岁，当时我被安排到大队农科所劳动一年，在农科所，有一位热情开朗而有上进心的女青年经常向我问一些学习方面的问题，久而久之，俩人的交往就比较多一些。她为了向我表示感谢，还特意亲手为我纳了几双袜底并送到我家来，我母亲见此情景，心中有几分忧虑。送走客人后，她把我叫到她面前，语重心长地说：“三，你可不能跟她谈恋爱呀！她男朋友是当兵的，你可千万不能去犯这个法呀，再说好姑娘有的是，你要懂事。”（我在家排行第三，“三”也是我的乳名）听完母亲的话，我又好着急，又好笑，但我深深理解母亲的心情。于是我大声对我母亲说：“妈，我知道的，您就放心吧，我是不会犯任何法的。”
“一生的饭不能一口吃”
1981年初秋的一天，我已拿到地区人事局毕业分配办公室的介绍信，上班那天，全家人高兴得不亦乐乎。临行时，我母亲拉着我的手，心里充满了激动与喜悦，同时也有一些担心。她说：“三，你今后要做的工作是当会计，每天都要与钱和帐打交道，你可千万不能有任何差错呀！公家的钱再多，那只是公家的，你只能把它管好，一分钱也不能乱动；该你得的钱，你就拿着，不该你得的，你就不要去想，一个人一生的路远得很，一生的饭不能一口吃。”正因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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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讲的这些话，让我深受教育和鼓舞，在我从事财务工作三十多年来，从来就没有出任何差错，而且真正做到了“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
“公家的事是大事，个人的事是小事”
1990年农历腊月28日，我带财务科几个人在孝感地区宾馆忙完了年度决算汇总，便连夜冒雨赶回家中，一进门，妻子便说：“妈已在医院开刀住了三天。”我顾不得细问，二话没说，又急匆匆地赶到农场职工医院。走进病房，我一眼看见母亲躺在病床上，整个脸上面如土色，两只眼窝陷得很深，满脸的皱皮子搭在面颊上，俨然就像是一个皮包骨的人一样。“妈，我来看您了。”我轻轻地喊了一声，我母亲听到我熟悉的声音，一下睁开了眼睛，然后两只手紧紧抓住我的手，两只眼睛盯着我的脸，好一会时间才说出一句话：“三，妈差一点见不到你了。”话音未落，母子俩已泣不成声，泪流满面。原来在我赴地区参加农垦系统决算汇总的第二天，我母亲就已入院，经医生及时全力抢救，才得以保住生命。因为我母亲患的病是十二脂肠恶性化脓性溃烂，并感染至整个腹部，这其中忍受的痛苦对一个年老体弱的人来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当我责怪我母亲为什么不让我妻子打电话给我时，我母亲不假思索地说：“就是你回来，还是靠医生替我治病，你又不能替我治病，你忙的是公家的事，公家的事是大事，我个人的事是小事，再说，我到了这把年纪，死得过„„”听着我妈的这些话，我还能说什么呢？她虽然没有文化，但她尚能明白这些道理，而我受过高等教育，受过党和人民多年的培养，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呢？
“同船过渡，五百年所修”
1996年春节，是我来深圳打工后回老家过的第一个春节，全家老少，四代人欢聚一堂，其热闹的气氛真可谓喜庆、祥和；然而，我母亲似乎仍然对我不放心，她让我坐在她身边唠叨个没完：“三，你在外面打工，认识的人都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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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五湖四海，遇事要冷静些，要克制自己，不要伤和气。俗话说：‘同船过渡，五百年所修’, 像你们这样几千里路走到一起共事, 不知是修了多少年的缘分啊! 尤其是在单位上, 你要尊敬领导、团结同志、与大家搞好关系„„”听着母亲讲这些话，我又仿佛回到了青少年时期。
诚然，在母亲身边，我永远是一个没长大的孩子。然而，我又时常因为自己不能回到父母身边，为年迈的父母尽一份孝心而苦恼。时值母亲节即将来临之际，回忆以上几件小事，以表示对母亲的思念和敬意, 愿父母健康长寿、晚年幸福。
肖益繁
原作于 2000年4月20日于深圳
2017年9月13日修订于深圳
见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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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网站载图：
另外：
在百度上搜索“肖益繁”这三个字就可以找到上述博客，看到更多我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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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的照片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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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母亲的照片（是我用单反相机照的，大约86岁时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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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母亲在我大哥门前留影（截图）
上图的群乐村即是我母亲出生地“涂家门”，东边对河就是八埠口——孝感麻糖发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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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母亲曾经包裹过的脚，我给她在门外拍摄时留影（室里效果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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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是我老家祖居的湖北省孝感市朱湖农场洋湖分场肖家台子。（现在隶属于团结村）
这就是我们后来定居的地方：湖北省孝感市朱湖农场五台分场叶台村。
肖家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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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母亲89岁时的照片 下图是涂家门——我母亲的娘家所在地。（现群乐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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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两图照片是2017年10月4日（中秋节）我们全家在乾坤大酒店为母亲90周岁庆祝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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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
1978年8月14日，这一天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因为这一天是我真正离开家、离开母亲、走出农田，奔向社会自己求学和独立工作、生活的日子，回想起来已经快40年了，这么多年来我与母亲聚少离多，我很是愧疚；而今年的9月17日（农历7月27），将是我母亲满90周岁的生日。经过我征得我母亲的同意，我决定利用今年国庆长假的时间，回老家去给我妈补办一次90大寿的生日庆典；同时我还想把我妈这一生中她所经历的一些苦难、她的勤劳、善良、坚强、慈爱以及她的美德和为人等等家中的往事整理成文字，让我们家的后人铭记、传承和发扬。从而让我家的后人不忘过去的苦、珍惜今日的甜，使我们的晚辈像上一辈人一样，争取努力做一个勤奋、进取、节俭、有用的人。因此，我现在就将平时回家与父母、兄长们一起沟通、交流、回忆的一些事情，同时也包括我记忆中的一些亲身经历和妈妈的一些往事整理如下： 母亲的身世
我的母亲于1927年8月24日（农历丁卯年七月二十七）出生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农民家庭，这个村子叫涂家门。（没想到竟然在百度地图上还找得到）这个村子的位置坐落在现在孝感城区西门外往西方向两公里处的河口大桥西侧，沿澴河水南下约三公里处，有一个叫八埠口的渡口（现隶属于八埠村），在这里往堤外有一条小支路和小河，沿着河堤走大约三四里路就到了涂家门这个上十户人家的小村子（现在是叫群乐村，这个地方是与云梦的接壤处）在我们家乡历史上多少年来就流传着一句“八埠口的麻糖，三军台的婆娘”的顺口溜，历史上这里的人就以麻糖等传统食品制作、做些小生意为生；而今天驰名中外的“孝感麻糖”的真正发源地就是八埠口这个地方。这里的交通从前不是很发达，倒是水系比较丰富。我的母亲就出生在这个穷乡僻壤、长在渠网河边的地方，这为她后来的人生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我们的记忆里，外公和外婆我是没见到过的，因为他们大约在1946年前就相继逝世了。在母亲的亲人中有个老实本份的哥哥、一位能干的姐姐和一个聪明的弟弟。其他的堂叔和堂婶也有几个，但走动的也不是很多，相对来讲，我们与大姨妈家和小舅舅家算是走得是比较亲热、来往密切一些的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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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因为家里穷，没有读过书。在少年时她甚至还缠过脚，但是她刻苦好学，心灵手巧，无论是家里屋外，缝补浆洗、纺纱织布、做饭做菜、种田驾船，她样样都会。尤其是她制作的咸菜、逢年过节做的糖果等让我们终生难忘。
母亲17岁嫁给父亲遇运动新娘衣服被扒
在我母亲17岁多的时候，她就嫁给我父亲。（结婚纪念日是甲申年冬月十六,1944年12月30日）我的老家也是在湖北孝感南门外约30里地的一个农村的地方，按照现在的地名是朱湖农场洋湖分场肖家台子。（过去这里归高桥乡管辖，1959年这里才开垦为国营农场）我父亲按照家族的排行是爷爷那一辈中老大的长子，因此也应该是这个大家族中比较重要的一员；然而，我父母成亲后并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幸福，而是受苦受难、忍受了家庭和社会上无尽的屈辱。
我们家祖上属于封建社会，在那个年代祖辈们世代都是农民，一代代都是勤劳、俭朴，治家严谨，对后人的管教也是特别的严格。因此，家里的经济条件相对于当时当地一般农户来讲就是要宽裕一些，其实这都是家里人省吃俭用从牙齿缝里挤出来的。到我爷爷那一辈上，尤其是临近土改时期，家里的经济发展到鼎盛阶段。他不但会种田，还会经商；尤其是擅长做耕牛和木材生意。因此，家里的田地是越买越多，房子也是做得比较大而显眼。而我母亲则是随着家里人一样常年累月风里来、雨里往，终日劳作在田间地头，每天晚上还要为全家人纳鞋底、缝补衣裳、做饭洗衣等干一些家务活。
可是我的父亲并不受我曾祖母那一辈人宠爱，他们不但不喜欢，反而还歧视我父亲，甚至牵怒于我母亲。因为我父亲受我爷爷的影响喜欢经商，不大喜欢种田，而且有点爱赌博的恶习。这样的话就被我曾祖母那一辈人视为家里的“败家子”。正因为这样，他们不让我父亲读更多的书，（但他当时还是读过私塾）也不让其经商；而我父亲也是一个倔强的人，你们越不让我读书，我越要学习。他竟然在门外的门缝里偷看着学会了打珠算六七二五除（就是归除里的多位数除法）（当时是曾祖母那些长辈请的一位先生，专门教我家里的一位幺爹爹——就是我爷爷的亲三弟，那位幺爹爹的年纪比我父亲大六、七岁，他读的书很多，一直读到20多岁，当时是我们家甚至是当地文化水平很高的人。）
我的曾祖母是一位典型的封建社会的家长，她个子很高，两条腿像圆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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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她和我祖母都是封建社会的那种小脚女人）她的权威也很大，在六十年代末，我还亲自看到过她用拐棍打我父亲的头，对于我祖母和我母亲，她稍有看不顺眼的事，就破口大骂。（直到67年的冬季，她才无疾而终，享年差不多上百岁）正因为这样，我父亲忍受不了这种家庭的束缚，在土地改革来临之前（也就是婚后不久），我父母就与爷爷他们彻底地分家了——另起炉灶自己单独生活。
随着社会的变迁，湖南农民运动也迅速影响到我们当地。打土豪、分田地
的运动也一浪高过一浪。土改运动来了，我爷爷的田地也被没收了，房子被分给了本村的贫雇农人家，爷爷被扫地出门，一夜之间成了最穷的人。（当时没有被盲目枪毙就算不错的）紧接着划成分，我爷爷被划成了二地主，我父亲则被划为富裕中农。（因为我父亲与我爷爷是在土改前分家的，要不然我们家的日子更加难过——有可能也划为二地主。其实我爷爷当时除了有自己的田地和房子之外，也只不过是替当时的大地主当过收租的代理人，并未干什么坏事；最无辜的要数我幺叔——就是我父亲的最小的一个弟弟，他初中刚毕业，尚未成人才十几岁就被划为“坏分子”，有了这顶帽子之后，他的整个上半生几乎是过的非人的生活，类似他这样的人自尽的也大有人在，他直到79年才被摘帽子。） 我父母成家后，由于在经济上一直是由长辈们掌控，一直也未添置多少衣服。在52年秋季土改的一天，母亲实在是没有换洗的衣服穿，就把几年来一直舍不得穿的做新娘穿的衣服拿出来穿在了身上。没想到，这一天突然开批斗大会，台上正好将我爷爷和我父亲五花大绑押在台上“低头认罪”——挨批受斗。台下有贫下中农义愤填膺不停地叫喊。其中一位与我家同姓的我父亲的堂嫂，为表现她那鲜明的阶级立场，竟然说大地主家的人还穿这么好的衣裳？她一上去就把我母亲的当新娘穿的衣服给扒下来了。我母亲当时欲哭无泪、不敢反抗。 母亲说小舅舅是她的亲人小舅舅说我父母是他一生的恩人
母亲嫁给父亲不久，外公和外婆相继逝世。当时，我小舅才10岁，他在家里自己与大舅伯相处得不是很好，甚至有时大舅伯还会生气打他，他在家里衣食没有着落；他到我大姨妈家也去过，可大姨妈这人性格有点急，也爱训斥他；唯有我母亲个性比较温和要好相处一些，而且我父母都明确表态：我们家只是粗茶淡饭，只要我们有一口吃的，他就不会饿着；而小舅舅这个人当时虽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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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头不高，细骨细棒的，可是人肯吃苦，只要是力所能及的事，他也从不闲着。小的时候相对来说，算是我们家接济了他一下，可随着他慢慢长大，倒也着实为我们家做了不少的事情，因为在1956年以前是还没有实现农业合作化的——是单干，所以他可以帮忙我们家种田，事实上他在我家生活到1954年可以自立时就回去了。要说这好多年，我们家的日子也并不是很好过的，而我母亲说：小舅舅是她最亲的亲人，我们不帮他，谁帮他呀？而这一段时间对于小舅舅来说，他的要求也很简单，只要有一口吃的不饿死就行，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母亲的确是让他度过了年少时最难的一关，而且在我们家也锻炼了他坚强的意志。
小舅舅回家后没多长时间，就通过亲戚弄到铁路上去工作，而且很快就成了亲。可是婚后不到三个月就因性格不和而离了婚，紧接着没多久，就又有人替他介绍了一门亲事。而这门亲事的女方条件很不错，不仅身材高、皮肤白、人也长得漂亮、最主要的是人很通情达理、善解人意；唯一的有个条件就是要“倒插门”，而且对于这么好的女人来讲，肯定是“三抢五夺”，时间上不能耽搁；我舅舅当时可以说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心里想志在必得，但要花钱又拿不出来，该想的法子他都想了，可是钱的问题仍然没有着落。他也知道我们家的家底是拿不出什么钱来的，可实在是走投无路，他也只有来试一试再说。他到我家之后，直接说明了借钱的来意，我母亲打心里为他高兴，可自己能力又有限，不能为他帮什么大忙。她只好到能借的叔子们那里去帮他尽量多借一点，另外家里还有一窝快要出栏的猪仔（尚未到最佳变卖的日期）我父母二话没说，第二天五更时分，就让我父亲和小舅舅俩人各挑一担猪仔到孝感城里去变卖了，变卖的收入除了俩个人在城里过了一个早，花了几个零钱之外，其余的九十几元钱全部都给到了小舅舅。就这样，通过我父母的艰难努力为小舅舅成全了一桩幸福美满的婚姻。在本文前面，我提到一句“八埠口的麻糖，三军台的婆娘”的顺口溜，其中后一句就是说的三军台这里的美女多，而我小舅妈家就是住在三军台河对岸的李家茨柳这个河堤边上。（过去在府河未改道之前这里是一个重要的水上交通要道，这里的水流清澈，经济发达，所以美女亦多。）可以想象：我小舅舅当年为了娶到我现在这位小舅妈——当年这位
三军台中美女中的美女，不惜放弃了铁路上的工作，这是要多么大的决心和勇气呀！到现在，我小舅舅已年过八旬，一家四世同堂，好一大家子人都过得很幸福、很开心。所以，我小舅舅说：“我父母是他一生的恩人，没有我父母的帮助，就没有他现在的今天”。其实，有关这一大段的往事，我的父母并未同我说起，倒是我在这么些年一直坚持到我小舅舅家去拜年的时候，是他老人家与我讲起的，而且不止讲过一次。而在我父母看来，亲人之间互相帮助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
父母婚后近19年母亲生育我们兄弟姊妹9人
我的父亲和母亲是于1944年12月30日结婚成家的，至1963年10月7日我最小的小妹出生，在这19年不到的时间里，母亲共生育了我们兄弟姊妹9人，平均大约两年多时间生育一个。其中：在1951年7月至1958年7月这8年的时间里共生了5个，真正幸存活下来的只有我一人。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谁都知道：一个正常的家庭，19年生育9个孩子是何等的辛苦和艰难；而对于我父母是一个地主家庭的儿子儿媳来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又是多么的不容易呀！我母亲不仅每天要坚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每天受苦受累，而且她还要面临当时各种政治运动给她带来身心的摧残和精神上的折磨以及她与子女之间生离死别的痛苦，在那个年月，几乎所有的天灾人祸都降临于我们这个家庭、降临到我母亲的身上。（详情将在下文逐一展开，有关我们家亲人的生日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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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洪水淹死无数人父母同舟共济救全家
1954年盛夏，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突如其来地席卷了我们的家乡，导致我们那里到处都是一片汪洋，而在一望无边的水流中漂浮着无数的人和动物的尸体以及被冲垮的房屋和物料。事实上，54年的这场洪水是长江流域中下游多个省份的一场历史性的灾难，史称“荒年”。而我们家乡地处江汉平原最东南的位置，也是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水的末端，同时又是府河和汉水的支流——汉北河这两大河流的夹角之中，是一个低洼的湖区。（汉北河的下游又叫沦河）
在大灾大难面前，家里爷爷他们也拿不出钱来养活这一大家子人呀！（更何况他们早已经分了家单独在生活，而且他们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呀！）我的父亲和母亲只好通过早年认识的一位最要好的朋友——湛宗华伯父租借了一条木船，带着全家当时的一共六口人背井离乡出去逃荒。（他们当年认识时，也是因为我父亲帮忙我那位伯父推销了红薯而结成朋友的）他们顶着风、冒着雨、驾着船、逆流而上往高处寻找能够落脚和生存的地方；经过一天一夜的长途劳累和奔波，终于在孝感城里磨子巷挤到了一位两代寡妇的好心人家里安顿下来。（其中老一代的寡妇张“三婆”、少寡妇肖“二婆”，门前有个球场）之后就由我母亲照看好当时还年幼的哥哥姐姐们，我父亲则出去找事情做，替人家当搬运，在码头上帮人家装货和卸货、运货等干一些力气活。
经过一段时间的打工之后，我父亲在逃荒过程中再次得到了湛宗华伯父的帮助。说起我这位伯父真可谓是一个高大威猛的汉子，他长着一脸的络腮胡子，浓眉大眼又显得很慈善，说起话来犹如铜钟一般洪亮浑厚、非常响亮而有力，喝起酒来也很豪爽，但是他为人非常好，对我们全家都特别亲切。
我父亲也是一个魁梧、壮实的人，很善于交际、喜欢交朋友、乐于帮助别人，关键时候也特别能吃苦；正是由于认识了宗华伯父并结为朋友，我父母就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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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他们的“船帮”（就是船队的意思）自此之后，我母亲就将哥哥姐姐委托给别人照看（其时我大哥已经八岁多了）同时我大哥哥也可以照顾一下小妹妹她们了。在“船帮”中，有时遇到大生意大家就合伙来做，如果是小生意，大家就分散各干各的。我父亲善于与人家谈生意，也很会算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接单，相对于其他船工来讲，也许是他有一些文化，也许是他人缘好，大家都希望他牵头与客户接洽）在与客户谈价格时，我父亲总会尽量争取自己的团队利益最大化，而在内部算账时，宁可自己吃点亏，也从不沾人家的好处；而我母亲她虽然也会算账，但从不过问我父亲与人家算账的事，她只是默默无闻地做她自己的事就行了。在那段时间里，不管是当搬运也好，是跑运输也好，或者是贩卖农产品也好，总之，任何赚钱的活都不放过。（在那个年代，又是被水淹的荒年，船只成为最主要的运输工具，因此在有了“船帮”之后就不愁没事做。）
在这逃荒的一年中，我父母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度过了当时的饥荒，而且也经历过很多的激流和险滩，同时也目睹过别的人船翻人亡的惨状，他们总算战胜了这场天灾，而最为遗憾的是在这场灾难中，我们家失去了三位亲人。其中：秀珍姐和秀萍姐分别于1954年7月、8月因病而死，她们当时一个3岁、一个只1岁；另一个哥哥是在1955年11月，在孝感地区医院里，因为母亲身体虚弱难产、昏迷不醒，新生儿生下来之后一直是健康的，没有任何问题，但放在妇幼科两天之后不见了，事实上是被人家抱走了。（因为在临产前刘护士问过家里有几个孩子？有没有男孩之类的话，那位刘护士的年龄按当时的情况看，应该是比我大哥要大10岁，这是主要线索）事情发生之后，我母亲也没有去找医院理论，她认为，既然人家想要抱他走，总比我家的条件好，就给他一条活路吧。（当时也的确是因为是个灾后之年，家里的条件有限，孩子连名字都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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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得及起，就被人家抱走了，所以我妈也不同意去找医院讨说法，就这样罢了。）我家还有另外一个小弟弟，他是1958年7月生，名叫望清，他只活了50天之后就夭折了，当时的迷信话说是叫“偷孙娘娘”害死的。（其实是急病死的。） 母亲总是善良的，同时又是最坚强的。她没有在失去亲生骨肉之后而悲痛欲绝，而是强忍着悲痛，用她的最大能力振作精神抚养好幸存的两位哥哥。
1955年开春时节，是政府号召搞互助组、开展农业合作化的时候。以我父亲的个性，他宁愿在外面驾船流浪漂泊，也不想回家种田受气；可这是政府的号召，不回家搞灾后重建也不行呀？于是，一家人又驾着船，带着我父母给长辈们买的布料、食品和礼物，还有炊具和家里的生活用品、还有粮食等，可以说是高高兴兴、满载而归。说句实话，我爷爷奶奶等那些长辈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我父母亲还能以这样的形式回到家中的，虽然说家中少了两三个孩子，但大人和两个大孩子总算是安全健康地回到了家中，这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好得多，比起村里其他饿死、冻死、病死的那些人家来讲也要强得多。这又让他们看到了我父母的另一面，也可以说让他们看到了一线生的希望。
父亲热心快肠乐于助人母亲倾其所有真诚待人
经过了54年的洪灾之后，在我们当地逐渐开始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就是一种互助合作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到1956年开始实行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而我们家乡在1959年又组建了国营农场。（所谓国营农场，就是所有的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所有种田的成年人都是农业工人的身份，生产队生产的所有农产品都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全部由国家统一按牌价收购，所有的农业工人及其家属按照国家统一的标准吃供应粮，平时按每人的工分及粮食指标预支口粮，年终决算按全年收益、结合平时的预支进行结算、多退少补。）这样的一种体制换句话说：就是吃的是城市人的粮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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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的是农村人的体力重活，没有哪一家是能够吃得饱的。（当然，在农忙季节和修水利期间有粮食指标的补助，但是这个量太少了，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我是在1973年7月初中毕业就回生产队参加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直到1978年8月才离开生产队的，（先是通过教师整顿考到去五台中学任教，两个半月后被孝感财校录取去读书学会计）；后来又于1988年3月至1992年9月在农场当了五年多的财务科长，我对这个情况太熟悉了，只不过我任职这个期间已经是改革开放之后，“统购统销”政策已经名存实亡了，农场职工的温饱问题在这个期间是基本解决了的。）
在我们家乡建农场初期，每家每户的菜地也是极其有限的，所以大多数的家庭是吃不饱的，在这种情况下，多数家庭就需要在粮食中加一些红薯、地瓜、萝卜之类的农产品进行充饥。在这个期间，我父亲的那个北边白沙的朋友（就是我那伯父湛宗华）就抓住商机，从他们那里运一些红薯、地瓜、萝卜之类的农产品到我们这里来卖。有些农户家里当时不方便，就由我父亲将账记上并在日后代为收取，于他下次来时一并与他结清；而且在他返程的时候又把我们这里湖区廉价的芦苇等烧柴、莲藕（他们那里没有的东西）带回到他们当地去卖，这样的话让他来回都有钱赚。除此之外，我母亲还每次尽家里的所有，无论如何要让他们朋友之间好好地喝上几盅酒，不然的话，她心里总会过意不去。 就这样一来二去、久而久之，我那伯父又带来一些他家乡的弟兄和朋友，使我父亲的朋友圈又逐渐地扩大了。而且我父亲在我家乡这边也比较有人缘，帮忙他们推销起来也算是一把好手。随着这种业务的扩大，他们还带来一些女眷，带来了他们自己织的棉布、床单、枕头等布艺手工产品，所以后来我们两家就像亲戚一样走得非常亲热。为了表示他们的友好，那些客人还不时送给我们家一些自己织的棉浴巾、枕巾之类的礼品。我父亲虽然是一个爱玩钱的人，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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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朋友的钱，他从来不贪一分，他一向是亲弟兄、明算账，帮忙归帮忙，他从来不收取一分钱的好处费。正因为这样他们朋友之间才互相信得过、交得深。要说我父亲与我那伯父的交情好到什么程度，举一例子就可以说明：
早在我母亲怀着我的时候，我那伯父家伯母也怀着一个孩子，他们俩就互相承诺要结为亲家，指腹为媒，不管哪一家是男是女，只要是不同性别就成亲。可后来是因为我的原因，导致没有兑现承诺。而我当时主要也是因为家里穷，没有新衣服穿而导致我赌气没有及时去赴约相亲，我当时想买一件12元钱一件的小翻脸棉衣，家里没有钱不给我买，所以就错失了良机；（当时的12元钱，相当于一个初中的老师三分之一的工资还要多，我在78年的工资是30.1元。，而将要去相亲时是1973年的冬季，我当时大约17周岁。）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家有可能想让我“倒插门”，对于这个作法我觉得似乎有些不大情愿，因为我小舅舅是一个很精明能干的人，就因为是“倒插门”他受到过好多的委屈和管束，所以我当时在未见到对方本人的情况下，多少还是有些迟疑。（其实我们在这之前已经有保持通信联络有好几年，她在后来恢复高考时考取了地区卫校，我也于次年考取了地区财校，只不过她在考试时是高中毕业，而我只是初中。）
还有一件事情，是我大哥亲自对我讲的。就是他十六岁的时候，他应邀到我那伯父家那里去玩了一趟。没想到那些我父亲的朋友听说是朱湖来的我父亲的长子来了，一个个争相抢着招待，像招待贵宾一样，有的还送一些礼品，搞得我大哥受宠若惊，他记不清有多少家接待过，也记不清是哪些人送了东西，真的是太热情了。（之所以这样的热情，都是因为他们曾得到过我父亲的帮助）
朋友的感情总是相互的，也是值得我们去铭记和感恩的。就在1968年和1969年期间，因为我们家乡搞文化大革命，防汛的事管得不是很得力，再加上那两年的渍水也是特别的大，导致沦河堤两年在同一个地方发生溃口水灾，当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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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都是通过一封电报就将我那伯父召了过来帮忙解救灾情。甚至在1970年没有发生水情的情况下，他也主动驾船到我家来关心我们。他的举动让我们感到非常敬佩。所以后来在他生病期间，我从深圳回老家时还专门到他家去看望了他们全家。（在我来深圳前，有一次是在工作中交互检查也是去看了一次。） 父亲五年两次劳改母亲在家艰难度日
1960年，当时我父亲是小队队长，5月4日，因为压赌博风被抓走，判半年刑。(关在朱湖四棚看守所。) 其实当时的所谓赌博就是我们家乡的那种抹“上大人”纸牌，至少要四人才能凑在一起抹的，那时候的农村，也没有多少赌资，如果说真要压风的话，为什么只抓我父亲一人呢？这实际上是有人借机报复。
我们老家那个村子叫肖家台子，本来一个村子的男性都姓肖，可能是因为家族隶属关系亲疏的原因，这个村子一直就沿袭着分为东头和西头，在62年时这个村子是一个小队，因为总是有些矛盾，所以就在63年分为两个小队。1963年的春天，因东头、西头这两个小队为积肥挖塘泥引发纠纷打架但并未伤人，我父亲肯定是参加到其中（因为东头总共只八户人家，而西头的户数亦多、人亦多），其结果倒霉的肯定也是我父亲。（因为我家的成分不好，再加上我父亲又是劳改释放犯）所以在农历1963年6月18日，我父亲再次被抓，判刑两年。
父亲作为家里主要劳动力不在家，两个哥哥尚不得力，母亲在家度日如年。（我爷爷在发生打架事件之后，于这年春天下早稻秧之时病逝了）这个时候已经是要靠劳动挣工分吃饭的年月（不是单干）其时就只能靠我母亲和大哥为主参加劳动挣工分，我二哥也可以参加，但分值较低；（当时我已经在开始放牛了）这两年的时间全家人基本上是处于吃不饱、穿不暖、睡不宁的一个状态。
我记得1964年秋季我去上学报名的时候，是我二哥在一个下雨天背着我到邻村的游家台子去报的名。到后来我开始学写信的时候，第一封信竟然是写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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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统统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在这种政治背景之下，我们家哥哥和叔叔、那些堂叔们订的婚姻全部都被退了，全家人整天过着惶恐不安的日子，随时都有可能被抓得去批判、斗争的可能，甚至挨打。
在一个偶然的时候，我父亲因为被派到总场去出差（我父亲一生都喜欢出差，他特别向往外面的世界）在他与别人聊天的时候得知在五台分场叶台生产队（亦叫第七生产队）这里有个“幸福院”要撤走，这里有200多亩田地需要人耕种。（“幸福院”相当于当时农场办的一个“青年突击队”）我父亲在掌握这个信息之后，回家去迅速与家族的几位长辈商量，决心要尽快搬到这里来生活。
1967年8、9月，我们全家老少齐上阵，齐心协力都搬家。我那两个哥哥自然是搬家和做屋的主力军；那时候我还不满11岁，可是我已经能够独立地驾着装载2000多斤的大船来帮忙搬家了。不管是“趟桨”、还是用竹篙撑船我都得心应手。尤其是撑船时在船上如履平地。渠道两岸的人看我这么小就独立地撑船像看“稀奇”一样。其实我从小就在水上捞猪草，都习惯了，这也算是“童子功”吧！到1967年9月，我们家族的另几家长辈等都相继地搬了过来。我们在地名为“谭肘子”的这个地方重新建起了自己的家园，并组建了叶台生产队第五作业组。（当时的房子外墙是火砖，里面一米以下是火砖，一米以上则是土坯砖，我们家的房顶是稻草盖的，只是下面接近厨房处有一小部分布瓦（小瓦）。
刚搬家到叶台去的那年腊月，家里实在是揭不开锅，没有吃的了。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我妈和我二哥还有我三人趁着夜色出去，前往我们老家的邻村——张家上头一位表叔张齐文家去借粮食。因为表叔家也属于国营农场，他们家的孩子也多，说实话如果不是搞一点“私分”是根本不会有吃的。之所以要晚上去，就是怕有人看见我们到他家去借粮，要不然会牵连到他家以致整个村子。他家离我们在叶台的新家有20多里地，晚上走很是不便。尤其是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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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湖院子里那一片时简直是把人都吓破了胆。那时候水利工程普遍开花，原来的路被挖得面目全非。途经一片坟地时，我们携带的马灯被一阵旋风吹熄了，我牵着我妈在前面探路，突然被路边野草丛中飞出并惊叫的小鸟吓得魂不附体。我妈拄着一根棍子也直哆嗦。本来院子里没有多少距离，但因为是夜晚我们折腾了两个多钟头。到了张家已经是深夜了，我们连喊门的声音都不敢大声叫，生怕其他的人听见。因为没有预约，我们也很不好意思，但好在亲戚很亲，没用多说，他们就主动给我们家借了两袋子稻谷（大约一百二三十斤吧，再多了他们家为难，我二哥也挑不动，毕竟远路如千斤呀！）第二天，我们就趁天还未亮，就挑着谷往汉川方向找个地方加工，然后再绕回家中，就这样我们又过了一关。
为我们成家立业苦父母节衣缩食
搬到新的地方之后，我们相对安稳了一些，但仍然是不时受到一些影响。在这个地方生活了十年，于1977年建新村，又集中搬到了与叶台的村民一起合并并分散交叉居住。直到八十年代末，我们弟兄姊妹才都相继成亲。在这个过程中我父母也可以说是历尽千辛万苦，克服了重重困难才给我们每个人都安了一个小家；回想这些，没哪一桩事不是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下面只略举一二： 刚搬到叶台去的时候，由于我父亲在外面有一些人脉，在68年春季我大哥就通过人家介绍订了亲，而且看好了下半年冬腊月间结婚。没想到，这年的夏天倾盆大雨不断，沦河堤溃口，我们刚做的新家又被陷入一片汪洋之中，我们的房子，（包括全村的房屋无一幸免）被大水和风浪夷为平地、到处一片狼藉。
在自然灾害面前，我们一家人没有退缩。要生存、要活命，我们一家人都干起了捞鱼摸虾的活路。一开始，水面大捞鱼的收获不是很理想，到水退了一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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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我们就通过多种途径作业，捞到的鱼多就形成“自产自销”，我父亲和我就及时乘坐火车到武汉去卖。这样的话，家里的收益就相对来说要多一些。 待到水全部都退了之后，我们又自己动手，重新建起了已倒塌的房子。
就在这年的冬腊月间，我大哥的婚礼如期照常举办。而这其中的细节可以说都是我母亲一项一项地操持，的确是非常不容易。那时候结婚至少要做八套衣服、不仅需要钱，而且还需要布票；除此之外，结婚要摆酒席，要请客，要准备各种鱼肉、菜肴，还要烟酒、粮食和农特产品；粮食要粮票，食油要油票，猪肉要猪肉票；所有这些票证，除了我们家自己省以外，能借的就借，能买高价的就买。包括那些黄豆、糯米农特产品，我家都是通过在附近的公社里去买的高价才有的。在我印象中最深的是，我妈请人替我两个哥哥做的那两件毛脸大衣，穿出去比较时尚，一时间全村二十多位同龄人都相继做了这样的大衣，一下子成了我们村里一道活跃的风景线。就连那打家具的师傅也是我妈从娘家那里通过亲戚请来的，当时的那一房家具也成了我们村年青人结婚效仿的样品。
到我结婚的那会，已经是改革开放之后的84年元月了，农场的经济政策有了些调整，吃饭的问题也不再像之前那样困难了，但是用钱方面依然紧张。我父亲为了我结婚，去找我一位堂叔借500元钱，他当时并没有说不借，只是半开玩笑地说：“你要是把借的这个钱拿得去抹牌输了怎么办？要不让你三儿子来借？”我当时听了显然认为他这是不信任我父亲，我就是结不成这个婚我也不会去借这个钱。当时我已经是在农场财务科工作，按照外面有工作的人结婚来说，应该说是办得相当气派的；可是我结婚时没有电视、没有冰箱、没有洗衣机、没有电扇，也没有音响；（甚至连一辆新的自行车都没有，唯有结婚前一辆旧的飞鸽牌的自行车）我这样还不是结了婚？到后来该有的我也全都有了呀！每每回想起这些，我觉得我父母这一辈子真的是活得不容易，为我们操尽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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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实事求是地说，我结婚时也并不是说一无所有。我记得我妈为了我结婚，她真是费尽了心思，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养了一头大肥猪，我估计这头猪足有四五百斤重，这头猪可以说是她这一辈子养得最大最肥的一头猪。除此之外，我们农场下面有养的鱼，我老婆当时也是酒厂的会计，当时花钱买点自己厂里最好的酒、鱼也不算是什么特权。所以有了这些鲜美的肥鱼和大肉，再加上上好醇香的美酒，我那个婚宴虽比不上城里人风光，但那个美味佳肴实在呀！ 顾全大局息事宁人勤俭持家教育后人
我母亲一生是个性格温和的人，几乎很少与人发生争执，不管是家里人与家里人争吵，还是家里人与外面的人发生争吵，她总是先劝说家里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求得一堂和气、平安无事。但她并不是软弱可欺，而是礼让为先。 1969年，这一年又是一个叫人难忘之年。这一年沦河堤在上年溃口的地方再一次溃口，这让我们这里刚刚经受过一次水灾的人们再一次流离失所、雪上加霜。这让我们全家再一次经受了洪水的考验，在水退之后我们又重建了家园。就在这年冬天，我的大侄子出生了。因为当时全县各公社的民工到我们这里来疏浚汉北河道、加高加固汉北河堤，因此，他爸让我帮忙取名字时我就取了一个“建河”的名字，以示纪念。（以后几个侄子侄女的名字也基本上是我取的）
我大哥也是在结婚之后不久就与我父亲分了家，说是分了家，刚开始一年多仍然是在同一厢房子居住（共一个堂屋），就在建河刚满月没多少天，隔壁邻居马大婶一大早到我们家来，她悄悄地约我大嫂到外面公社里（邻近的汉川境内）去讨米要饭，直到晚上天黑了才回来。在我大嫂未回家之前这一天，孩子一整天嗷嗷待哺饿呀、哭得叫人撕心裂肺，无计可施。（那时候一般的庄户人家哪里还买得起奶粉呀？再说又是个大灾之年，我母亲就是使出浑身解数也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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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大嫂进门之后，我父亲以为他是一家之长，他也没有考虑我大嫂的感受，只是简单地责备了两句，意思是“你要出去讨也可以，但是孩子这么小，你要早点回来呀！这一整天孩子都快要哭死、饿死了！你看看？”可是我父亲没有想到，她们既然是一起出去的，就要一起回来；再说既然出去了，总想能够有所收获，大家都希望能够多讨一些回来；况且虽说是个大灾之年，但对于一个新媳妇来讲出去讨米总不是什么光彩之事吧？（她们也是怕回早了让村里人看见难为情）她本来是怕家里人不同意她出去讨米，又担心怕被村里人看见所以是一大早悄悄地出门走的，没想到回来还是得不到家人的理解，甚至还遭到责备，她满肚子的委屈一下子忍不住了，她崩溃了、她暴怒了，一下子变得大哭大闹、摔东西、砸家具……哭到伤心处甚至还说“反正饿死也是死、气死也是死，不如大人小孩一起死。”说时迟，那时快，她说着说着就去脱孩子的衣服、真的要掐死孩子；我母亲见状，赶忙一手将孩子抢了过来，然后交给家人再来安抚我大嫂；待我大嫂平息之后，她又拿了一些粮食和蔬菜给到我大哥他们。
1972年夏季，当时我初中尚未毕业。（那时候被文化大革命闹得一塌糊涂，这之前有一段时间叫停课闹革命，所以我们也被耽误得厉害）这一天可能是周末，正好我和我妈在家里。突然我李家姑婆（我们家有三个姑婆，是根据其姑祖父的姓氏来区分的，分别是徐家姑婆、张家姑婆、李家姑婆，也就是我父亲的姑妈。）带着她的三个儿子闯到我家要债来了，声称如果不还钱将要如何如何…… 要说这事还得从头说起，事情是这样的：
刚进入70年代初期，我李家姑婆听说我父亲有个表亲，（我大姑妈嫁给我姑父，但生过一个孩子之后我大姑妈就病死了；之后我那姑父再娶了一个老婆，在我们那里称“返生姑妈”，我这里提到的一位表亲，就是指这位“返生姑妈”的弟弟。）他当时在武汉市第二砖瓦厂工作（现在的蔡甸区）可以作为员工亲属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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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价的机瓦，于是她就托我父亲也把他们家需要的机瓦也列入到计划当中。我父亲是一个见不得人说好话的人，还没有去找人说就满口应承下来。好在那位表叔还给我父亲面子，答应帮忙买两厢房子的机瓦，同时叮嘱这两厢房子的机瓦一定要一起买，不然就可能会作废浪费指标。（那时候买这种牌价的物资不是可以随便买得到的。）我父亲回来与我姑婆说这事已经敲定，我姑婆当然是高兴得不得了；没想到，我姑婆让她家里的人跑到厂里去以我父亲的名义找到我那位表叔。他们的意思是他们想先只开一厢房子的机瓦，我那表叔当然是要重申这样有可能会浪费一半的指标，而且强调提货时一定要由我那表叔亲自去，不然的话，是提不出货来的；即使是这样他们也执意要只开一半指标的票，并且说我们家没有钱，一时半会是不会来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那位表叔就只好同意让他们开票（这样就浪费了一半的指标）。没想到，当时物资紧张，即使开了票也没有现货，他们也不清楚要在这里等多久才有货。于是，他们只好将提货单留给我那位表叔，等到有货时，让他提出来再拍电报让他们来转运。
事后，我那位表叔将这些情况写信告诉了我父亲，我父亲得知这个情况之后，气得不得了，回信给我那位表叔，意思是提到货后直接告诉我们家，不必通知我那位姑婆家的表叔们。没多久，我家就把这批机瓦全都运回来了。这事很快就让我李家姑婆知道了，他们家明白想要再从我们家把机瓦都运出去那是不可能的，于是就乘我父亲和我哥哥们到田间去劳动之际，跑到我们家大吵大闹。 我母亲见李家姑婆带人来要债，一方面恳请再宽限些日子，一方面说好话求情，同时还去洗锅准备给他们做吃的。没想到，我姑婆虽说到了一定的岁数，她并不看在亲戚之间的情面上，她嘴里骂骂咧咧、甚至还发兵叫她的孩子们搬我家的东西。没想到我家一贫如洗、空徒四壁，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搬。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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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几位表叔恼羞成怒，就砸我们家的桌椅板凳，揭我们家厨房屋檐的瓦片，甚至有一位表叔直接跑到厨房里把我们家的锅揭下来扔在了屋外……
我当时还小，也知道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家里也拿不出钱来也是实在是没办法，我肯定不可能去与他们硬拼，要不然我岂不是鸡蛋碰石头？但我又不忍心让他们这样气急败坏、胡作非为地闹下去呀？在他们不停地摔打的时候，我终于站出来说话了。我说：“你们究竟还是不是亲戚？你们究竟还讲不讲道理？我们家不承认欠你们家的钱吗？我们家说过不还你们家的钱吗？我们家的桌子凳子惹你们哪儿了？你们还是人不是人？”最后，我义正词严地警告他们，我说：“你们必须立即停止这种侵犯人、破坏他人财产的违法行为，否则的话，我现在就去叫大队的民兵来制服你们。”（没想到我的这一席话还真的吓唬住了他们，因为他们家的成分也是不好，吃民兵的苦头也是家常便饭。）
在这之后，我母亲想方设法还了他们家的钱，而且我那李家姑婆在每次来我们这里之后，我母亲仍然是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始终是好酒好菜地招待她；在她逝世的时候，我父、母亲仍然是按亲戚一样的礼节前去悼念、送礼。
我母亲一生省吃俭用、勤俭持家，这方面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我不可能把勤劳、艰苦的一生都罗列出来，在这里我只能概括地从几个方面归纳一下：
在吃的方面，我家因为隶属于农场，可以说在79年改革开放以前，基本上大多数家庭是粮食不够吃的。而我们家我母亲的作法是：在新鲜蔬菜方面尽量多做一些，也可以说是以菜代粮；（在每年葫芦收获时，我们家每天都是用瓷盆装菜，像食堂一样，可以大碗地吃菜）再就是干稀搭配；避免全部吃干的、导致吃了上顿没下顿；另外就是在有红薯、胡萝卜、白萝卜的季节，适当加一些蒸在米饭中。总的来说，如果不是因为家里有大事，基本上是不去买高价粮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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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蔬菜的准备这一方面，我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家的菜总比一般人家多，这主要得力于我母亲勤劳、会做。她每年种的那个长豆角、葫芦、“儿门都”、辣椒、菜瓜、萝卜、冬瓜、南瓜、茄子，还有好多等，在真正收获时我们家是吃不完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母亲就会通过腌制、做咸菜、做酱豆、臭豆腐、做腊鱼等形式，将其适当储藏一些，以调剂有新鲜菜的旺季、与淡季的余缺。其中：我母亲做的咸辣萝卜丝、酱葫芦、“辣儿门都”、封腊鱼都很有特色。
在烧柴方面，我家是全村一年四季都不会缺烧柴的人家。因为我母亲平时在准备烧柴时，她总会将那些谷壳、“颖子”绞在烧的把子中，这样的话，相当于那些柴禾的“边角余料”都充分地利用上了。这样的缺点是其火力不够旺，因此，我妈在她的一生中，做饭总没有一般人家快，这也是她一生最大的缺点。在那个“农业学大寨”的年月，我们一家人真的是每天都有两次含着饭跑去赶出工。（因为我家住在村的最东头，而出工每天必须要从西头走，这样一个一字排开的村子，二十几户人家的距离，真的是每天都非常赶人，实在是太辛苦呀！）
在住的方面，因为我们家人多房子小、铺盖少，非常紧张。在我10岁以前（我大哥20岁以前）我们弟兄三个仍挤在一张床上；在我大哥结婚之后，我仍然与二哥挤在一起，遇到冬季他要将行李拿到水利工地上时，我就只能垫麻袋、盖他们的棉大衣睡觉。如果说有客人来，我就只能到我幺叔那里去挤着睡觉。（当然这些说的是在改革开放之前，在改革开放之后情况就逐渐好转起来了）
在穿的方面，我们一家人都穿得很简朴，尤其是我母亲更是补丁加补丁。我记得在69年4月的时候，我还穿过一件她亲手纺线织布做的一件草绿色的衬衣。（她自己染的色）当时我们排练节目喜迎九大公报，教我们排节目的熊丽华老师在一边偷笑，我看她那眼神是觉得我这衬衣是实在太土气了。（我自己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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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还小的时候，当时家里还没有电灯，我母亲每晚都坚持纳鞋底、补衣服、纺线、织布（在64年以前我们家还有织布机，我见过她织布的，四清运动时织布机被砸了，后来我母亲就只好将纺好的线拿到我姨妈家去织。）我就就着灯光在一旁看书学习做作业陪着她。（在搬到叶台之后，母亲就没再出工干农活。）说到我姨妈，她也是最扶持我妈和最爱我的人，只是她逝世较早，我未尽到孝心。（我姨妈逝世时，我当时读中专尚未毕业，对此，我一直感激她，且很内疚。）
在我的记忆中，我母亲总是一家人中最后一个端着碗走出厨房吃饭的人，只要是家里稍有好一点的菜时，我父亲看到所剩无几的“好菜”，他总会感叹：“哎呀！儿多母苦呀！”，这是在我印象中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还有一句话就是他在打牌时说的——“玩灯还怕打破了锣？”意思是将赌注再加大一些、将场面再搞热闹一些。（在说话间他就又加一些钱在桌面上）其实这两句话就间接地反映了我们这个家庭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一个基本的经济状况，同时也间接地反映了我母亲这一生是何等的贫穷、何等的艰难、何等的坚韧？当然，我父亲也有值得肯定和需要我们去学习的一面。那就是：他一生正直、坦荡、敢于担当、乐于助人，他喜欢做生意、善于做生意，而且特别讲信用；（直到晚年，他在有退休费、有我们赡养、衣食无忧的情况下，他仍然乐此不疲地把做他的鱼生意当一种乐趣，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他的一生为人做事受人尊重和肯定。
孝敬长辈积劳成疾怜爱子孙世代楷模
我母亲其实个头不是很高，而且偏瘦。在她年近50时身体就因长期劳累过度、积劳成疾，身体不是很好，她曾经患过胃下垂、盲肠炎等都被我们及时送到医院治好了，但慢性病仍然是一直缠身不断；即使是这样也不影响她尊老爱幼、默默无闻地奉献。在这里因篇幅所限，有关孝敬老人方面只举两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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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前面提到，我们家还有一位亲人，就是我幺叔。他因从初中毕业走向社会就被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所以年青时就一直没有娶媳妇。（直到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才娶到我么婶。）在这种情况下，我祖母（我们老家称“婆婆”，北方人称“奶奶”）为了方便替我幺叔做饭、洗衣，我婆婆在我幺叔未娶亲时就一直是陪同我幺叔在一起生活。这样看起来我们家在我婆婆这边尽孝心的事情似乎就会很少，其实不然。（搬迁到叶台之后我们依然住在一个村子里）
我婆婆她一生是个非常虔诚的人，她一生吃斋、不吃荤菜；别说是鱼肉鸡蛋这些，就连菲菜佐料她都是不能加的。正因为这样，我们家要是请我婆婆来吃饭，或者是我母亲到我幺叔家去做饭，就对于那个炒过荤菜的锅要烧辣，再要用“草把子”等几道流程反复地洗，对于那些生菜要特别严格地区分开来，不能混合地存放；对于那些食油都不能混合的装，我婆婆吃的菜一定是单独地做、单独地专用炊具和碗筷。（一定是将猪油等动物油与植物油分开）不然的话，我婆婆吃后就会怀疑吃到“不干净的食物”，就会生病。（我婆婆一生吃的食物就是青菜豆腐，最好的东西就只有是“元肉”，除此之外，就是那个油水方面稍微地比一般的人要多一些。（必须是植物油）而我母亲在这个讲究方面是唯一让她放心的人，这一点我母亲是做得特别好的。针对我婆婆这个情况，我在参加工作之后（包括在读中专期间）我只要是回来，孝敬我婆婆就只能是“元肉”，而那个早些年，这种食品是在土产公司才有少量卖的，而且很贵，不大好买。
我母亲另外一种孝敬方式就是那些年我幺叔尚未娶我么婶时，经常到婆婆家去帮忙洗一些床上用品、晒晒被子之类的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在婆媳关系方面，可以说我母亲几乎没什么事情，让我婆婆生气的。一来我母亲与我婆婆不是经常住在一起，第二呢我婆婆也是受过苦、受过难的人，也特别善解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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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例子：在我婆婆的娘家，她有一位亲幺叔，她这位叔叔据说是“倒插门”到杨家去的，所以改为姓杨，后因老婆及家人先后死去，家里的亲人都不在了（相当于都注销了户头一样）所以他在解放前就流浪到武汉去了。他叫杨坤山，生前住在武汉市西马路那里一个街道一个巴掌大的地方，可能在解放后政府就将他当无依无靠的孤老对待，每月有几元钱的救济。就是因为在1968年和1969年这两年连续水灾，我父亲和我到武汉去卖鱼时偶尔到他那里去借宿过，所以后来街道上要将他清理回乡投靠亲戚时，他说他只有到我们家来。（其实当时街道上政府部门也是没有人、也没有办法照料到他）因为他年轻时就一只眼睛失明，在武汉也没有房子，能动的时候靠自己做个钉子生意维持生活，（所谓的钉子生意实际是偷偷摸摸帮忙工人销脏——工人偷出来的钉子）也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积蓄。我父亲把他接到我家来时已经近90岁了，他耳朵也听不大清楚、牙齿也剩不了几颗、头顶上也没有几根白头发了，浑身脏兮兮的一股熏人的味道，他因为在武汉时就已经中风，所以他的嘴角是斜的，上下对不齐，说话流口水，假如是初次与他交流的人根本不清楚他说的是什么，要听好半天。
我父亲把他接到我家之后，请理发的师傅来替他理发、刮胡子，我们替他洗澡，然后换衣服；我妈则是为他做吃的，接着安排床铺、准备床上的铺盖等。
在接下来的四、五年的时间，除了洗澡是由我来帮助那位老爹以外，其他的吃喝拉撒几乎都是由我母亲负责，而且他来的这几年几乎都是在床上度过的。可以想象：我母亲当时已经过了44岁，而且身体不是很好，在我们一家本来就很忙、很挤、很辛苦的情况下，又增添这么一位老人，这个负担将会有多重？不仅如此，我这位老爹他的脾气还很大，动不动就莫名其妙地发火、甚至大哭。而我母亲和我们一家人也不能与他争、只能是顺应着他、像哄小孩子一样才能休止；直到他逝世，我家为他料理后事。在这个过程中我母亲不知付出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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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只是举了两个孝敬老人方面的例子，其实我母亲在我们那个大家族里，她作为老大房的长嫂，对于孝敬和尊重她的所有堂叔、堂婶以及所有的亲戚接待、“周钱达礼”方面（就是礼尚往来），她都是做出了表率的，即使我们家经常是“八个坛子六个盖——盖不过来”，她也是要为我们支撑着这个门户的。在家里，她在对待我父亲方面可以说一生是没话给人家说的，相夫教子、尽职尽责。无论是家族的妯娌之间，还是村里的老少爷们、或是年轻的晚辈，她都从未闹过矛盾。接下来我简要回顾一下她在抚养和照顾下一辈人这方面的一些往事：
在本文前面我就说到，我母亲这一生中她生养了我们兄弟姐妹一共是九个人，其中：一直到长大成人、成家的有五个。除此之外，我们这五个家庭中的孩子一共算下来有十几个人；再加上我母亲还帮忙照看过邻居家的孩子，也是有好几个人。在那个年代，大人们吃了饭筷子碗一丢就要赶着去出工，剩下来的孩子不管是有多大，这些任务都得由我母亲负责。这不光是一个吃喝拉撒的事情，也不仅是穿多穿少的温暖问题；孩子的安全是一刻也不能放松的。（我那位堂叔——经德大叔的三儿子就是一个例子，他在几分钟的功夫，离开了大人的视线，就不慎掉到我们村后面的渠道中淹死了；还有村西头王家一个女孩子，已经好大了，就一会没照看好，把房子烧了，脚指头烧没了，险些命也没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就完成的；我们的成长真的是我们的长辈们一把屎、一泡尿把我们拉扯大的，我们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都是长辈们替我们长期付出的艰辛换来的；我们要懂得珍惜、我们更要懂得感恩、同时我们还要去付出、去回报。接下来我同样只举两个例子：（因为关于我母亲的往事，实在是太多了，因篇幅所限不能太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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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在1971年的盛夏，当时我大哥已经在我们家的西边自己垒起了小小的两间房，他们当时已经有两个大人两个小孩了。时值“双抢”季节（就是抢割早稻、抢插晚稻）我大哥大嫂从生产队里的地里干完农活回来已经是晚上上十点钟了，再一家人生火做饭（有时候是我母亲帮着做饭）、吃饭、冲凉，全家人忙完到睡觉已经差不多就要转钟了；（每天早上还必须得5点钟的样子就要起床，因为早上做事凉快、效率高）他们白天干活一天到晚已经是累得死去活来，再等人睡到床上简直就像个死人一样，很快就睡着了，什么感觉也没有呀。当时孩子们都还小，最大的建河也不到2岁，因此他们都是挤在一个床上睡觉。
夜深了，屋子小，空气闷、蚊子多。两个大人是睡着了，可是孩子们却在与蚊子们在挣扎。于是一个个在床上翻来覆去来回的滚动，这你一滚、我一滚不打紧，其中的一个俊霞也没多大，就被挤到床旁边的“踏板”上去了。这一下小孩子肯定会被摔得疼痛难忍呀，于是就发出了很大很尖锐的哭叫声；滚着滚着，就又从“踏板”上滚到了床底下。就在这时，我母亲和我都在隔壁的房间里听到了孩子的哭声，我便隔着房间与我妈说，是不是要问一下我大哥？孩子是为什么哭得这么厉害呀？紧接着，我妈就使劲地喊我大哥，喊了好半天，我听到我大哥是答应了的，但隐隐约约、支支吾吾地又没有说出什么。可是孩子仍然在哭，只是哭声没有先前那么大，我妈仍然在不停地喊我大哥，孩子的哭声渐渐地微弱了、听不见了。我和我妈都感觉不对劲，于是赶紧起来到我大哥家敲门；（我们就是隔着一道墙，声音大时晚上是听得见的）
我和我母亲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大哥和大嫂从睡梦中惊醒。然后打开门，点上灯，看一看孩子，发现其中的俊霞不见了。这下我大哥大嫂可急傻了，其中：我大嫂边哭边找，我大哥则拿着油灯去检查后门是否关好？有没有可能是人来把孩子偷走了，或者是野猫来把孩子拖走了？他发现前、后门应该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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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好的，没有动过；唯一的窗户上还有蜘蛛网的丝，应该说也没有可能让野猫来把孩子拖走。我们几乎找遍了每一个角落，但都没有看到孩子，我大嫂这时真的绝望了，她哭得非常伤心。这时我认为只有床底下没有找过，（因为油灯不方便看最底下）而且孩子不可能离开这个家，于是我们赶紧找来一个手电筒，最后在床底下的最深处，我们找到了孩子。（因为房子矮，我大哥就在床底下掏空，地面呈坡状，外面高、里面低，孩子越滚就会越滚到里面的深处。）
我们找出孩子时，她已经是奄奄一息了，全身发紫，浑身被蚊子叮咬得不像样子，几乎没有气息。我大嫂几乎是急得傻眼了，我妈赶紧拿来暖水瓶倒开水，然后将开水冲成温水，再将开水调成温热茶，一面给孩子用温水洗，使她的全身温暖起来，另一方面灌温水茶，使她的内脏也恢复其功能。同时一边喊、哭，使孩子恢复知觉，还用手捏她的手脚，按呀、揉她的身体，（那时候我们也不懂得做人工呼吸）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抢救，最终将俊霞从死亡线上夺了回来。
如果说一个孩子的生命是脆弱的、无助的，需要母亲来呵护，这个道理我们大家都能理解和接受；但其实，母亲对孩子的精心照顾和关怀，并不仅仅是在婴幼儿的阶段，而是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直至我们完全成人。
在我的记忆中，我小妹在三、四岁时就在塘口医院住过院；我小的时候也出过麻疹，如果不是我母亲照顾得好的话，我也许成了一个麻子脸都是很难说的。接下来我是要回忆我在将要成年时，在一次暑假期间回队参加劳动的经历：
那大约是1971年暑假的时候，我当时大约15年岁未满，按照我们家的经济情况，放假是要回生产队参加劳动的。在非常炎热的一天，烈日高照，我戴着的草帽被一阵风吹落到农田的水里去了，为了不让新的草帽变形，我便取下了草帽放在干处平整地晒着草帽，自己则在太阳底下晒着劳动。这一晒不打紧，第二天，我的鼻血就流过不停，不能再继续参加劳动了。起初，我母亲还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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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一会就会止住的，没想到，我将左边的鼻孔堵住，就从右边流；两边的鼻孔都堵住就从嘴里流。我母亲仍然在继续忙她的事，再观察一会再决定是否带我去医院。我本来身体是可以的，但流血多了以后，就感觉有些心慌了，为了不让家人看鲜血流多了害怕，我就用草木灰将鲜血盖住；就这样流多了就加盖草木灰，流着，盖着；流着，盖着；不一会的功夫，我的鲜血也浸染了一大堆的草木灰。
突然，我婆婆来到我们家，一下子看到一大堆的草木灰被鲜血都湿透了，我婆婆这才赶紧叫我母亲来，要我母亲带我去医院看病。她说“男孩子的血比黄金还金贵，你再不去给孩子看病，小心连孩子的性命都保不住呀！”我母亲当然知道不去看病的话是有危险，但她为难的是，家里有90多岁的老人随时需要她照料，还有几个小孩子需要她照看；还有一大家子的衣服要由她洗，家里有几口人都出工去了，需要她做饭；还有菜园子里也还有事，等等。她要是带着我去看病去了，至少需要四、五个钟头才能回来，这期间如果家里老人、小孩子出了事情怎么办？（我婆婆当时也是年近七旬的人，她因为离我家相隔有八家房屋的距离，一般很少到我们家来管事）这时候我婆婆主动站出来说：“你先去带孩子看病，家里的这些先由我在这里替你看着，救孩子要紧。”就这样我母亲才领着我徒步到农场的职工医院去为我看病。（我们农场医疗是统筹，不要钱的）
有关治疗的过程，我真的是往事不堪回首。这不光是我流了很多的血、受了很多的罪，最关键的是当时那位从生产队抽调到农场职工医院实习的赤脚医生，他姓余，他没有临床的经验，用那个镊子夹着棉球使劲地往我的鼻孔里塞，另一个鼻孔则用一个气囊用注射器使劲地打气止血，把我的两个鼻孔弄个像个桃子一样大；在我和我妈返回的路上，走了不到一里路，我突然一个喷嚏就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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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气囊给打出来了，我妈又不得不带我重新回到医院，而我则一边流着血、一边还去捡起那个带血的气囊。（我后来一直怀疑我的鼻中隔弯曲就是那一次错误的治疗导致形成的，其结果就是我的发音变声了——我自己的发音，自己听见的与录音不一样，我之前的发音是很好听的，班级上读报的事几乎是我承包的。）
再次回到医院之后，这回遇见值班的是朱仕武副院长，他一见我血淋淋地拿着气囊就知道我是刚来治疗过的，就顺便问了我一些病情，我也同时将那个气囊递给朱院长，他说不再用这个了。只见他用镊子敲开了一支注射用的药水，然后用药水浸湿棉球，再将这棉球轻轻地塞进我的鼻孔，血就止住了。同时他还开了四支安络血，当时在医院里打了一次，其余的则带回队里由赤脚医生打。这只是在我长大之后，我母亲带我去看病的一次经历，小的时候就记不清了。
改革开放带来巨变母亲退休怡养天年
自我们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农场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这个家庭也随着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变化而一天天地好起来了。
首先，从80年代开始，国家将整个社会转入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再搞所谓的政治运动了。这对于我们这个家庭来说，在政治上不再受欺视了，我们都是平等的中国的公民了，我们真是扬眉吐气呀！
第二，在恢复高考之后，我们家的后人有平等地享受受教育的权利。这在之前我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因为当年我初中毕业时作为全校总分第一、三个主要单科第一的成绩，而且还是“三好学生”都没有让我去读高中；甚至在刚恢复高考的1977年，我也是考中专初选上了的，但是在政审时因为我们家的成分问题、以及我父亲曾经的劳改经历而最终未被录取；1978年，国家政策进一步放开，整个社会各行各业都需要大量的人才。我在因为有了77年的中考初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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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农场破格让我参加了只有高中毕业才能参加的教师整顿考试，在我获得第四名的成绩之后，农场教育组大胆地让我到五台中学去任教。（当时具备高中毕业才有资格参加考试的人和在职老师、代课教师共一百几十人参加考试。）让我一个初中生去教初中，当时真是压力山大呀！要知道我只是一个文革期间初中毕业、并且是在农场劳动了五年的回乡青年呀！但我当时仍然是充满了信心，浑身上下有一股使不完的劲。任教两个月后，地区财校的录取通知来了，我这才离开学校，继续我的求学之路。直到现在，在我们这个大家庭中，在我母亲的子孙中（包括外孙子、女）最高学历的有研究生、还有本科生、专科生、中专生；当然早期的还有高中生、初中生。（当时只是大环境不让我们家的人读，而不是我们的父母不让我们读）在我们这些人中，有专业资格的有：注册会计师、注册企业法律顾问、注册资产评估师等，有专业职称的有：会计师、经济师、工程师等；（这都是改革开放给我们家带来的实惠）
第三、国家政策向“三农”倾斜（三农：即农业、农村、农民），提高了农产品的价格，进一步缩小了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使农民得到了实惠。同时国家减免了多少年来一直保持的“农业税”；农场也通过精兵简政、压缩了行政干部的编制、降低了费用，从而减少了向农场职工的提留任务；另一个方面，农场职工现在可以根据市场的行情自由种植农产品，从而提高自家的收益。
第四、由于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普及，农场职工种田再也不像从前那样起早贪黑、那么辛苦、那么累了。现在不用插秧改为抛秧（有的用插秧机），除田里的草也不用人工，而用化学除草；有关犁田、运输等就全部用机械了，再也不是像从前那样人挑肩扛、或者是用耕牛了。（现在我们那里一头耕牛都没有，我真还有些舍不得。）自从有了葛洲坝之后我们那里的水患也基本上是没有了；但说句实话，现在的农田基本建设还远不如我在农场时搞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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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国家全面落实了农场职工的医疗、退休等保障政策。我们家里到了退休年纪的人都享受国家的退休待遇。我母亲现将要超过90岁了，这次回去还要申请高龄补贴。（我们兄弟姐妹五人，除了我和我的大妹的档案现不在农场之外，其余的都在退休之列）现在我母亲的退休费每月都有2000多元，再加上我们几个人的赡养，可以说她已经是衣食无忧、怡养天年了。（我父亲也是享受了近20年退休生活的幸福时光，于2008年12月10日病逝，生前同我母亲来过深圳。）
第六、现在农场的职工既可以在农场从事农业种田、养殖，还可以到城里去就业打工，甚至还可以到城里去置业、做生意。这是我们从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这也是我父亲一生所向往的自由生活；所以他们那一辈人的梦想就靠我们这一辈人来实现了。时至今日，他们的后人——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女们现正分布在全国各地大、中城市、乡、镇、场（当然也包括还有留在农场的，农场永远是我们的根）、街道等，现在我们已分布在多个行业、做不同工作的也有，可以说我们大多数的家庭已经进入到小康之家、或者说正朝着向小康水平在迈进。
所有发生的这些转变，都是由于我们国家实行了改革开放的富民政策，我们要感谢党、感谢改革开放给我们的这些政策和方针、同时还要感谢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长辈；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像我开头所说的：不忘过去、珍惜现在；刻苦学习、努力工作。孝敬老人、教育后代；肩负责任、开创未来。
肖益繁
2017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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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有关我母亲的回忆就写到这里。接下来的这一篇《母亲二三事》是我在十几年前，在三九生化工作期间写给公司内部报纸的一篇回忆我母亲的文章，这篇文章主要是侧重我母亲对我的教育和培养，其时间段基本上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一些事情，其内容对于青年人的教育有一定的实际意义，同时在写作上亦有一定的特色。（该文章通过我母亲的语言分别作为四个小标题，从“情与法”、“钱与权”、“公与私”、“人与人”等不同的角度进行展开说服教育，这对于提炼整个文章的主题和表现人物的思想、以及对后人的教育都具有极其生动、形象的说服力。）这篇文章既可以作为《我的母亲》在教育后人这个方面的补充，同时也可以单独作为一篇来阅读。之前最早收集在我自己写的《在另一片蓝天》一书中，之后在我的博客里也有发表过，（但由于网页上沿用了书上的格式，导致别的网站引用时个别地方顺序上有错误）本次附在本文之后，在个别地方，尤其是时间、年龄等文字方面略有修改。顺便还要说明的是：这篇《母亲二三事》的回忆文章，在我在千色店工作期间，公司通过1500名员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我获得了第一名的奖励，同时获300元的奖金；另外，在我的这篇文章发表之后，“范文网”将我的这篇文章作为十佳优秀范文被列为之四（详见后面的网站及部分截图），“第一文库网”则是通过一个热心读者的推荐，将我的这篇文章收集到其中，但注明作者仍然是我本人的。接下来请看修订后的全文：
《母亲二三事》
我的母亲是一位非常普通的农家妇女。她今年已经满90岁了，她没有文化，甚至在她的脚趾上还保留着年幼时包裹过的痕迹。她一生没有干过一件轰轰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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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事情；但在她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她历尽沧桑、含辛茹苦、省吃俭用、积劳成疾。为把我们兄弟姊妹五人拉扯大，并受到良好的教育、以致每个人都成家立业，她和我父亲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她一生勤劳、善良、贤慧、仁慈；她不仅给了我生命，并哺育我成长，更教会了我怎样做一个正直、善良、敬业、守法的人。
“好姑娘有的是，你要懂事。”
1976年夏天，是我初中毕业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第四个年头，那年我20岁，当时我被安排到大队农科所劳动一年，在农科所，有一位热情开朗而有上进心的女青年经常向我问一些学习方面的问题，久而久之，俩人的交往就比较多一些。她为了向我表示感谢，还特意亲手为我纳了几双袜底并送到我家来，我母亲见此情景，心中有几分忧虑。送走客人后，她把我叫到她面前，语重心长地说：“三，你可不能跟她谈恋爱呀！她男朋友是当兵的，你可千万不能去犯这个法呀，再说好姑娘有的是，你要懂事。”（我在家排行第三，“三”也是我的乳名）听完母亲的话，我又好着急，又好笑，但我深深理解母亲的心情。于是我大声对我母亲说：“妈，我知道的，您就放心吧，我是不会犯任何法的。”
“一生的饭不能一口吃”
1981年初秋的一天，我已拿到地区人事局毕业分配办公室的介绍信，上班那天，全家人高兴得不亦乐乎。临行时，我母亲拉着我的手，心里充满了激动与喜悦，同时也有一些担心。她说：“三，你今后要做的工作是当会计，每天都要与钱和帐打交道，你可千万不能有任何差错呀！公家的钱再多，那只是公家的，你只能把它管好，一分钱也不能乱动；该你得的钱，你就拿着，不该你得的，你就不要去想，一个人一生的路远得很，一生的饭不能一口吃。”正因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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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讲的这些话，让我深受教育和鼓舞，在我从事财务工作三十多年来，从来就没有出任何差错，而且真正做到了“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
“公家的事是大事，个人的事是小事”
1990年农历腊月28日，我带财务科几个人在孝感地区宾馆忙完了年度决算汇总，便连夜冒雨赶回家中，一进门，妻子便说：“妈已在医院开刀住了三天。”我顾不得细问，二话没说，又急匆匆地赶到农场职工医院。走进病房，我一眼看见母亲躺在病床上，整个脸上面如土色，两只眼窝陷得很深，满脸的皱皮子搭在面颊上，俨然就像是一个皮包骨的人一样。“妈，我来看您了。”我轻轻地喊了一声，我母亲听到我熟悉的声音，一下睁开了眼睛，然后两只手紧紧抓住我的手，两只眼睛盯着我的脸，好一会时间才说出一句话：“三，妈差一点见不到你了。”话音未落，母子俩已泣不成声，泪流满面。原来在我赴地区参加农垦系统决算汇总的第二天，我母亲就已入院，经医生及时全力抢救，才得以保住生命。因为我母亲患的病是十二脂肠恶性化脓性溃烂，并感染至整个腹部，这其中忍受的痛苦对一个年老体弱的人来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当我责怪我母亲为什么不让我妻子打电话给我时，我母亲不假思索地说：“就是你回来，还是靠医生替我治病，你又不能替我治病，你忙的是公家的事，公家的事是大事，我个人的事是小事，再说，我到了这把年纪，死得过„„”听着我妈的这些话，我还能说什么呢？她虽然没有文化，但她尚能明白这些道理，而我受过高等教育，受过党和人民多年的培养，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呢？
“同船过渡，五百年所修”
1996年春节，是我来深圳打工后回老家过的第一个春节，全家老少，四代人欢聚一堂，其热闹的气氛真可谓喜庆、祥和；然而，我母亲似乎仍然对我不放心，她让我坐在她身边唠叨个没完：“三，你在外面打工，认识的人都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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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五湖四海，遇事要冷静些，要克制自己，不要伤和气。俗话说：‘同船过渡，五百年所修’, 像你们这样几千里路走到一起共事, 不知是修了多少年的缘分啊! 尤其是在单位上, 你要尊敬领导、团结同志、与大家搞好关系„„”听着母亲讲这些话，我又仿佛回到了青少年时期。
诚然，在母亲身边，我永远是一个没长大的孩子。然而，我又时常因为自己不能回到父母身边，为年迈的父母尽一份孝心而苦恼。时值母亲节即将来临之际，回忆以上几件小事，以表示对母亲的思念和敬意, 愿父母健康长寿、晚年幸福。
肖益繁
原作于 2000年4月20日于深圳
2017年9月13日修订于深圳
见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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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网站载图：
另外：
在百度上搜索“肖益繁”这三个字就可以找到上述博客，看到更多我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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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的照片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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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母亲的照片（是我用单反相机照的，大约86岁时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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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母亲在我大哥门前留影（截图）
上图的群乐村即是我母亲出生地“涂家门”，东边对河就是八埠口——孝感麻糖发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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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母亲曾经包裹过的脚，我给她在门外拍摄时留影（室里效果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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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是我老家祖居的湖北省孝感市朱湖农场洋湖分场肖家台子。（现在隶属于团结村）
这就是我们后来定居的地方：湖北省孝感市朱湖农场五台分场叶台村。
肖家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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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母亲89岁时的照片 下图是涂家门——我母亲的娘家所在地。（现群乐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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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两图照片是2017年10月4日（中秋节）我们全家在乾坤大酒店为母亲90周岁庆祝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