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四讲》
《民主四讲》一书主要由四个章节组成，分别介绍了民主的起源和变化、现代民主兴起的条件、现代民主的机制与运作、以及实效与反思。 在民主的起源和变化部分，王绍光首先澄清了民主的概念以及民主的起源，民主来源于2500多年前古代雅典，意为“统治归于人民”，或“由全体人民（而不是他们选出的代表）平等的、无差别的参与国家决策和进行国家管理”。王绍光认为这是民主最原始和最简单的含义。王进一步认为，今天所讲的民主都已经背离了“民主”的本来含义。 但是，即使是在古代雅典，也并非所有的自然人都可以享有民主，而只有少数的“公民”才可以享有民主。古代雅典民主实行的政治体制包括三个，公民大会、衣食会和民众法庭。其中公民大会是雅典政体中最重要的机构。公民大会非常频繁，每年至少有40次，每次至少有6000人同时参加，开起会来很麻烦，因此又进一步设立了规模较小的议事会作为常设机构。议事会的成员是通过抽签制选出的，这能保证公平性。后来，议事会又进一步创新，设立了九人委员会，这九个委员也是通过抽签选出来的。雅典民主的第三支柱是民众法庭，其体制特征是一切由多数人民说的算，苏格拉底就是被民众法庭以腐化年轻人的罪名被判处死刑的。另外，著名的陶片放逐法可被视为一种“逆向选举”。
雅典民主的特点是一、没有选出的政府；二、没有代议机构；三、没有政党，“人民确实很大程度上将决策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雅典之后的罗马实行的是共和体制，而非有些人所认为的民主政
体，共和制原意为“人民的公共事务”，这种体制是同时吸收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混合政体。罗马主要由元老院、执政官、民政会议三层机构组成。并且权利最高的元老院实行终身制，不是抽签也不是选举制。罗马之后的2000多年里出现过多种形式的议会和选举，但因为议会和选举都是操纵在少数的教廷、贵族等手里，因此要明确一点：有选举和议会的地方不一定就是民主的。
在古代希腊，人民大众以及部分政治家认为民主是理想的统治方式，但更多的政治领袖和思想家对民主则爱恨交加。有产阶级和大多数知识精英都不喜欢民主，认为民主是一种群氓政治。理由有二：一、大多数人是无能无知的，很少能正确地看问题；二、因为大多数人是无知的，因此很容易被蛊惑。并由此得出结论：“多数人或群氓一旦获得参政的权利就会变成集体暴君。”
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都明确的反对民主。柏拉图认为实施民主是“没有分工，就没有专业化，其后果是政治变成一种毫无效率的东西”。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还比较了君主制、贵族制、共和制、暴君制、寡头制和民主制的优劣，认为民主制是仅强于暴君制的政治体制，他们认为“人天生就是智力和道德上不平等，政治制度的设计必须反映这种天然的不平等。”
在此之后的诸多西方思想家也多明确的表明了对民主制度的批判，如西塞罗、托马斯 阿奎那、马基雅维利、米尔顿、洛克、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康德、美国的国父们，只有卢梭是少数的例外，但他也无奈的承认“就民主制这个名词的严格意义而言，真正的
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即使是在文艺复兴、法国大革命时期，支持平等自由，反对封建君权的思想家也是反对民主，关键原因正如马克思所言“私有产权与全面普选是互不相容的”。说到底，民主制度会危及损害到少数有产者的利益。
民主和共和两个词的含义容易被人混淆，但实际上有很大的差别，前者是指人民参与治理国家，后者只是禁止最高权力的世袭制。美国宪制安排的共和特征是“君主（以总统为代表）、贵族（参议院）和人民（众议院）三者之间的平衡”，其目的是用各种制度设计来削弱民主。两院制、三权分立等看似民主不可缺少的部分的真实目的都是限制民主。查尔斯 比尔德说“……有产精英阶层得以凭借其资源和自身知识的优势，在必要时获得有利的立法，而不受国会内多数的控制” 接下来，王绍光讨论了民主异化的问题。民主在19世纪以前被主流思想家当作坏东西，但人民大众对其却热情高涨。精英一方面虽然惧怕民主，一方面认识到民主要求难以逆转，迫于形势且战且退。但他们底线明确，就是尽量维护私有权，其方法是以“自由民主”、“宪政民主”、“代议民主”、“程序民主”等各类提法阉割民主、驯化民主。 我们常说的“自由民主”含义并不是自由和民主互为前提，而是用“自由”来规范“民主”，来限制民主的无限权威。如托克维尔所说“……给社会权利规定广泛的、明确的、固定的界限，让个人享有一定的权利并保证其不受阻挠的行使这项权利，为个人保留少量的独立性、影响力和独创精神，使个人与社会平起平坐并在社会面前支持个人……”，由此为个人建立起从财产权到思想文化和道德生活的私人
领域，并以“宪政民主”来实现之。宪政主义是反民主的，它以宪法明确你某些个人的权利可以不服从于多数人的意志，一次限制民主权利行使的范围。
“代议”限制了民众直接参与决策的机会。议会民主实质是以代议民主取代参与民主，用少数来取代多数。代议制根本不是民主，如韦伯所言“不管是民主制还是非民主制，政治都是少数人的游戏”，帕累托也有相应的“寡头统治的铁律”（Iron laws of oligarchy）。代议民主与其他政体的确别只是它是一种披上了伪装的寡头统治。熊彼特完成了“重新定义民主，让人们觉得经过某些程序产生的寡头政治还不错”的转换，在熊彼特手里，“民主”完成了从“人民统治”向“人民选择统治者”的转型：“人民”变成了选民；“民主”变成了“选主”。代议民主不是参与式的民主，参与变成一种间歇性的行为，每隔四五年参与一次，其他时候就当顺民了。
“自由竞争性选举”限制了大多数人参政的机会，“与其说是人在选举，毋宁说是资产与财富在选举”（孟德斯鸠）。孟德斯鸠言“用抽签的方式进行选择是属于民主政治的性质。用挑选[选举]的方式进行选择是属于贵族政治的性质。”采用选举制而没有采用抽签制实现民主的原因不在于抽签制难以实现，而在于选举比抽签更有利于维护社会精英阶层的利益。
普选的实现也无法改变选举的“贵族”、“寡头”色彩，换言之，普选未必能反映公共意志，财产资格、识字程度和其他种种限制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排除在选举大门之外。“普选制度之下的民主
概念被偷换了：从人民行使主权的政体变成人民作为权利来源的政体；政治平等的概念也被偷换了，从公职分布的平等变为了选举权的平等。”
以上是“民主的起源和变化”一章的粗略总结。在“现代民主兴起的条件”，王绍光总结了多位学者关于民主兴起的条件的理论，并区分了“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和“民主的巩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的区别。不管是民主化的条件还是民主巩固的条件，都有一些实证性的研究，用来解释民主的兴起的关键自变量包括：经济发展、阶级结构、文化影响、市民社会，以及社会资本。王绍光在这五点之外又提出自己的“国家有效性”与民主之间的关系。这六方面每一方面都有很多理论，但正如王绍光所说“但到底哪些理论是正确的，哪些理论是错误的，我们还不能确定。”并依此提出希望，号召更多人把更多精力放到实证研究上来。
在第三讲中王绍光介绍了现代民主的机制和运作，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曰选举制度；二曰政党制度；三曰行政与立法关系的制度安排。并提出选举制度中比例制优于多数制，政党制度中多党制优于两党制，行政与立法关系的制度安排中议会制优于总统制，而有意思的是，在美国这个被西方风味民主制度圭臬的国家，采取的却是多数制、两党制和总统制。另外，王绍光也提醒中国谈论政治改革的人，民主制度建设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必须小心设计符合国情的民主机制，包括选举制度、政党制度，议会和行政机关的关系。否则，简单从国外拿来一个制度实行，日后想改回去是没有可能性的。
最后一讲是实效和反思。实效部分主要以“工具性目标”和“民主原则”来衡量民主的实效。在反思部分中，王绍光列举了《民主四讲》一书的四大发现：一、精英长久以来惧怕反对民主，最后为他们所实施和推崇的民主是经过无害化处理的“民主”，就是“选主”。二、各种选主制度又有优劣，而美国的制度是最劣的那种；三、因为选主制度不是真正的民主，所以其运作也不一定能改变广大人民群众的境遇；
四、选主是有钱人的游戏，没钱的老百姓千万不要被这种所谓“民主”忽悠。最后，王绍光谈到了“民主赤字”，即挂着“民主”的招牌，但徒有其表。并给出了减少和消除“民主赤字”的原则：牢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原意；以及一些想法：一、用抽签制代替代选制；二、加强商议，提高民众政治参与的深度；三、“电子民主”；四、超越政治民主，将民主的原则用于更广泛的领域，尤其是经济领域；
文章结尾，王绍光对中国民主推行实施献计献策：“中国是要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建设民主，它应是以最广大劳动人民利益为出发点的民主，是广泛参与的民主；完全不必向有产者作出巨大让步，而对民主大打折扣。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盲目采用西方舶来的那些民主模式，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读书笔记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冯友兰先生到宾夕法尼亚大学用英文讲授中国哲学史，讲稿整理成册就是这本《中国哲学简史》。作者站在专业的至高点，以清晰的思路，通俗的语言，精当的选材，以历史为脉络，深入浅出地展示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
站在大师的肩上看到更加广阔的天地，处在学习阶段的我无法妄加评论，此篇读书笔记，主要选摘心有戚戚的文字。 在头两章中，作者首先概述了中国哲学的精神和背景。
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历来被看为可以和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拟。作者认为，哲学是人生的系统反思，宗教的核心部分必然有哲学。中国人不像其他民族那样重视宗教。这是因为根据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即对客观事物的信息），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中国人在哲学里找到了超越现实世界的那个存在，也在哲学里表达和欣赏那个超越伦理道德的价值。人经过哲学达到的更高的价值比经由宗教达到的更高价值内容更纯。按照中国人的哲学传统，将来的世界里，哲学将取代宗教的地位。
按中国哲学说，做人的最高成就是成圣：个人与宇宙合而为
一。中国哲学的使命在入世和出世中寻求综合，圣人的品格用“内圣外王”来刻画，哲学是哲学家自己据以行动的内在规范。
中国哲学的背景。关键词：大陆国家、农业经济、家族制度、祖先崇拜、对自然的理想化。农民的眼界制约着中国哲学的内容和方法论。
“反者道之动”是儒道思想的共同之处，儒家“游方之内”，道家“游方之外”，相反相成，使中国人在入世和出世之间，得以较好地取得平衡。新道家和新儒家努力使道儒互相靠近。
接下去，作者按照时间的顺序，介绍了中国哲学的发展。
周朝解体，政治、社会、经济的动乱，人们寻求解答，先秦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的黄金时代，产生了诸子百家。参考司马谈和刘歆对诸子百家的分类，作者对刘歆“周朝之前吏师不分，在教师和官吏分化的过程中，兴起了诸子百家”的理论进行了修正，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周朝礼崩乐坏社会政治瓦解的过程中，各种知识的官方代表散落民间，以教师身份讲学，产生了思想家。“儒家者流，盖出于盖出于辩者。阴阳家者流，盖出于方士。法家者流，盖出于法述之士。” 从第四章到十六章，作者按照时间的发展，分别论述了儒家、墨家、道家、名家、阴阳家、法家思想的发展。重点介绍了，儒家的
发展：孔子、孟子（理想主义）、荀子（现实主义）、儒家的形而上学；道家的三个阶段：杨朱、老子、庄子；墨子和后期墨家。
中国哲学史上，秦汉之际出现了一种调和、折中的趋势，是就是“道”，各种不同的思想流派，着重“道”的不同方面，对“道”的认识，都做出了贡献。作为一种尝试，本身并不能构成一个思想体系。
汉朝思想的统一，诸子百家融合，儒道两家成为两大主要的思想流派。董仲舒在汉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统一全国思想的活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以儒术为标准，选拔官员，确保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他认为天人之间有一种密切的相互作用，把阴阳家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和主要是儒家的政治社会哲学结合起来。儒学吸收了不少其他各家的思想，特别是成功地把思辩哲学和学问结合起来，与孔子自己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差异，经过一段时间成为国家正统之学。董仲舒关于“三统”的理论为儒家约束绝对君权提出了限制。孔子被推上了神的位置。对于汉经学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之争，作者提出了一种假说，即今文学派是儒家以孟子为首的理想主义一派的继续，古文学派则源自以荀子为首的现实主义一派。
政治上分裂的魏晋南北朝是文化上杰出的时期，儒家思想暂时消沉，代之新道家和佛家思想。新道家即玄学兴盛，名家再次引起人们的兴趣，新道家对儒家经书中的重要部分也趋于接受，只是在接
受中又按老庄的精神予以重新诠释。作者认为这个时期对后来颇有影响的《庄子注》是向秀、郭象合著的，该书对老庄的早期道家思想作了重要的修订，并把庄子在思想上的暗示用具体透彻的语言表达了出来。
佛教传入中国，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与中国哲学接触发展，还专门用了一章来介绍禅宗。选用了大量佛家典故， 经过隋短暂的统一，儒家在唐朝佛教空前发展，人们受到道家思想和佛学的影响，新的时代产生了新的问题，儒家思想再次更新，产生了“新儒学”，即成熟于宋、明的道教、其中阴阳家的宇宙观点占重要地位。在更新的儒学形成的初期唐主要关注的是宇宙论的问题。从北宋到公元十一世纪下半叶，新的儒家分成由“二程”为创始人的两个不同学派：程朱学派/理学 ，陆王学派/心学。他们所争论的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自然中的规律，是否人头脑中的臆想，或宇宙的心的创作？在概括了二程的思想差异之后，作者接下去用了专门的两个章节“更新的儒学：主张柏拉图式理念的理学”和“更新的儒学：宇宙心学”，分别介绍了两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朱熹和陆九渊、王守仁的思想。
以负的方法告终。„„未来的哲学将在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结合中发展出来。”肯定了中国哲学于未来哲学的积极意义。
作者在自序中写到“小史者，非徒巨著之节略，姓名、学派之清单也。譬犹画图，小景之中，形神自足。非全史在胸，曷克臻此。惟其如是，读其书者，乃觉择焉虽精而语焉犹详也。”这是先生对本书的追求，也是本书的特点。正如译者赵复三先生所讲，“冯友兰先生治中国哲学史六十余年，不仅是一位迄今无出其右的中国哲学史家，也是一位哲学家。轻松驾驭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思想资料是中国的，考虑问题的眼光却是世界的。”本书“资料是古代的，眼光却是现代的；运用史料时是史家，讨论问题时却是哲学家。”同时，我 谈到自己的感受，主要有几个方面：
1、 文中到处闪烁着思想的火花，睿智的语言使我受益匪浅，净化了心灵。
如：
儒家则倡导“为而无所求”。竭尽己力，成败在所不计的人生态度就是“知命”。认识到世界存在的必然性，就永不言败，因为这义务在道德上已完成。
精神文化的作用在于使人懂得自己生活的意义。
人如果真正懂得了普通、寻常生活中吃喝、人际关系的重要意义，就已经是一个圣人了。
生无所得，死无所丧。
知识是重要的，但人不是只靠知识活着。
“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老子》
佛所提倡的修行是在社会之外，而修养成圣则需要在人海之中。
哲学家往往有自己的洞察力，而往往因此又自持太甚，结果洞见之处 人往往需要说很多话，然后才能归入潜默。
„„
2、帮助我对古代文化本来面目的还原和再认识。
如：对儒学的体系有了更加清晰系统的认识，增进了对名家的了解，对“中”、“庸”、“三纲”、“五常”“格物”等的涵义认识更加明了。
3、作者用历史发展的脉络，理清楚了我一些模糊、混乱的概念。
如：相同的文字“道”“有”“无”，不同时期不同人的不同解释。
4、认识到哲学的“无用之用”。
从“实际”的观点看，哲学无用，但哲学可以给我们一种有用的观点。哲学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它是生命的体验，提供一种人生的理想。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即对客观事物的信息），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事实上，哲学也有其社会政治意义。
5、加深了对于“文化”价值和意义的理解。
人能够与天地并列，靠的就是文化，文化是人性的发展。 精神文化的作用在于使人懂得自己生活的意义。 礼的文化教养作用。
人的自然发展应当依循道德规范的方向，这就是文化和文明的主要内涵。
中国历来是以文化差异，而不是以民族差异来区分自身与外族，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更多来自文化，而不是来自政治。
6、培养了哲学思维的能力。
7、再次认识到，同样的事物，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同样的资料，不同的人运用有不同的解释。
8、意识到自己在中国哲学知识体系中的薄弱环节。
如佛学、名、思辩、阴阳等。
总的来所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语言通俗，思想深刻，值得细心阅读。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
王瑞
10368006
作为一个中国人，
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国人，
去读一本关于宗教对人类经济发展的影
响的书，确实有一些困难。毕竟我本身没有宗教信仰，也不相信神鬼的存在，同时又不是哲 学与伦理学的专家，
所以很难想像为什么有人会信仰上帝，
他们的信仰究竟有多虔诚，
是真
信还是半信？这些问题令我困惑了很久。
因为完全无法做到感同身受，
所以读这本书之前我
必须作出如下假设：
自中世纪至韦伯所处的时代，
欧洲人对宗教信仰的笃信与虔诚，
相当于
中国人对人情的偏爱，
对家庭伦理的重视。
只有做出这种假设，
我才能确信韦伯所讨论的新
教伦理对欧洲人存在影响。
韦伯在书里讨论新教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
大致的思路是这样的。
是首先对资本主义
进行界定，
然后讨论新教各个分支的内涵，
最后从新教中提炼出禁欲主义这一基本的宗教内 涵并总结它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中国人和德国人的思维方式不同， 还
是我学疏才浅，
个人感觉韦伯的无关主旨的话很多。
不过他确实引起了我的思考，
给了我一
个新的思考方向。
一直以来接受的都是马克思的哲学，
大体上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但是韦伯的书，
让我体会到似乎世界没有那么绝对。
韦伯给我最大的启发在于他的一个问题： 当还没有出现
资本主义，
与将要出现资本主义的那个时间段，
是什么促使资本主义产生？我个人认为，
经
济决定论在这里说不通，或者说，不能仅仅的归因于经济因素（韦伯也是这么认为的）
。韦
伯认为新教伦理起到了很大作用，
同时他也没有排除其它可能因素的影响。
在他看来，
新教
包含着让人致富的因素：
世界是上帝赐予人的，
去追求财富是符合上帝的旨意的；
被选中的
将会得救的选民必然会彰显上帝的荣耀，
也就是说，
所有虔诚的信徒都会产生追求财富的冲
动（从宗教层面上说）
，以此彰显上帝的荣耀（因为彰显的荣耀不一定是选民，但不彰显上 帝荣耀的绝对不是选民）
。同时教义里面还包含着禁欲的要素，也就是财富不会被挥霍，而 是用于再投资。
韦伯的解释说的通，
但是我同时也产生了质疑：
为什么没有新教的当代中国仍旧可以发
展资本主义？（在这里的“资本主义精神”采取韦伯的定义，即：理性的从事物品交易，并 且每笔交易都会有利润；以赚钱为目的；避免享乐）
。韦伯很狡猾的补充到：一种制度的建
立必须依靠精神伦理方面的创新，
但当这种制度确定并向全球传播时，
那么人们就必须调整
自己的伦理观念，使之适应制度的要求。
在这里，我想自己讨论一下中国资本主义发生的前提。
“妈，就那几亩地，你种，能种出什么结果。
”
“不种怎么办？”
“你办个小卖部，卖东西，这样你可以一直卖着。等你老了，都能生活。老了怎么去种 地。
”
“可是那几亩地„„我还是先慢慢种着„„”
这一段对话是我亲耳听到的两个我的远方亲戚的对话。
母亲呢，
是一个穷苦的农民。
儿
子呢，
是一个财经大学的学生。
从这个真实的例子中可以很容易的感觉出来，
资本主义发生
的前提是什么。
商业从人类诞生时就开始了，
原始社会就存在物与物交换。
随着商业规模的
的不断扩大，产生了货币、集市、金融，甚至工业资本主义也是在商业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
所以说，
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前提，
追根到底也该归功于商业的发展。
换句话说，
必须有广泛的商业意识
（在这里我的讨论只是针对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单一影响要素， 而不排
除其它要素或前提）
。
暑期读书笔记&影视剧点评精选
只有一个人懂得低价买进物品，
然后高价卖出，
赚取中间利润这一过程，
并且有足够的
意愿去这么做，
商业和进一步的资本主义才有兴起的个人基础。 西欧属于海洋文明，
有着漫
长的海岸线，
经商是人们最重要的谋生手段之一。
古代中国属于大河文明，
以农耕为主要经
济形态，
固然在沿海沿江地区有比较发达的工商业，
但总体上以农业为主。
刚才的例子也可
以看出来，
甚至中国到了今天，
在西北的落后农村地区人们的思想观念中仍然缺乏资本主义
因子。所以从这一点上，西欧产生现代资本主义是可以理解的。 我父亲是一个工厂的老板，也就是个工业资本家。他的经营策略很简单，低价买进原料，加工后高价卖出。同时他注重诚信，也十分勤奋，每日6点起床，凌晨1点睡觉，一有休息时间他就补觉。他之所以长时间的坚持着，因为他一直希望家里人可以一辈子过上好日子。这种中国的儒家伦理不同于西方的新教伦理，不同于西方的个人救赎与金钱的渴望相结合。但是这种伦理却确确实实的在推动他的工厂的运作，支撑着这一最传统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写了这么多，我其实想说的就是：相对于新教伦理，儒家伦理并不缺乏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要素，并不缺少促进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要素，毕竟儒家伦理同样将对金钱的渴望与道德伦理相结合，给人以追求财富的动力，中国的传统美德里也不缺乏节俭（禁欲的结果也就是节俭）。所以虽然古代中国没有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的原因很多，
但影响比较大的原因应该包括农耕民族缺乏商业意识，重农抑商是主流思想。直到1840年之后，中国才逐渐接触到了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与儒家伦理相结合，促成了今天中国的发展。
《民主四讲》
《民主四讲》一书主要由四个章节组成，分别介绍了民主的起源和变化、现代民主兴起的条件、现代民主的机制与运作、以及实效与反思。 在民主的起源和变化部分，王绍光首先澄清了民主的概念以及民主的起源，民主来源于2500多年前古代雅典，意为“统治归于人民”，或“由全体人民（而不是他们选出的代表）平等的、无差别的参与国家决策和进行国家管理”。王绍光认为这是民主最原始和最简单的含义。王进一步认为，今天所讲的民主都已经背离了“民主”的本来含义。 但是，即使是在古代雅典，也并非所有的自然人都可以享有民主，而只有少数的“公民”才可以享有民主。古代雅典民主实行的政治体制包括三个，公民大会、衣食会和民众法庭。其中公民大会是雅典政体中最重要的机构。公民大会非常频繁，每年至少有40次，每次至少有6000人同时参加，开起会来很麻烦，因此又进一步设立了规模较小的议事会作为常设机构。议事会的成员是通过抽签制选出的，这能保证公平性。后来，议事会又进一步创新，设立了九人委员会，这九个委员也是通过抽签选出来的。雅典民主的第三支柱是民众法庭，其体制特征是一切由多数人民说的算，苏格拉底就是被民众法庭以腐化年轻人的罪名被判处死刑的。另外，著名的陶片放逐法可被视为一种“逆向选举”。
雅典民主的特点是一、没有选出的政府；二、没有代议机构；三、没有政党，“人民确实很大程度上将决策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雅典之后的罗马实行的是共和体制，而非有些人所认为的民主政
体，共和制原意为“人民的公共事务”，这种体制是同时吸收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混合政体。罗马主要由元老院、执政官、民政会议三层机构组成。并且权利最高的元老院实行终身制，不是抽签也不是选举制。罗马之后的2000多年里出现过多种形式的议会和选举，但因为议会和选举都是操纵在少数的教廷、贵族等手里，因此要明确一点：有选举和议会的地方不一定就是民主的。
在古代希腊，人民大众以及部分政治家认为民主是理想的统治方式，但更多的政治领袖和思想家对民主则爱恨交加。有产阶级和大多数知识精英都不喜欢民主，认为民主是一种群氓政治。理由有二：一、大多数人是无能无知的，很少能正确地看问题；二、因为大多数人是无知的，因此很容易被蛊惑。并由此得出结论：“多数人或群氓一旦获得参政的权利就会变成集体暴君。”
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都明确的反对民主。柏拉图认为实施民主是“没有分工，就没有专业化，其后果是政治变成一种毫无效率的东西”。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还比较了君主制、贵族制、共和制、暴君制、寡头制和民主制的优劣，认为民主制是仅强于暴君制的政治体制，他们认为“人天生就是智力和道德上不平等，政治制度的设计必须反映这种天然的不平等。”
在此之后的诸多西方思想家也多明确的表明了对民主制度的批判，如西塞罗、托马斯 阿奎那、马基雅维利、米尔顿、洛克、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康德、美国的国父们，只有卢梭是少数的例外，但他也无奈的承认“就民主制这个名词的严格意义而言，真正的
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即使是在文艺复兴、法国大革命时期，支持平等自由，反对封建君权的思想家也是反对民主，关键原因正如马克思所言“私有产权与全面普选是互不相容的”。说到底，民主制度会危及损害到少数有产者的利益。
民主和共和两个词的含义容易被人混淆，但实际上有很大的差别，前者是指人民参与治理国家，后者只是禁止最高权力的世袭制。美国宪制安排的共和特征是“君主（以总统为代表）、贵族（参议院）和人民（众议院）三者之间的平衡”，其目的是用各种制度设计来削弱民主。两院制、三权分立等看似民主不可缺少的部分的真实目的都是限制民主。查尔斯 比尔德说“……有产精英阶层得以凭借其资源和自身知识的优势，在必要时获得有利的立法，而不受国会内多数的控制” 接下来，王绍光讨论了民主异化的问题。民主在19世纪以前被主流思想家当作坏东西，但人民大众对其却热情高涨。精英一方面虽然惧怕民主，一方面认识到民主要求难以逆转，迫于形势且战且退。但他们底线明确，就是尽量维护私有权，其方法是以“自由民主”、“宪政民主”、“代议民主”、“程序民主”等各类提法阉割民主、驯化民主。 我们常说的“自由民主”含义并不是自由和民主互为前提，而是用“自由”来规范“民主”，来限制民主的无限权威。如托克维尔所说“……给社会权利规定广泛的、明确的、固定的界限，让个人享有一定的权利并保证其不受阻挠的行使这项权利，为个人保留少量的独立性、影响力和独创精神，使个人与社会平起平坐并在社会面前支持个人……”，由此为个人建立起从财产权到思想文化和道德生活的私人
领域，并以“宪政民主”来实现之。宪政主义是反民主的，它以宪法明确你某些个人的权利可以不服从于多数人的意志，一次限制民主权利行使的范围。
“代议”限制了民众直接参与决策的机会。议会民主实质是以代议民主取代参与民主，用少数来取代多数。代议制根本不是民主，如韦伯所言“不管是民主制还是非民主制，政治都是少数人的游戏”，帕累托也有相应的“寡头统治的铁律”（Iron laws of oligarchy）。代议民主与其他政体的确别只是它是一种披上了伪装的寡头统治。熊彼特完成了“重新定义民主，让人们觉得经过某些程序产生的寡头政治还不错”的转换，在熊彼特手里，“民主”完成了从“人民统治”向“人民选择统治者”的转型：“人民”变成了选民；“民主”变成了“选主”。代议民主不是参与式的民主，参与变成一种间歇性的行为，每隔四五年参与一次，其他时候就当顺民了。
“自由竞争性选举”限制了大多数人参政的机会，“与其说是人在选举，毋宁说是资产与财富在选举”（孟德斯鸠）。孟德斯鸠言“用抽签的方式进行选择是属于民主政治的性质。用挑选[选举]的方式进行选择是属于贵族政治的性质。”采用选举制而没有采用抽签制实现民主的原因不在于抽签制难以实现，而在于选举比抽签更有利于维护社会精英阶层的利益。
普选的实现也无法改变选举的“贵族”、“寡头”色彩，换言之，普选未必能反映公共意志，财产资格、识字程度和其他种种限制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排除在选举大门之外。“普选制度之下的民主
概念被偷换了：从人民行使主权的政体变成人民作为权利来源的政体；政治平等的概念也被偷换了，从公职分布的平等变为了选举权的平等。”
以上是“民主的起源和变化”一章的粗略总结。在“现代民主兴起的条件”，王绍光总结了多位学者关于民主兴起的条件的理论，并区分了“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和“民主的巩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的区别。不管是民主化的条件还是民主巩固的条件，都有一些实证性的研究，用来解释民主的兴起的关键自变量包括：经济发展、阶级结构、文化影响、市民社会，以及社会资本。王绍光在这五点之外又提出自己的“国家有效性”与民主之间的关系。这六方面每一方面都有很多理论，但正如王绍光所说“但到底哪些理论是正确的，哪些理论是错误的，我们还不能确定。”并依此提出希望，号召更多人把更多精力放到实证研究上来。
在第三讲中王绍光介绍了现代民主的机制和运作，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曰选举制度；二曰政党制度；三曰行政与立法关系的制度安排。并提出选举制度中比例制优于多数制，政党制度中多党制优于两党制，行政与立法关系的制度安排中议会制优于总统制，而有意思的是，在美国这个被西方风味民主制度圭臬的国家，采取的却是多数制、两党制和总统制。另外，王绍光也提醒中国谈论政治改革的人，民主制度建设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必须小心设计符合国情的民主机制，包括选举制度、政党制度，议会和行政机关的关系。否则，简单从国外拿来一个制度实行，日后想改回去是没有可能性的。
最后一讲是实效和反思。实效部分主要以“工具性目标”和“民主原则”来衡量民主的实效。在反思部分中，王绍光列举了《民主四讲》一书的四大发现：一、精英长久以来惧怕反对民主，最后为他们所实施和推崇的民主是经过无害化处理的“民主”，就是“选主”。二、各种选主制度又有优劣，而美国的制度是最劣的那种；三、因为选主制度不是真正的民主，所以其运作也不一定能改变广大人民群众的境遇；
四、选主是有钱人的游戏，没钱的老百姓千万不要被这种所谓“民主”忽悠。最后，王绍光谈到了“民主赤字”，即挂着“民主”的招牌，但徒有其表。并给出了减少和消除“民主赤字”的原则：牢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原意；以及一些想法：一、用抽签制代替代选制；二、加强商议，提高民众政治参与的深度；三、“电子民主”；四、超越政治民主，将民主的原则用于更广泛的领域，尤其是经济领域；
文章结尾，王绍光对中国民主推行实施献计献策：“中国是要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建设民主，它应是以最广大劳动人民利益为出发点的民主，是广泛参与的民主；完全不必向有产者作出巨大让步，而对民主大打折扣。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盲目采用西方舶来的那些民主模式，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读书笔记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冯友兰先生到宾夕法尼亚大学用英文讲授中国哲学史，讲稿整理成册就是这本《中国哲学简史》。作者站在专业的至高点，以清晰的思路，通俗的语言，精当的选材，以历史为脉络，深入浅出地展示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
站在大师的肩上看到更加广阔的天地，处在学习阶段的我无法妄加评论，此篇读书笔记，主要选摘心有戚戚的文字。 在头两章中，作者首先概述了中国哲学的精神和背景。
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历来被看为可以和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拟。作者认为，哲学是人生的系统反思，宗教的核心部分必然有哲学。中国人不像其他民族那样重视宗教。这是因为根据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即对客观事物的信息），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中国人在哲学里找到了超越现实世界的那个存在，也在哲学里表达和欣赏那个超越伦理道德的价值。人经过哲学达到的更高的价值比经由宗教达到的更高价值内容更纯。按照中国人的哲学传统，将来的世界里，哲学将取代宗教的地位。
按中国哲学说，做人的最高成就是成圣：个人与宇宙合而为
一。中国哲学的使命在入世和出世中寻求综合，圣人的品格用“内圣外王”来刻画，哲学是哲学家自己据以行动的内在规范。
中国哲学的背景。关键词：大陆国家、农业经济、家族制度、祖先崇拜、对自然的理想化。农民的眼界制约着中国哲学的内容和方法论。
“反者道之动”是儒道思想的共同之处，儒家“游方之内”，道家“游方之外”，相反相成，使中国人在入世和出世之间，得以较好地取得平衡。新道家和新儒家努力使道儒互相靠近。
接下去，作者按照时间的顺序，介绍了中国哲学的发展。
周朝解体，政治、社会、经济的动乱，人们寻求解答，先秦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的黄金时代，产生了诸子百家。参考司马谈和刘歆对诸子百家的分类，作者对刘歆“周朝之前吏师不分，在教师和官吏分化的过程中，兴起了诸子百家”的理论进行了修正，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周朝礼崩乐坏社会政治瓦解的过程中，各种知识的官方代表散落民间，以教师身份讲学，产生了思想家。“儒家者流，盖出于盖出于辩者。阴阳家者流，盖出于方士。法家者流，盖出于法述之士。” 从第四章到十六章，作者按照时间的发展，分别论述了儒家、墨家、道家、名家、阴阳家、法家思想的发展。重点介绍了，儒家的
发展：孔子、孟子（理想主义）、荀子（现实主义）、儒家的形而上学；道家的三个阶段：杨朱、老子、庄子；墨子和后期墨家。
中国哲学史上，秦汉之际出现了一种调和、折中的趋势，是就是“道”，各种不同的思想流派，着重“道”的不同方面，对“道”的认识，都做出了贡献。作为一种尝试，本身并不能构成一个思想体系。
汉朝思想的统一，诸子百家融合，儒道两家成为两大主要的思想流派。董仲舒在汉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统一全国思想的活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以儒术为标准，选拔官员，确保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他认为天人之间有一种密切的相互作用，把阴阳家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和主要是儒家的政治社会哲学结合起来。儒学吸收了不少其他各家的思想，特别是成功地把思辩哲学和学问结合起来，与孔子自己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差异，经过一段时间成为国家正统之学。董仲舒关于“三统”的理论为儒家约束绝对君权提出了限制。孔子被推上了神的位置。对于汉经学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之争，作者提出了一种假说，即今文学派是儒家以孟子为首的理想主义一派的继续，古文学派则源自以荀子为首的现实主义一派。
政治上分裂的魏晋南北朝是文化上杰出的时期，儒家思想暂时消沉，代之新道家和佛家思想。新道家即玄学兴盛，名家再次引起人们的兴趣，新道家对儒家经书中的重要部分也趋于接受，只是在接
受中又按老庄的精神予以重新诠释。作者认为这个时期对后来颇有影响的《庄子注》是向秀、郭象合著的，该书对老庄的早期道家思想作了重要的修订，并把庄子在思想上的暗示用具体透彻的语言表达了出来。
佛教传入中国，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与中国哲学接触发展，还专门用了一章来介绍禅宗。选用了大量佛家典故， 经过隋短暂的统一，儒家在唐朝佛教空前发展，人们受到道家思想和佛学的影响，新的时代产生了新的问题，儒家思想再次更新，产生了“新儒学”，即成熟于宋、明的道教、其中阴阳家的宇宙观点占重要地位。在更新的儒学形成的初期唐主要关注的是宇宙论的问题。从北宋到公元十一世纪下半叶，新的儒家分成由“二程”为创始人的两个不同学派：程朱学派/理学 ，陆王学派/心学。他们所争论的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自然中的规律，是否人头脑中的臆想，或宇宙的心的创作？在概括了二程的思想差异之后，作者接下去用了专门的两个章节“更新的儒学：主张柏拉图式理念的理学”和“更新的儒学：宇宙心学”，分别介绍了两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朱熹和陆九渊、王守仁的思想。
以负的方法告终。„„未来的哲学将在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结合中发展出来。”肯定了中国哲学于未来哲学的积极意义。
作者在自序中写到“小史者，非徒巨著之节略，姓名、学派之清单也。譬犹画图，小景之中，形神自足。非全史在胸，曷克臻此。惟其如是，读其书者，乃觉择焉虽精而语焉犹详也。”这是先生对本书的追求，也是本书的特点。正如译者赵复三先生所讲，“冯友兰先生治中国哲学史六十余年，不仅是一位迄今无出其右的中国哲学史家，也是一位哲学家。轻松驾驭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思想资料是中国的，考虑问题的眼光却是世界的。”本书“资料是古代的，眼光却是现代的；运用史料时是史家，讨论问题时却是哲学家。”同时，我 谈到自己的感受，主要有几个方面：
1、 文中到处闪烁着思想的火花，睿智的语言使我受益匪浅，净化了心灵。
如：
儒家则倡导“为而无所求”。竭尽己力，成败在所不计的人生态度就是“知命”。认识到世界存在的必然性，就永不言败，因为这义务在道德上已完成。
精神文化的作用在于使人懂得自己生活的意义。
人如果真正懂得了普通、寻常生活中吃喝、人际关系的重要意义，就已经是一个圣人了。
生无所得，死无所丧。
知识是重要的，但人不是只靠知识活着。
“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老子》
佛所提倡的修行是在社会之外，而修养成圣则需要在人海之中。
哲学家往往有自己的洞察力，而往往因此又自持太甚，结果洞见之处 人往往需要说很多话，然后才能归入潜默。
„„
2、帮助我对古代文化本来面目的还原和再认识。
如：对儒学的体系有了更加清晰系统的认识，增进了对名家的了解，对“中”、“庸”、“三纲”、“五常”“格物”等的涵义认识更加明了。
3、作者用历史发展的脉络，理清楚了我一些模糊、混乱的概念。
如：相同的文字“道”“有”“无”，不同时期不同人的不同解释。
4、认识到哲学的“无用之用”。
从“实际”的观点看，哲学无用，但哲学可以给我们一种有用的观点。哲学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它是生命的体验，提供一种人生的理想。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即对客观事物的信息），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事实上，哲学也有其社会政治意义。
5、加深了对于“文化”价值和意义的理解。
人能够与天地并列，靠的就是文化，文化是人性的发展。 精神文化的作用在于使人懂得自己生活的意义。 礼的文化教养作用。
人的自然发展应当依循道德规范的方向，这就是文化和文明的主要内涵。
中国历来是以文化差异，而不是以民族差异来区分自身与外族，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更多来自文化，而不是来自政治。
6、培养了哲学思维的能力。
7、再次认识到，同样的事物，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同样的资料，不同的人运用有不同的解释。
8、意识到自己在中国哲学知识体系中的薄弱环节。
如佛学、名、思辩、阴阳等。
总的来所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语言通俗，思想深刻，值得细心阅读。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
王瑞
10368006
作为一个中国人，
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国人，
去读一本关于宗教对人类经济发展的影
响的书，确实有一些困难。毕竟我本身没有宗教信仰，也不相信神鬼的存在，同时又不是哲 学与伦理学的专家，
所以很难想像为什么有人会信仰上帝，
他们的信仰究竟有多虔诚，
是真
信还是半信？这些问题令我困惑了很久。
因为完全无法做到感同身受，
所以读这本书之前我
必须作出如下假设：
自中世纪至韦伯所处的时代，
欧洲人对宗教信仰的笃信与虔诚，
相当于
中国人对人情的偏爱，
对家庭伦理的重视。
只有做出这种假设，
我才能确信韦伯所讨论的新
教伦理对欧洲人存在影响。
韦伯在书里讨论新教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
大致的思路是这样的。
是首先对资本主义
进行界定，
然后讨论新教各个分支的内涵，
最后从新教中提炼出禁欲主义这一基本的宗教内 涵并总结它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中国人和德国人的思维方式不同， 还
是我学疏才浅，
个人感觉韦伯的无关主旨的话很多。
不过他确实引起了我的思考，
给了我一
个新的思考方向。
一直以来接受的都是马克思的哲学，
大体上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但是韦伯的书，
让我体会到似乎世界没有那么绝对。
韦伯给我最大的启发在于他的一个问题： 当还没有出现
资本主义，
与将要出现资本主义的那个时间段，
是什么促使资本主义产生？我个人认为，
经
济决定论在这里说不通，或者说，不能仅仅的归因于经济因素（韦伯也是这么认为的）
。韦
伯认为新教伦理起到了很大作用，
同时他也没有排除其它可能因素的影响。
在他看来，
新教
包含着让人致富的因素：
世界是上帝赐予人的，
去追求财富是符合上帝的旨意的；
被选中的
将会得救的选民必然会彰显上帝的荣耀，
也就是说，
所有虔诚的信徒都会产生追求财富的冲
动（从宗教层面上说）
，以此彰显上帝的荣耀（因为彰显的荣耀不一定是选民，但不彰显上 帝荣耀的绝对不是选民）
。同时教义里面还包含着禁欲的要素，也就是财富不会被挥霍，而 是用于再投资。
韦伯的解释说的通，
但是我同时也产生了质疑：
为什么没有新教的当代中国仍旧可以发
展资本主义？（在这里的“资本主义精神”采取韦伯的定义，即：理性的从事物品交易，并 且每笔交易都会有利润；以赚钱为目的；避免享乐）
。韦伯很狡猾的补充到：一种制度的建
立必须依靠精神伦理方面的创新，
但当这种制度确定并向全球传播时，
那么人们就必须调整
自己的伦理观念，使之适应制度的要求。
在这里，我想自己讨论一下中国资本主义发生的前提。
“妈，就那几亩地，你种，能种出什么结果。
”
“不种怎么办？”
“你办个小卖部，卖东西，这样你可以一直卖着。等你老了，都能生活。老了怎么去种 地。
”
“可是那几亩地„„我还是先慢慢种着„„”
这一段对话是我亲耳听到的两个我的远方亲戚的对话。
母亲呢，
是一个穷苦的农民。
儿
子呢，
是一个财经大学的学生。
从这个真实的例子中可以很容易的感觉出来，
资本主义发生
的前提是什么。
商业从人类诞生时就开始了，
原始社会就存在物与物交换。
随着商业规模的
的不断扩大，产生了货币、集市、金融，甚至工业资本主义也是在商业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
所以说，
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前提，
追根到底也该归功于商业的发展。
换句话说，
必须有广泛的商业意识
（在这里我的讨论只是针对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单一影响要素， 而不排
除其它要素或前提）
。
暑期读书笔记&影视剧点评精选
只有一个人懂得低价买进物品，
然后高价卖出，
赚取中间利润这一过程，
并且有足够的
意愿去这么做，
商业和进一步的资本主义才有兴起的个人基础。 西欧属于海洋文明，
有着漫
长的海岸线，
经商是人们最重要的谋生手段之一。
古代中国属于大河文明，
以农耕为主要经
济形态，
固然在沿海沿江地区有比较发达的工商业，
但总体上以农业为主。
刚才的例子也可
以看出来，
甚至中国到了今天，
在西北的落后农村地区人们的思想观念中仍然缺乏资本主义
因子。所以从这一点上，西欧产生现代资本主义是可以理解的。 我父亲是一个工厂的老板，也就是个工业资本家。他的经营策略很简单，低价买进原料，加工后高价卖出。同时他注重诚信，也十分勤奋，每日6点起床，凌晨1点睡觉，一有休息时间他就补觉。他之所以长时间的坚持着，因为他一直希望家里人可以一辈子过上好日子。这种中国的儒家伦理不同于西方的新教伦理，不同于西方的个人救赎与金钱的渴望相结合。但是这种伦理却确确实实的在推动他的工厂的运作，支撑着这一最传统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写了这么多，我其实想说的就是：相对于新教伦理，儒家伦理并不缺乏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要素，并不缺少促进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要素，毕竟儒家伦理同样将对金钱的渴望与道德伦理相结合，给人以追求财富的动力，中国的传统美德里也不缺乏节俭（禁欲的结果也就是节俭）。所以虽然古代中国没有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的原因很多，
但影响比较大的原因应该包括农耕民族缺乏商业意识，重农抑商是主流思想。直到1840年之后，中国才逐渐接触到了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与儒家伦理相结合，促成了今天中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