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写消息
请根据下面的素材改写成一篇消息。发稿日期是1988年12月15日。字数限400—500字。不能自行增补事实。
北京的前门大街是块风水宝地，用尹盛喜的话说就是：“遍地都是钱，就看你会捡不会捡。”这里曾经是中国最古老的商业发祥地 之一，现在仍然是北京城最热闹的地方。
凭着大半生的谋生经验，1979年，尹盛喜领着一些待业男女青年在街边支起炉灶，摆开几摞粗瓷碗，开始向过往行人和外地来京的游客卖大碗茶，二分钱一碗。
他们的茶摊就像几十年前遍布北京城中的茶摊，和茶馆一样受到热烈的欢迎。在人们眼中，他们无疑是恢复了北京城的一处“古迹”，因为从1949年以后，茶摊和茶馆便在北京城逐渐消失了。
大碗茶生意兴隆。每天晚上收摊以后, 他们凑在昏黄的汽灯下面, 数着一堆堆皱巴巴的钞票和钢镚儿, 兴奋不巳。
不久, 附近的一个公园里也出现了他们的茶摊, 进项可观。
和尹的茶摊几平是同时, 前门一带出现了好几家卖大碗茶的, 茶摊的主人都是待业青年。他们之间展开竞争。就像此时中国许多刚刚复兴的行业一样, 尽管局面稍显混乱, 但是生机勃勃。
四十多岁的李素梅也在这个行列当中。她经历了与尹相似的变化。不久以后, 李领导的茶摊开始尝试着出售磁器。这对其他茶摊是一个启发。而尹走得更远。他甚至着手经营起服装项目, 发展速度 很快超过其他茶摊, 令人刮目相看。
这一年, 尹的茶摊赢利达一万余元, 这样的结果让他们自己也大吃一惊。 1980年, 尹领导的大碗茶茶社的经营体制, 正式定为集体所有制, 这一方面意味着得到了政府的承认, 他们将享受与国营企业职工同等的待遇, 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仍然是自己挣钱自己花, 在经济上自负盈亏。
尹并不留恋“铁饭碗”, 相反, 他开始积极地为茶社筹划新的生路。他注意到:近几年出现在前门一带的外国游客慢慢多了起来, 他们时常好奇地, 光顾大碗茶摊。事实也的确如此。从1979年中国向 世界开放以来,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北京, 在旅行的同时探究这个神秘的东方古国。尹意识到:他盼望已久的机会来了！
他们在著名老字号荣宝斋门前搭起简陋的席棚, 向外国游客们 出售一些造型古朴、带有浓厚中国乡土味的工艺品, 由此带来的收入大大超过卖大碗茶所得。
但不幸的是, 不久以后, 这个简陋的“商店”连同公园里的那个茶摊都因为“有碍观瞻”被拆除了。他们不得不重新回到前门大街上的那个茶摊。
尹并未因暂时的失败而气馁。他敏锐地看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在经过一场动乱之后正在重新崛起, 在这个过程中, 他应该而且能够有所作为。
1983年, 李素梅领导的茶摊参加到尹领导的实体中来, 当年的对手成为朋友。为使大碗茶贸易栈实力大增, 从而进一步扩建为更大规模的公司。
他们的业务范围几乎无所不包。那位泼辣能干的李素梅仍领导着当年的茶摊，卖二分钱一碗的大碗茶, 为的是进一步扩大声誉, 并形成一种“企业精神”。同时, 公司在北京开设几家专营珠宝玉器、 家用电器等利润较高的商店, 以此为公司积累更多的资金。
此外, 他们还经营日用百货、服装鞋帽、皮件皮货等。经营方式从代销到经
销, 从零售到批发, 根据国家政策和不同的商品灵活掌握。
公司人员逐渐增加到300人, 而实际上在公司干过的年轻人前后累计达2000多人。
从1979年到1984年, 他们小心翼冀地经营着自己的公司。有时为了推销一批商品, 他们要跑到千里之遥的农村。
公司的财富以一种神奇的速度在增长。1984年, 公司的利润高达240多万元, 是创业时的240多倍。
他们开始有能力为社会做些事, 如赞助体育运动队和学校教育, 慰间为国家而战的军人们。1988年10月, 中国美术界举行一次空前的丝绸之路考察, 公倒一次就拿出10万 元。
1985年发生了全国性的旅游工艺品滞销。尹看准时瞬几, 一次便从国营工厂买来价值20万元的商品。他决定使旅游工艺品成为公司的主要商品。在以后的几年里, 这批工艺品的价值像发酵似地迅速膨胀。
尹把这种审时度势的观察力和预见力看作经商成败的关键。19 83年, “大碗茶”公司率先进入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毗邻香港的深圳市, 并且很快在那里建立起十一个点, 形成一个旅游工艺品销 售网, 把灵敏的触角伸到国际金融和经济的窗口。
1988年1月, 当中国最大的特区海南省成立的前夕, “大碗茶” 公司又捷足先登, 在海南岛三亚市建立起营业大楼。
在北京, 公司有十八个网点, 遍布城内外, 经营着600多个品种的商品, 其中甚至包括海鲜和快餐。到1988年成立北京大碗茶商贸集团公司时, 公司的固定资产已达8的多万元, 年营业额近6000万元, 从业人员三百人。
公司的年轻人也成熟起来。当年的年轻创业者大多已成为各部门的经理。22岁的曹刚是他们当中最年轻的一个, 当他十七岁进入公司时, 几乎每天都要骑着三轮主到几十公里的飞机场拉货。如今, 公司拥有三十多辆车的车队, 而他也成为一个专柜的经理开始参与公司的管理。
1988年12月15日对于“大碗茶”公司的人们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拥有3000多平方米营业面积的新的商业大楼建成开张。它将集中大碗茶公司主要的经营项目和经营特长, 使大碗茶公司成为名副其实的“托拉斯”, 从而实现十年来的又一次飞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个商业大楼中有一个根据中国著名作家老舍先生的名著《茶馆》中场景建成的北京大茶馆。茶馆并以老舍的名字命名, 人们在这里可以坐下来一边喝茶, 一边聊天。并欣赏演出。茶馆挂着六角宫灯, 陈设器皿都是仿古的, 馆正中设有一个小舞台, 可供演出, 人们可以在这里欣赏到京剧清唱, 曲艺和杂技。这个茶馆就像老舍先生书中所描写的那样, 蕴含着浓厚的北京味, 将成为今 日北京城中别有情趣的一隅。
从卖大碗茶的第一天起, 尹就立下誓言:“卖大碗茶也要卖出个轰轰烈烈来。”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一批批外国朋友慕名而至。他们纷纷来到拥挤的前门大街, 品尝清甜可口的大碗茶。对于大碗茶公司十年来的变化, 他们颇感惊奇。
一位美国记者形容说:大碗茶公司的成功“让一个资本家羡慕不 已”。一家匈牙利报纸更乐观地指出:他们从大碗茶公司看到了中国改革的希望。如今, 大碗茶公司与法国的一项协议已在商谈之中, 在新的商业大楼和北京大茶馆的开张典礼上, 尹当众宣布:大碗茶公司在国外的第一桩生意将首先是茶馆。
大碗茶终于走向世界了。
请将下面的材料改写成一篇600字以内的非事件性消息。自拟标题。
近几年，中西部应届毕业生洪流，正在以越来越庞大的规模涌向北京和东南沿海大城市。国家人事部公布的数据表明，2013年仅北京、广州、上海、深圳4城就接收了人事部抽查的15个省市10.9％的高校毕业生。更有论者指出，近年北京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每年至少吸纳了全国高校一半的大学毕业生。
胡良奎是学广告专业的，当过安徽财经大学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学生会副会长，自诩在大学里算是个才气纵横的另类人物，简历中，他声称著有长篇小说一部。其实，他去年在合肥曾找到过几份工作，最高的一份给他1400元／月，但他觉得像他这样的大学生至少也值2000元／月。此后他从合肥折腾到广州，又从广州、福州、深圳一路折腾到佛山。他告诉记者，昨天他已在佛山南海区平洲精旺鞋业有限公司找到工作，岗位是看鞋厂仓库。他的工资是每月1800块钱。“我们鞋厂数我学历最高。看仓库的本科大学生，不知道我算不算全国头一个？”胡良奎的心态比较平和了。
但广州南方人才市场附近的“十元店”里，不少从外地赶来的大学生并没有胡良奎那样的从容与洒脱。
“十元店”里的应届生赵某，西安一所金融学院经济学本科专业，是河南商丘的农村孩子。他说自己已在一家没有底薪只有提成的融资公司跑了一个多月，但还没拉到一单业务。“还想撑一个月，如果还没业务，那我真就弹尽粮绝了，只能先回学校再说。”他的大学4年是靠父亲刨地撑下来的，自己还申请了1万元的助学贷款。他这些天一直睡不好，同班28人才签掉4人，并且找到工作的都不如意，“找不到工作，我无脸见江东父老啊”。
上海浦东新区最繁华的陆家嘴地段，也汇聚了100多名和广州、深圳“十元店”里相似的外地大学生。他们住在一幢破旧大楼第12层的简陋房间里，名称更时髦些，叫“求职村”。他们入住短则几天，长则一两年。吃3块钱一份的蛋炒饭，住15元一天的架子床，早出晚归，出门光鲜，归来垢面。几十人共用一台热水器，甚至栖身门板之上……
3月31日夜，1205房间的年轻人各怀心事。从内蒙古结伴而来的包头财经学院的两位同学，蜷缩在架子床上蒙被而睡。两人甚至连简历还没做好，就冒失地来闯上海滩。这是他俩继天津后的第二站，给自己限期一个月。事后记者知道，当天他们按照报纸的招聘启事去徐汇区一家公司应聘，结果没找到，却晃到徐汇公园抽了半天烟。
同一房间里的徐州师范大学应届生任志杰，入沪4天来找到的最好一份工作是服装销售，底薪1000元外加提成。而去年毕业于燕山大学国际金融系大专班的宋国明，工作从天津找到上海，一个月薪千元以上的工作都没找到，几番在“十元店”里搬进搬出。
3月30日中午12时，钱财耗尽的宋国明将再次离开“驿站”。记者去送他，他一直低着头走路。在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他想起了在上海最后悔的一件事，当时有家公司愿给他一个月1900块钱，包住，他没去，“在上海长时间找不着工作，人会疼的”。
陈示富，毕业于山东工商学院，整整在1204房间住了一个月，面试24次，参加13场招聘会，简历递出不计其数，结局还是空手而归。
在宋国明离开的那个晚上，陈示富喝醉了，躺在花圃里满怀哲理地说了一句：
“这城市与我有关吗？”记者捶了他两拳，说，再喊两声吧。这山东汉子竟真扯开嗓子喊了起来……然后扭过头，倏地起身，头也不回地朝“求职村”走去。
在这些外地找工大学生的意识中，京沪穗深这样的大都市，总是意味着机会、高薪和前途。以往他们的师兄师姐们以就业经验和日常信息，影响着他们产生一颗颗“都市心”。这无疑加剧了职业供给的不平衡，最需要大学生的地方少人问津，而都市的大学生求职者则人满为患。
北京大学教育学者岳昌君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2014年北京高校毕业生的起薪显著高于中部地区，大中城市就业的毕业生的起薪显著高于非大中城市。
因“都市心”形成的盲流，在中国人才研究会理事郑惠忠看来，是高校的就业指导和人力资源市场没有发挥好信息整合的作用。一开始就解决好这些学生与大城市间的“信息不对称”是一个基础性问题。
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王明，因为专业不吃香，这位来自内蒙古农村的大学生觉得，以考公务员的方式留在北京是最好的方向。从去年开始，他数次参加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的公务员考试，但最后总是被淘汰。前段时间，崇文区举办了一个公务员事业单位招聘会。他去一看，有80％的岗位都只面向北京生源。没有户籍限制的民族宗教事务处，硕士生的简历也有一尺多高，本科生的简历更是好几摞。他最后连笔试机会都没得到。一星期前，他母亲打来电话：“人家都能找到工作，你怎么就不行？”当时他急了，手向走廊的玻璃上砸去。记者见到他时，他手上的伤还没好。
此后他不停地在网上和招聘会上投简历，一心想留在北京。现在的就业期望已降到有没有北京户口无所谓，只要能给2000元／月以上的工资就接受。他曾经想去山西，但他的母亲不同意。“村里人肯定会议论，谁谁家的孩子在北京念书，结果找工作反倒去了外地。”他说。
“宁要北京一张床，不要西部、基层一套房”成了北京大学生们普遍的就业心态。中央民族大学就业中心一位负责人介绍，去年73％的毕业生都是留在北京工作，就业去向太集中于北京了， “像我们学校的学生，要是到其他地方，即使是省会城市都是很好找工作的，但他们就是不愿意去。”
北京林业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王立平也介绍，80％的毕业生选择留在北京，“学校很多涉及林业技术的专业在基层林场用得上”，可去基层林场的毕业生几乎没有，“去了也养不住”。
而另一方面，北京市规定，今年将继续执行京外生源本科毕业生择优留京就业政策，本科生留京比例仍限定在30％。所以，教育学者杨东平教授认为，高等教育即使扩张到目前规模，也还没到大学生过剩分不出去的地步。像北京的大学生就业难，“更多地还是与毕业生千方百计要一个北京户口有关。”
这种情况也在上海出现。上海师范大学中文专业某班的31个人，除考研的9人以外，剩下22人只有一人签约。一些外地大学生告诉记者，为了留在上海，他们甚至放弃户口，到缺乏保障的私立学校就业，拿1200元－1300元／月的工资。有学生移动着日渐宽松的表带，说：“最近都瘦了一大圈了。”
而在全国，北大教育学者对近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分布调查发现，七成以上的大学生在大中城市工作。但随着国家鼓励大学生去基层、边远地区的激励政策出台，去县城以下的大学生比例略有上升。
专家认为，大学生大量去农村还不太可能。由于目前制造业占很大比重，他认为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将越来越多地吸纳大学生，这需要大学生转变“都市心态”的择业观念。
改写消息
请根据下面的素材改写成一篇消息。发稿日期是1988年12月15日。字数限400—500字。不能自行增补事实。
北京的前门大街是块风水宝地，用尹盛喜的话说就是：“遍地都是钱，就看你会捡不会捡。”这里曾经是中国最古老的商业发祥地 之一，现在仍然是北京城最热闹的地方。
凭着大半生的谋生经验，1979年，尹盛喜领着一些待业男女青年在街边支起炉灶，摆开几摞粗瓷碗，开始向过往行人和外地来京的游客卖大碗茶，二分钱一碗。
他们的茶摊就像几十年前遍布北京城中的茶摊，和茶馆一样受到热烈的欢迎。在人们眼中，他们无疑是恢复了北京城的一处“古迹”，因为从1949年以后，茶摊和茶馆便在北京城逐渐消失了。
大碗茶生意兴隆。每天晚上收摊以后, 他们凑在昏黄的汽灯下面, 数着一堆堆皱巴巴的钞票和钢镚儿, 兴奋不巳。
不久, 附近的一个公园里也出现了他们的茶摊, 进项可观。
和尹的茶摊几平是同时, 前门一带出现了好几家卖大碗茶的, 茶摊的主人都是待业青年。他们之间展开竞争。就像此时中国许多刚刚复兴的行业一样, 尽管局面稍显混乱, 但是生机勃勃。
四十多岁的李素梅也在这个行列当中。她经历了与尹相似的变化。不久以后, 李领导的茶摊开始尝试着出售磁器。这对其他茶摊是一个启发。而尹走得更远。他甚至着手经营起服装项目, 发展速度 很快超过其他茶摊, 令人刮目相看。
这一年, 尹的茶摊赢利达一万余元, 这样的结果让他们自己也大吃一惊。 1980年, 尹领导的大碗茶茶社的经营体制, 正式定为集体所有制, 这一方面意味着得到了政府的承认, 他们将享受与国营企业职工同等的待遇, 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仍然是自己挣钱自己花, 在经济上自负盈亏。
尹并不留恋“铁饭碗”, 相反, 他开始积极地为茶社筹划新的生路。他注意到:近几年出现在前门一带的外国游客慢慢多了起来, 他们时常好奇地, 光顾大碗茶摊。事实也的确如此。从1979年中国向 世界开放以来,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北京, 在旅行的同时探究这个神秘的东方古国。尹意识到:他盼望已久的机会来了！
他们在著名老字号荣宝斋门前搭起简陋的席棚, 向外国游客们 出售一些造型古朴、带有浓厚中国乡土味的工艺品, 由此带来的收入大大超过卖大碗茶所得。
但不幸的是, 不久以后, 这个简陋的“商店”连同公园里的那个茶摊都因为“有碍观瞻”被拆除了。他们不得不重新回到前门大街上的那个茶摊。
尹并未因暂时的失败而气馁。他敏锐地看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在经过一场动乱之后正在重新崛起, 在这个过程中, 他应该而且能够有所作为。
1983年, 李素梅领导的茶摊参加到尹领导的实体中来, 当年的对手成为朋友。为使大碗茶贸易栈实力大增, 从而进一步扩建为更大规模的公司。
他们的业务范围几乎无所不包。那位泼辣能干的李素梅仍领导着当年的茶摊，卖二分钱一碗的大碗茶, 为的是进一步扩大声誉, 并形成一种“企业精神”。同时, 公司在北京开设几家专营珠宝玉器、 家用电器等利润较高的商店, 以此为公司积累更多的资金。
此外, 他们还经营日用百货、服装鞋帽、皮件皮货等。经营方式从代销到经
销, 从零售到批发, 根据国家政策和不同的商品灵活掌握。
公司人员逐渐增加到300人, 而实际上在公司干过的年轻人前后累计达2000多人。
从1979年到1984年, 他们小心翼冀地经营着自己的公司。有时为了推销一批商品, 他们要跑到千里之遥的农村。
公司的财富以一种神奇的速度在增长。1984年, 公司的利润高达240多万元, 是创业时的240多倍。
他们开始有能力为社会做些事, 如赞助体育运动队和学校教育, 慰间为国家而战的军人们。1988年10月, 中国美术界举行一次空前的丝绸之路考察, 公倒一次就拿出10万 元。
1985年发生了全国性的旅游工艺品滞销。尹看准时瞬几, 一次便从国营工厂买来价值20万元的商品。他决定使旅游工艺品成为公司的主要商品。在以后的几年里, 这批工艺品的价值像发酵似地迅速膨胀。
尹把这种审时度势的观察力和预见力看作经商成败的关键。19 83年, “大碗茶”公司率先进入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毗邻香港的深圳市, 并且很快在那里建立起十一个点, 形成一个旅游工艺品销 售网, 把灵敏的触角伸到国际金融和经济的窗口。
1988年1月, 当中国最大的特区海南省成立的前夕, “大碗茶” 公司又捷足先登, 在海南岛三亚市建立起营业大楼。
在北京, 公司有十八个网点, 遍布城内外, 经营着600多个品种的商品, 其中甚至包括海鲜和快餐。到1988年成立北京大碗茶商贸集团公司时, 公司的固定资产已达8的多万元, 年营业额近6000万元, 从业人员三百人。
公司的年轻人也成熟起来。当年的年轻创业者大多已成为各部门的经理。22岁的曹刚是他们当中最年轻的一个, 当他十七岁进入公司时, 几乎每天都要骑着三轮主到几十公里的飞机场拉货。如今, 公司拥有三十多辆车的车队, 而他也成为一个专柜的经理开始参与公司的管理。
1988年12月15日对于“大碗茶”公司的人们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拥有3000多平方米营业面积的新的商业大楼建成开张。它将集中大碗茶公司主要的经营项目和经营特长, 使大碗茶公司成为名副其实的“托拉斯”, 从而实现十年来的又一次飞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个商业大楼中有一个根据中国著名作家老舍先生的名著《茶馆》中场景建成的北京大茶馆。茶馆并以老舍的名字命名, 人们在这里可以坐下来一边喝茶, 一边聊天。并欣赏演出。茶馆挂着六角宫灯, 陈设器皿都是仿古的, 馆正中设有一个小舞台, 可供演出, 人们可以在这里欣赏到京剧清唱, 曲艺和杂技。这个茶馆就像老舍先生书中所描写的那样, 蕴含着浓厚的北京味, 将成为今 日北京城中别有情趣的一隅。
从卖大碗茶的第一天起, 尹就立下誓言:“卖大碗茶也要卖出个轰轰烈烈来。”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一批批外国朋友慕名而至。他们纷纷来到拥挤的前门大街, 品尝清甜可口的大碗茶。对于大碗茶公司十年来的变化, 他们颇感惊奇。
一位美国记者形容说:大碗茶公司的成功“让一个资本家羡慕不 已”。一家匈牙利报纸更乐观地指出:他们从大碗茶公司看到了中国改革的希望。如今, 大碗茶公司与法国的一项协议已在商谈之中, 在新的商业大楼和北京大茶馆的开张典礼上, 尹当众宣布:大碗茶公司在国外的第一桩生意将首先是茶馆。
大碗茶终于走向世界了。
请将下面的材料改写成一篇600字以内的非事件性消息。自拟标题。
近几年，中西部应届毕业生洪流，正在以越来越庞大的规模涌向北京和东南沿海大城市。国家人事部公布的数据表明，2013年仅北京、广州、上海、深圳4城就接收了人事部抽查的15个省市10.9％的高校毕业生。更有论者指出，近年北京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每年至少吸纳了全国高校一半的大学毕业生。
胡良奎是学广告专业的，当过安徽财经大学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学生会副会长，自诩在大学里算是个才气纵横的另类人物，简历中，他声称著有长篇小说一部。其实，他去年在合肥曾找到过几份工作，最高的一份给他1400元／月，但他觉得像他这样的大学生至少也值2000元／月。此后他从合肥折腾到广州，又从广州、福州、深圳一路折腾到佛山。他告诉记者，昨天他已在佛山南海区平洲精旺鞋业有限公司找到工作，岗位是看鞋厂仓库。他的工资是每月1800块钱。“我们鞋厂数我学历最高。看仓库的本科大学生，不知道我算不算全国头一个？”胡良奎的心态比较平和了。
但广州南方人才市场附近的“十元店”里，不少从外地赶来的大学生并没有胡良奎那样的从容与洒脱。
“十元店”里的应届生赵某，西安一所金融学院经济学本科专业，是河南商丘的农村孩子。他说自己已在一家没有底薪只有提成的融资公司跑了一个多月，但还没拉到一单业务。“还想撑一个月，如果还没业务，那我真就弹尽粮绝了，只能先回学校再说。”他的大学4年是靠父亲刨地撑下来的，自己还申请了1万元的助学贷款。他这些天一直睡不好，同班28人才签掉4人，并且找到工作的都不如意，“找不到工作，我无脸见江东父老啊”。
上海浦东新区最繁华的陆家嘴地段，也汇聚了100多名和广州、深圳“十元店”里相似的外地大学生。他们住在一幢破旧大楼第12层的简陋房间里，名称更时髦些，叫“求职村”。他们入住短则几天，长则一两年。吃3块钱一份的蛋炒饭，住15元一天的架子床，早出晚归，出门光鲜，归来垢面。几十人共用一台热水器，甚至栖身门板之上……
3月31日夜，1205房间的年轻人各怀心事。从内蒙古结伴而来的包头财经学院的两位同学，蜷缩在架子床上蒙被而睡。两人甚至连简历还没做好，就冒失地来闯上海滩。这是他俩继天津后的第二站，给自己限期一个月。事后记者知道，当天他们按照报纸的招聘启事去徐汇区一家公司应聘，结果没找到，却晃到徐汇公园抽了半天烟。
同一房间里的徐州师范大学应届生任志杰，入沪4天来找到的最好一份工作是服装销售，底薪1000元外加提成。而去年毕业于燕山大学国际金融系大专班的宋国明，工作从天津找到上海，一个月薪千元以上的工作都没找到，几番在“十元店”里搬进搬出。
3月30日中午12时，钱财耗尽的宋国明将再次离开“驿站”。记者去送他，他一直低着头走路。在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他想起了在上海最后悔的一件事，当时有家公司愿给他一个月1900块钱，包住，他没去，“在上海长时间找不着工作，人会疼的”。
陈示富，毕业于山东工商学院，整整在1204房间住了一个月，面试24次，参加13场招聘会，简历递出不计其数，结局还是空手而归。
在宋国明离开的那个晚上，陈示富喝醉了，躺在花圃里满怀哲理地说了一句：
“这城市与我有关吗？”记者捶了他两拳，说，再喊两声吧。这山东汉子竟真扯开嗓子喊了起来……然后扭过头，倏地起身，头也不回地朝“求职村”走去。
在这些外地找工大学生的意识中，京沪穗深这样的大都市，总是意味着机会、高薪和前途。以往他们的师兄师姐们以就业经验和日常信息，影响着他们产生一颗颗“都市心”。这无疑加剧了职业供给的不平衡，最需要大学生的地方少人问津，而都市的大学生求职者则人满为患。
北京大学教育学者岳昌君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2014年北京高校毕业生的起薪显著高于中部地区，大中城市就业的毕业生的起薪显著高于非大中城市。
因“都市心”形成的盲流，在中国人才研究会理事郑惠忠看来，是高校的就业指导和人力资源市场没有发挥好信息整合的作用。一开始就解决好这些学生与大城市间的“信息不对称”是一个基础性问题。
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王明，因为专业不吃香，这位来自内蒙古农村的大学生觉得，以考公务员的方式留在北京是最好的方向。从去年开始，他数次参加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的公务员考试，但最后总是被淘汰。前段时间，崇文区举办了一个公务员事业单位招聘会。他去一看，有80％的岗位都只面向北京生源。没有户籍限制的民族宗教事务处，硕士生的简历也有一尺多高，本科生的简历更是好几摞。他最后连笔试机会都没得到。一星期前，他母亲打来电话：“人家都能找到工作，你怎么就不行？”当时他急了，手向走廊的玻璃上砸去。记者见到他时，他手上的伤还没好。
此后他不停地在网上和招聘会上投简历，一心想留在北京。现在的就业期望已降到有没有北京户口无所谓，只要能给2000元／月以上的工资就接受。他曾经想去山西，但他的母亲不同意。“村里人肯定会议论，谁谁家的孩子在北京念书，结果找工作反倒去了外地。”他说。
“宁要北京一张床，不要西部、基层一套房”成了北京大学生们普遍的就业心态。中央民族大学就业中心一位负责人介绍，去年73％的毕业生都是留在北京工作，就业去向太集中于北京了， “像我们学校的学生，要是到其他地方，即使是省会城市都是很好找工作的，但他们就是不愿意去。”
北京林业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王立平也介绍，80％的毕业生选择留在北京，“学校很多涉及林业技术的专业在基层林场用得上”，可去基层林场的毕业生几乎没有，“去了也养不住”。
而另一方面，北京市规定，今年将继续执行京外生源本科毕业生择优留京就业政策，本科生留京比例仍限定在30％。所以，教育学者杨东平教授认为，高等教育即使扩张到目前规模，也还没到大学生过剩分不出去的地步。像北京的大学生就业难，“更多地还是与毕业生千方百计要一个北京户口有关。”
这种情况也在上海出现。上海师范大学中文专业某班的31个人，除考研的9人以外，剩下22人只有一人签约。一些外地大学生告诉记者，为了留在上海，他们甚至放弃户口，到缺乏保障的私立学校就业，拿1200元－1300元／月的工资。有学生移动着日渐宽松的表带，说：“最近都瘦了一大圈了。”
而在全国，北大教育学者对近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分布调查发现，七成以上的大学生在大中城市工作。但随着国家鼓励大学生去基层、边远地区的激励政策出台，去县城以下的大学生比例略有上升。
专家认为，大学生大量去农村还不太可能。由于目前制造业占很大比重，他认为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将越来越多地吸纳大学生，这需要大学生转变“都市心态”的择业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