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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母校恩师
江少佳
2010年8月8日，终身难忘！这一天，揭
阳一中63 届（1）班（文科班）40多位同学
风尘仆仆，从全国各地赶回阔别25载的母校。
昔日古朴的老校区已经变得高楼林立，我们连
连感慨；走过我们63（1）最先启用的教学大
楼五楼最靠西侧的那间教室，望着里面正埋头
苦读的学弟学妹，我们的思绪油然飞回到25
年前那1000个日日夜夜。
亦师亦父的许声建主任
1982年，未满14周岁的我（当时一般同
学都是16周岁左右读高一），以超过揭阳一中
录取分数线50多分的优异成绩被母校录取。在正式进入母校读书之前，学校组织新生进行严格的体检。这时，我的身高和体重指标（身高1.43米，体重34公斤）引起了医生们的高度关注。他们找到了在体检场协调指挥的母校领导许声建主任（当时他是母校的教导主任，我们毕业后不久就被提拔为副校长），告诉他如此矮小的高中生是罕见的，说这个学生今后可能长不高，三年后基本上可以肯定是没有被高校录取的希望的，从减轻我的经济负担的角度考虑，他们建议我回家乡学校（揭阳县云路中学）就读。
我第一次见到了许主任，他长得很帅气，高大儒雅。他微笑着来到我身旁，温和地了解了我的基本情况，然后委婉地把医生们的想法告诉了我，同时强调学校决没有排斥我的意思，而是要我回家和父母商量，决定权交给我自己。我听完他的话，心里面还是扑腾得很厉害。我坚信自己是会长高的，但医生们的判断会不会使我最终被学校拒之门外？许主任见我脸上阴云不散，继续安慰我说，只要回家打张证实自己的年龄的证明书交给学校，就可以跟其他人一样来学校读书了。我破涕为笑，回到家里即刻就去打好了证明书，
开学那天就把证明书交给许
2 主任，有惊无险！日理万机的许主任为了一个学生的一件小事，竟然花去了大半天的宝贵时间，回想起来，此刻我依然感动！
带着几分崇敬，也夹杂着几分愧疚，入学后，我多次来到座落在校园东北角的许主任家，向他汇报我的学习和思想。慢慢地 ，我与他的一家子都熟悉起来了，我见他家里人多（有70多岁的老母亲、妻子、儿女，此外，他妹妹的一对孩子也被他拉扯到身边），就主动邀请他妹妹的儿子（叫郭少琼，读初三，当时已经是我的好朋友）到我宿舍跟我“合铺”。许主任开始不同意，后来见我态度坚决，只好答应试几天看看。两个好玩的孩子终于睡在了一起——入校门右侧三楼的一间学生宿舍的顶铺。但好景不长，没过几天，许主任的夫人就客客气气地找到我，说少琼是个贪玩的孩子，长期跟他走得太近怕我会受同化，两人睡一个铺也肯定会影响我的正常作息，所以决定“拆散”我们，即日起“立即执行”。我很懊悔，我连老师家这么一点小忙也帮不上。
在母校的这些日子里，许主任的一家时刻关注着我的思想动态和学习状况。高三时，我那刚刚只有四十岁的母亲患起了“更年期综合症”，父亲又远在陆丰工作。我心急如焚，多次利用节假日用单车载着母亲去县城各大医院请医问药。许主任知道了这一情况后，主动跟我妈妈见面，安慰她“更年期综合症”是上了年纪的妇女的一种生理反应，不是什么大病，要她放下思想包袱，耐心服药，过一短时间后肯定会好的。冬天到了，许主任的夫人见我穿得很单薄，就把她儿子正在穿的几件衣服一件件逼着我穿上；许主任的老母亲则把她不知道积攒了多久的5块钱零用钱悄悄地塞到了我的手里。每次他们家有好吃的（我们住宿生当时每天吃0.15元的菜），许主任的外甥女郭少玲都会去叫我到他们家搓一顿。一晃而过25年了，温馨的回忆历历在目。
2010年的一个春日，盼了20多年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这一天，许主任偕夫人王淑英老师专程从他们女儿的家——远在天河区的华景新城来到座落在海珠区珠江边的我的新家来看望我们一家。我们畅叙了一整天，由于激动万分，我出去吃饭时连手机丢掉了都不知道。年近八旬的许主任伉俪精神矍铄，精力远超同龄人。慈爱的王老师像来到自己的孩子家里一样，这看看，那看看。我却高兴得连跟他们拍个照留念都忘记了，留下了深深的自责和遗憾。
两度为师的翁绍伟老师
1985年7月的高考终于到来了。然而，临门前的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
3 胃溃疡加发高烧，还有高考后填报志愿的失误，一下子把我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本来心比天高的我被降线录取到韩山师专政史系。我万念俱灰。从高材生荟萃的一中进入专门培养初中教师的韩山师专，这种巨大的失落感令我立马从望穿秋水转为意兴阑珊，情绪一下子跌到谷底！几位同样从一中过来的“天涯沦落人”走在一起，心里都不是滋味。大家都像犯了错误的孩子一样，低垂着头，没有人敢在外人面前提到自己是“一中生”。好长一段时间，我们见面时都是“执手相看泪眼”，深感前路茫茫，师道难行。三年的韩师生活就像韩江的春水，毫无悬念地向东流去。
毕业后，我回到母校探望老师。我的班主任翁绍伟老师在我读大学期间就与我书信不断。当他知道我被分配到一所农村中学时，就鼓励我说，凭你“一中生”的底子，不出几年你就能出人头地。他还告诫我说，当老师，要耐得住清贫。怀揣着恩师的谆谆教诲，我开始了长达10年的乡村教师生涯。
自然而然地，翁老师成为我从事教育工作的导师。我每遇到工作上的困惑，就会去找他探讨。在他的引导下，我全身心投入到教学活动中，且收获颇多——县优秀教师、市优秀青年教师、南粤教坛新秀、第一批省级名教师培养对象„„未满30岁，我就从学校团委书记做到政教处副主任和主任等职务。
曾几何时，在一位已经通过律师资格考试的韩师同学鼓动下，我瞒着翁老师也投入了学法的大军里，并报名参加了1997年的“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凭着“老一中生”的底子和干劲，我居然考了个全市第三，一年后就顺利拿到了“全国律师执业证书”。
我的人生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是该换条新路走走，还是顺着已经熟稔了的老路继续走？终于有机会可以摘掉让自己十多年抬不起头的教师帽子了，为何又犹豫不决起来？面临着如此艰难的选择，我再一次走到了翁老师的面前。
翁老师告诉我，
你既然考上了，就试试吧。但“针无双头利”，教育那一块，该放弃的要尽量放弃。我听从了他的指教，从揭东一中调到揭阳市综合中专，业余在该校的律师事务所兼职。
接下来的八年，我身兼两职。既当老师又当律师，开始时，我觉得身上有使
4 不完的劲。白天上课、接案、调查、会见、开庭，甚至还去电台和电视台做了一年多的嘉宾主持人，为老百姓普及法律知识。繁忙的工作把我打造成为一个时间观念特别强的人。有的时候，我每天必须自己开车穿越三个地级市；有时上午开庭，下午上完两节课，还要迅速往法院赶。这种生活是充实的，却也很容易把人累垮。我慢慢地就觉得自己吃不消了。翁老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专程到我与人合伙的律师事务所里，跟我做了大半天的工作。
我决定重新选择我的人生道路。
2004年的教师节，我向我所在的揭阳市综合中专学校全体同仁宣布，我即将放弃我的律师工作，回归为一名专职的老师。很多人不可理喻：你当律师，赚大钱，还回来跟我们一样当普通老师干什么？
我说到做到，第二年，我成为广州市旅游商贸职业学校的老师，学校让我上几节法律课，业余时间充当学校和师生们的法律顾问。
我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位置，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真正认识了自己。我发现我很适合当老师。
亦师亦友的母校恩师群体
母校的老师，不管是教过我的还是没有教过我的，他们对待一中的学生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聚会这两天，同学们聊得最多的，还是母校的老师以及师生之间那种天底下最纯真的友谊。很多人都对林树才副校长和许声建主任这两位一中“名嘴”的口才赞不绝口。当年每次开学生大会时，只要他俩中任何一位的声音从广播里传出来，整个会场立马就万籁俱寂，秩序井然。林校长善于在诙谐而朴素的语言中注入深刻的道理，令人在开怀大笑中受到良好的教育。许声建主任则拥有令人叹为观止的古文学功底，他的讲话声情并茂，充满正气。听他讲话就像欣赏一首首古典名曲，当年不知有多少人在许主任的引领下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也不知有多少人在他的心灵鸡汤滋养茁壮成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年母校的校园文化、那个时代的一中精神，与这两位“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辛勤营造是分不开的。
我崇拜母校的老师，陈昌映老师可以边面对着学生讲课边徒手在黑板上画出逼真的几何图案。翁绍伟老师用他那颗永远热血沸腾的心和挂满忧国忧民的表情的脸激励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大写的人，不能辜负“一中生”的美誉，陈鸿辉老师初中高中都教我地理，高考时，我地理考了82分„就是那些在食堂做帮工的老
5 师夫人们对我们的真切的关爱，也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那时候我在全校同学中个子最矮小，师母们都推测我是饿成这样的。每逢学校分猪肉（每三天每个学生会分到学校免费赠送的一小片猪肉），她们总是颇费周折地努力挑选出最大的那一片放到我的碗里。
我也经常琢磨着母校老师们成功的秘诀，学习他们的教育教学理念，并逐渐形成自己的教学特色。
一堂好课应该让学生脸发红，眼发光，手直举，口常开。这是课堂活力的具体体现。一堂好课还应当是情智共生的课堂，让学生情感的闸门不断开启，以情促智，以智生情。中专的课本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都偏难，纯理论的灌输往往令学生苦不堪言。如何使课堂生机盎然、激情迸发、活力四射？我尝试用讨论式教学，使学生逐渐形成讨论问题的习惯。这教与学讲求“互动”，学生脑筋一动，嘴巴一开，思维马上就活跃起来了，学习就不再成为一件令人厌倦和烦恼的事。课堂内外的频繁交流，也使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心贴得越来越近，我们成为了亲密无间的朋友。学生视我亦师亦友！
二十多年来，我养成了一些教育习惯：为了避免学生在课堂上出现不安宁的情绪，我绝不提问学生，回答问题全找那些举手的同学；我也绝不当众批评学生；偶尔我自己受到学生的无理指责，也绝不当众回击；对待犯了错误的学生，我绝不粗暴批评，而是采用他乐意接受的方式让他逐渐认识错误。我有个惯例，每接手一个新班级，都向全体学生宣布：他们的尊严重于泰山，比我的尊严重要1万倍。我要让我的每一个学生都能抬起头，挺起胸，做一个有尊严的人。
这次母校之行，我们又有了新的收获。77岁高龄的翁绍伟老师和72岁的陈诗易老师一大早就来到榕江大酒店等待我们。见到久别重逢的旧日学子，两位恩师老泪纵横。翁老师用他那一贯诙谐富含哲理而又忧国忧民的语言风格以及铿锵有力的语调即席演讲，又一次给大家送去天底下最宝贵的金玉良言。
翁老师再一次关心起我这个与他无话不谈的亲密学生，他勉励我说：一个人的价值并不在于他活得怎样，而在于他怎样活。平凡并不可悲，可悲的是不懂得在平凡中去努力追求和创造。教师平凡如泥土，但可以培育希望；教师平凡如雨露，但可以滋养幸福；教师平凡如小草，但可以慰籍大地„„母校的每一位老师，何尝不是如此，又何尝不是一种伟大。
提起母校的任何一位恩师，我都有说不完的故事和道不尽的感慨。限于篇幅，
6 我不能在这里一一展现。但是，他们筑起的那一座座永远的丰碑，必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一中人，向着美好的未来阔步前进。
（注：作者江少佳系揭阳一中63届（1）班校友，现为广州市旅游商贸职业学校高级讲师、法律顾问）
（联系电话：15626099248 邮箱：lawjsj@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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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母校恩师
江少佳
2010年8月8日，终身难忘！这一天，揭
阳一中63 届（1）班（文科班）40多位同学
风尘仆仆，从全国各地赶回阔别25载的母校。
昔日古朴的老校区已经变得高楼林立，我们连
连感慨；走过我们63（1）最先启用的教学大
楼五楼最靠西侧的那间教室，望着里面正埋头
苦读的学弟学妹，我们的思绪油然飞回到25
年前那1000个日日夜夜。
亦师亦父的许声建主任
1982年，未满14周岁的我（当时一般同
学都是16周岁左右读高一），以超过揭阳一中
录取分数线50多分的优异成绩被母校录取。在正式进入母校读书之前，学校组织新生进行严格的体检。这时，我的身高和体重指标（身高1.43米，体重34公斤）引起了医生们的高度关注。他们找到了在体检场协调指挥的母校领导许声建主任（当时他是母校的教导主任，我们毕业后不久就被提拔为副校长），告诉他如此矮小的高中生是罕见的，说这个学生今后可能长不高，三年后基本上可以肯定是没有被高校录取的希望的，从减轻我的经济负担的角度考虑，他们建议我回家乡学校（揭阳县云路中学）就读。
我第一次见到了许主任，他长得很帅气，高大儒雅。他微笑着来到我身旁，温和地了解了我的基本情况，然后委婉地把医生们的想法告诉了我，同时强调学校决没有排斥我的意思，而是要我回家和父母商量，决定权交给我自己。我听完他的话，心里面还是扑腾得很厉害。我坚信自己是会长高的，但医生们的判断会不会使我最终被学校拒之门外？许主任见我脸上阴云不散，继续安慰我说，只要回家打张证实自己的年龄的证明书交给学校，就可以跟其他人一样来学校读书了。我破涕为笑，回到家里即刻就去打好了证明书，
开学那天就把证明书交给许
2 主任，有惊无险！日理万机的许主任为了一个学生的一件小事，竟然花去了大半天的宝贵时间，回想起来，此刻我依然感动！
带着几分崇敬，也夹杂着几分愧疚，入学后，我多次来到座落在校园东北角的许主任家，向他汇报我的学习和思想。慢慢地 ，我与他的一家子都熟悉起来了，我见他家里人多（有70多岁的老母亲、妻子、儿女，此外，他妹妹的一对孩子也被他拉扯到身边），就主动邀请他妹妹的儿子（叫郭少琼，读初三，当时已经是我的好朋友）到我宿舍跟我“合铺”。许主任开始不同意，后来见我态度坚决，只好答应试几天看看。两个好玩的孩子终于睡在了一起——入校门右侧三楼的一间学生宿舍的顶铺。但好景不长，没过几天，许主任的夫人就客客气气地找到我，说少琼是个贪玩的孩子，长期跟他走得太近怕我会受同化，两人睡一个铺也肯定会影响我的正常作息，所以决定“拆散”我们，即日起“立即执行”。我很懊悔，我连老师家这么一点小忙也帮不上。
在母校的这些日子里，许主任的一家时刻关注着我的思想动态和学习状况。高三时，我那刚刚只有四十岁的母亲患起了“更年期综合症”，父亲又远在陆丰工作。我心急如焚，多次利用节假日用单车载着母亲去县城各大医院请医问药。许主任知道了这一情况后，主动跟我妈妈见面，安慰她“更年期综合症”是上了年纪的妇女的一种生理反应，不是什么大病，要她放下思想包袱，耐心服药，过一短时间后肯定会好的。冬天到了，许主任的夫人见我穿得很单薄，就把她儿子正在穿的几件衣服一件件逼着我穿上；许主任的老母亲则把她不知道积攒了多久的5块钱零用钱悄悄地塞到了我的手里。每次他们家有好吃的（我们住宿生当时每天吃0.15元的菜），许主任的外甥女郭少玲都会去叫我到他们家搓一顿。一晃而过25年了，温馨的回忆历历在目。
2010年的一个春日，盼了20多年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这一天，许主任偕夫人王淑英老师专程从他们女儿的家——远在天河区的华景新城来到座落在海珠区珠江边的我的新家来看望我们一家。我们畅叙了一整天，由于激动万分，我出去吃饭时连手机丢掉了都不知道。年近八旬的许主任伉俪精神矍铄，精力远超同龄人。慈爱的王老师像来到自己的孩子家里一样，这看看，那看看。我却高兴得连跟他们拍个照留念都忘记了，留下了深深的自责和遗憾。
两度为师的翁绍伟老师
1985年7月的高考终于到来了。然而，临门前的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
3 胃溃疡加发高烧，还有高考后填报志愿的失误，一下子把我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本来心比天高的我被降线录取到韩山师专政史系。我万念俱灰。从高材生荟萃的一中进入专门培养初中教师的韩山师专，这种巨大的失落感令我立马从望穿秋水转为意兴阑珊，情绪一下子跌到谷底！几位同样从一中过来的“天涯沦落人”走在一起，心里都不是滋味。大家都像犯了错误的孩子一样，低垂着头，没有人敢在外人面前提到自己是“一中生”。好长一段时间，我们见面时都是“执手相看泪眼”，深感前路茫茫，师道难行。三年的韩师生活就像韩江的春水，毫无悬念地向东流去。
毕业后，我回到母校探望老师。我的班主任翁绍伟老师在我读大学期间就与我书信不断。当他知道我被分配到一所农村中学时，就鼓励我说，凭你“一中生”的底子，不出几年你就能出人头地。他还告诫我说，当老师，要耐得住清贫。怀揣着恩师的谆谆教诲，我开始了长达10年的乡村教师生涯。
自然而然地，翁老师成为我从事教育工作的导师。我每遇到工作上的困惑，就会去找他探讨。在他的引导下，我全身心投入到教学活动中，且收获颇多——县优秀教师、市优秀青年教师、南粤教坛新秀、第一批省级名教师培养对象„„未满30岁，我就从学校团委书记做到政教处副主任和主任等职务。
曾几何时，在一位已经通过律师资格考试的韩师同学鼓动下，我瞒着翁老师也投入了学法的大军里，并报名参加了1997年的“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凭着“老一中生”的底子和干劲，我居然考了个全市第三，一年后就顺利拿到了“全国律师执业证书”。
我的人生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是该换条新路走走，还是顺着已经熟稔了的老路继续走？终于有机会可以摘掉让自己十多年抬不起头的教师帽子了，为何又犹豫不决起来？面临着如此艰难的选择，我再一次走到了翁老师的面前。
翁老师告诉我，
你既然考上了，就试试吧。但“针无双头利”，教育那一块，该放弃的要尽量放弃。我听从了他的指教，从揭东一中调到揭阳市综合中专，业余在该校的律师事务所兼职。
接下来的八年，我身兼两职。既当老师又当律师，开始时，我觉得身上有使
4 不完的劲。白天上课、接案、调查、会见、开庭，甚至还去电台和电视台做了一年多的嘉宾主持人，为老百姓普及法律知识。繁忙的工作把我打造成为一个时间观念特别强的人。有的时候，我每天必须自己开车穿越三个地级市；有时上午开庭，下午上完两节课，还要迅速往法院赶。这种生活是充实的，却也很容易把人累垮。我慢慢地就觉得自己吃不消了。翁老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专程到我与人合伙的律师事务所里，跟我做了大半天的工作。
我决定重新选择我的人生道路。
2004年的教师节，我向我所在的揭阳市综合中专学校全体同仁宣布，我即将放弃我的律师工作，回归为一名专职的老师。很多人不可理喻：你当律师，赚大钱，还回来跟我们一样当普通老师干什么？
我说到做到，第二年，我成为广州市旅游商贸职业学校的老师，学校让我上几节法律课，业余时间充当学校和师生们的法律顾问。
我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位置，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真正认识了自己。我发现我很适合当老师。
亦师亦友的母校恩师群体
母校的老师，不管是教过我的还是没有教过我的，他们对待一中的学生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聚会这两天，同学们聊得最多的，还是母校的老师以及师生之间那种天底下最纯真的友谊。很多人都对林树才副校长和许声建主任这两位一中“名嘴”的口才赞不绝口。当年每次开学生大会时，只要他俩中任何一位的声音从广播里传出来，整个会场立马就万籁俱寂，秩序井然。林校长善于在诙谐而朴素的语言中注入深刻的道理，令人在开怀大笑中受到良好的教育。许声建主任则拥有令人叹为观止的古文学功底，他的讲话声情并茂，充满正气。听他讲话就像欣赏一首首古典名曲，当年不知有多少人在许主任的引领下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也不知有多少人在他的心灵鸡汤滋养茁壮成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年母校的校园文化、那个时代的一中精神，与这两位“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辛勤营造是分不开的。
我崇拜母校的老师，陈昌映老师可以边面对着学生讲课边徒手在黑板上画出逼真的几何图案。翁绍伟老师用他那颗永远热血沸腾的心和挂满忧国忧民的表情的脸激励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大写的人，不能辜负“一中生”的美誉，陈鸿辉老师初中高中都教我地理，高考时，我地理考了82分„就是那些在食堂做帮工的老
5 师夫人们对我们的真切的关爱，也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那时候我在全校同学中个子最矮小，师母们都推测我是饿成这样的。每逢学校分猪肉（每三天每个学生会分到学校免费赠送的一小片猪肉），她们总是颇费周折地努力挑选出最大的那一片放到我的碗里。
我也经常琢磨着母校老师们成功的秘诀，学习他们的教育教学理念，并逐渐形成自己的教学特色。
一堂好课应该让学生脸发红，眼发光，手直举，口常开。这是课堂活力的具体体现。一堂好课还应当是情智共生的课堂，让学生情感的闸门不断开启，以情促智，以智生情。中专的课本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都偏难，纯理论的灌输往往令学生苦不堪言。如何使课堂生机盎然、激情迸发、活力四射？我尝试用讨论式教学，使学生逐渐形成讨论问题的习惯。这教与学讲求“互动”，学生脑筋一动，嘴巴一开，思维马上就活跃起来了，学习就不再成为一件令人厌倦和烦恼的事。课堂内外的频繁交流，也使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心贴得越来越近，我们成为了亲密无间的朋友。学生视我亦师亦友！
二十多年来，我养成了一些教育习惯：为了避免学生在课堂上出现不安宁的情绪，我绝不提问学生，回答问题全找那些举手的同学；我也绝不当众批评学生；偶尔我自己受到学生的无理指责，也绝不当众回击；对待犯了错误的学生，我绝不粗暴批评，而是采用他乐意接受的方式让他逐渐认识错误。我有个惯例，每接手一个新班级，都向全体学生宣布：他们的尊严重于泰山，比我的尊严重要1万倍。我要让我的每一个学生都能抬起头，挺起胸，做一个有尊严的人。
这次母校之行，我们又有了新的收获。77岁高龄的翁绍伟老师和72岁的陈诗易老师一大早就来到榕江大酒店等待我们。见到久别重逢的旧日学子，两位恩师老泪纵横。翁老师用他那一贯诙谐富含哲理而又忧国忧民的语言风格以及铿锵有力的语调即席演讲，又一次给大家送去天底下最宝贵的金玉良言。
翁老师再一次关心起我这个与他无话不谈的亲密学生，他勉励我说：一个人的价值并不在于他活得怎样，而在于他怎样活。平凡并不可悲，可悲的是不懂得在平凡中去努力追求和创造。教师平凡如泥土，但可以培育希望；教师平凡如雨露，但可以滋养幸福；教师平凡如小草，但可以慰籍大地„„母校的每一位老师，何尝不是如此，又何尝不是一种伟大。
提起母校的任何一位恩师，我都有说不完的故事和道不尽的感慨。限于篇幅，
6 我不能在这里一一展现。但是，他们筑起的那一座座永远的丰碑，必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一中人，向着美好的未来阔步前进。
（注：作者江少佳系揭阳一中63届（1）班校友，现为广州市旅游商贸职业学校高级讲师、法律顾问）
（联系电话：15626099248 邮箱：lawjsj@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