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父爱如山
作者：廉振孝
这段日子，有一首歌总牵着我的神经，让我非常想听又害怕听到，因为它总能让我泪流满面。
那是我小时候，
常坐在父亲肩头。
父亲是儿那登天的梯，
父亲是那拉车的牛……
每每听到这首歌，我都会想起我的父亲，想起父亲那沟壑纵横刻满沧桑的脸，想起父亲那默默无语憨憨厚厚的笑，想起往日那些苦难中夹杂着甜蜜、风雨中充盈着温暖的幸福时光。
登天的梯
父亲1932年出生在一个富裕农家，家境殷实。他没当过一天少爷，从小就喜欢与长工混在一起，跟长工一起犁地，一起喂牲口，晚上一起睡牛棚。父辈兄弟六人，父亲排行老三。伯伯叔叔都外出工作了，唯父亲一人留守老家，终生务农。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父亲曾经是个对生活充满向往的人。他学过吹笛子，也学过拉二胡，他对一切新奇的物事都充满兴趣。
有一次，在大伯家看到一个方盒子，绿色的小窗像猫眼一
- 2 - 样一闪一闪，里边竟然有人说话！我盯着这个方盒子看了很久，一直在猜想，人是怎么进去的？能钻进这个盒子的人该有多大？这让我觉得无比神奇，不可思议！回家后，我问父亲，父亲笑笑没说话。
那时我们住在老屋，小小的前院长着一棵巨大的老槐树。有一天，父亲爬上树，用铁丝架起一根长长的天线，用胶皮软线接进窗户。又在窗里的桌子底下埋了根短短的地线，然后接了一个很小的盒子和一个耳机。他天天在那儿拧啊调啊，折腾了很久。有一天，他把耳机套在我脑袋上。嘿，里边也有人说话！后来，父亲告诉我，大伯家的方盒子是五灯收音机，他自己装的这个玩艺儿叫矿石耳机。每天从地里回来，他就带上耳机，听新闻，听天气预报，听秦腔戏。
随着年龄的增长，父亲的笛子、二胡和矿石耳机都变成了我的宝贝。它们吸引着我，让我对艺术有了一些粗浅的了解，对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父亲一生乐于助人。村子里不管谁家有事，他都热心帮忙。他曾是村里的“义务郎中”，不管谁有了病，都来问他。大病他当然看不了也不敢看，但一般的小伤小病他还真有点办法，也非常见效。记得那时家里经常收藏一种叫“马皮泡”的东西，外壳像野生蘑菇，里边是浅黄色的粉末，治刀剪创伤非常管用。还有用鸡油治烫伤，用向日葵秸杆灰治口疮等等，那些稀奇古怪的偏方他收集了不少。他给人治病疗伤，从来不收一分钱，也不收受任何东西，反而自己贴工贴钱。那时大家没有法律意
- 3 - 识，也幸好没出过意外。否则本来就出身不好，再闹个“非法行医”的罪名还了得？行医看病我不感兴趣，不过，父亲乐于助人甘于吃亏的秉性却传给了我们，成了我们一生享用不尽的财富。
父亲小时候上过私塾，喜欢看书，也喜欢讲书上的故事给我们听。冬天，窗外下着大雪，我们围坐在热炕上，听父亲讲《封神演义》。夏天，拉片苇席门外一铺，看满天星星，听父亲讲孙悟空大闹天宫，讲牛郎织女王母娘娘。秋天，坐在院子里一边剥苞谷，一边听父亲读《野火春风斗古城》，读《烈火金刚》，那些精彩的故事让我们打盹的眼睛睁得溜圆，生怕错过了关键的细节。
父亲被“文字狱”吓怕了，他坚决反对我从事文字工作，而我却鬼使神差地偏偏选择了文字工作。我一直不明白这是为什么，现在我终于想明白了。也许正是他当年无意间的滋养熏染，为我架起了通往新闻和文学道路的一架天梯。
拉车的牛
我家兄弟姐妹多，母亲被一群孩子拖累着，下不了地，家里干活的只有父亲一个壮劳力。孩子多，每年生产队分的粮食都不够吃，父亲总是到处借粮。劳力少，每年挣的工分都不够队里的粮食钱，家里更没有零用钱，所以父亲也经常四处借钱。一到学校开学的时候，父亲的眉头就皱成了疙瘩。那时，一学
- 4 - 期的学费也就五毛钱吧，可对父亲来说却是一个过不了的坎。
有人劝父亲：“孩子认了不少字了，都可以记工分了，再多学也没用，最后都得修理地球。不如干脆让他回来帮你挣工分吧！”
父亲沉着脸，对那人说：“我儿子要是自己学不好，升不了学，他自己会回来的。但只要他还能学，还能一年一年升学，我就是要饭，也要把他供出来！”
这段话，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有一次，他从北山姥爷家借粮回来，翻九宗山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走着走着，忽然听见身后有沙拉沙拉的声音，顿时就出了一身冷汗。他以为狼跟着他，就靠着山岩把背上的粮食放下，捡起一块石头慢慢回头，却看见一个“鬼”，衣服破破烂烂，头发长长地盖着脸。看见他回身走来，那“鬼”也回身往后跑。他以为“鬼”跑了，背起粮食继续赶路。可是过了不久，那沙拉沙拉的声音又跟上来了。他没办法了，在路旁折了一根树枝拿在手上，硬着头皮往前走。一直走到我们庄北，看到饲养室的灯光了，心里才有了底气。他敲门进了饲养室，饲养员刚帮他放下背上的粮食，那“鬼”也跟了进来——原来是个逃荒的女人！那女人说走夜路她也害怕，看见有人就想跟着，但又怕遇见坏人，不敢靠近也不敢搭话，所以就那么不近不远地跟着。父亲又气又笑，不知道说啥是好。
慢慢地我们长大了，不上学的时候也能为家里干活挣工分了。有一年生产队年终决算，会计说我家终于不欠队里钱了，
- 5 - 还有钱分呢！父亲高兴地让我去领。我兴冲冲跑过去，看别人一沓沓票子拿在手上蘸着唾沫点来点去，谗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轮到我了，会计让我伸开手掌，往我的手心里放了四枚硬币：一个５分的，一个２分的，两个１分的，总共九分钱。这就是我家一年的收入啊！
父亲为人厚道，从来没有与人发生过争执。集体种田那会儿，每天早晨, 生产队长在村口派活，有些活太脏太累，派谁谁都不愿意干。没辙了，队长就拿眼睛看他。不用说话，他就默默地主动拿起工具，起身去了。早晨出门穿一身干净衣服，到家时总是弄得脏兮兮，母亲为此没有少唠叨。
有一年，我们村里的青壮年劳力都去宝鸡峡水利工地打坝，父亲也去了。宝鸡离我家有五百里路程，那时没有像样的公路，都是用石子铺的简易路。去时大家一块坐车去，生产队统一安排，不用自己花钱。到了年底，别人都搭车早早回家了，我们却左等右等不见父亲回来。到了腊月三十，父亲终于回来了。他拉着一辆架子车，车上的箱子堆得像座山。他拖着沉重的车子，迈着沉重的步子，一步一步从村口挪进来。脚上的鞋已经露出了脚趾头，棉衣上还冒着热汽，满脸尘土，大汗淋漓。他拉着那一车东西先去了大队部，卸了货才回家。
母亲问他：“别人都坐火车早早回来了，你为什么不坐车回来？”
父亲呵呵呵笑着：“坐车要花钱呢，走路不用花钱呀！顺便拉回文艺宣传队的戏箱，挣了一百个工分，还挣了五块钱的
- 6 - 伙食补助哩。”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五块钱，递给母亲。
父亲用袖子擦着脸上的汗水，看着我们笑。
我们看着父亲，泪水默默地流。
挡雨的伞
早年我们家住在老屋，巴掌大的院子指甲盖儿大的房，头上老槐树遮天蔽日，屋里黑咕隆咚不通风不透光，一家老小睡觉做饭全在一个屋里。烧火做饭满屋烟，晚上睡觉一地鞋。最难的是上厕所，屋里不能，院里没地儿，只能在门口围一圈墙，能挡一挡人就凑合了。农家一年四季离不了柴草，没地儿放只好堆在村外，烧火抱柴要跑老远，雨天人湿柴也湿，冷得人打颤，熏得睁眼难。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度过了我的童年和少年。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好像一生都在忙着求人批庄基地，忙着打院墙，忙着打土坯，忙着盖房子，但总是不能如愿。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村里曾给我家划过一院庄基。院墙都打好了，土坯也晾干了，要盖房了，没钱，就拖着。不久，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有人说我家是地主成份，不能给庄基。已经划出的庄基被没收了，院墙被人推倒了，土坯被雨淋塌了，盖房的事没影了。父亲一下子老了十岁，整天唉声叹气。
文革开始后，二伯父进了“牛棚”，伯母和几个孩子被赶出城市，回到了老家。他们一家老小无处安身，只好到处借住，
- 7 - 非常艰难。放下自己家的事，父亲又开始为二伯一家忙碌。一年后，村里给二伯家划了一院庄基，在废弃的钢铁厂旁边，是一个浅浅的坑。父亲带着我们几兄弟，白天下地劳动，晚上拉土填坑。花了三个月，把浅坑变成了平地。开始打院墙了，忽然被县里来的人拦住了，说钢铁厂要重新上马，改建水泥厂了。这片地是工厂的，不属于生产队，我们不能在那里建房。辛苦了几个月，白忙活了，找谁谁都不管。
过了一年，村里又给二伯家划了一院庄基，是一个两米深的大土坑。父亲啥也没说，又带着我们填坑。这个坑实在太大了，我们夜夜拉土，一锹一锹装车，一车一车从村外拉回。眼看着一车土倒进去，就像一把盐撒进了大海，不知道啥时候才能把它填起来。真是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半年后我们竟然把那个大土坑的一半给填平了，并且在那块填平的地上为二伯家盖起了三间瓦房。
二伯家安顿好后，父亲又接着忙我们家的事。他到处找人求情，终于说动了村干部，同意给我家划一院庄基。划哪呢？村里没有庄基地了，只剩下一个长满荒草的老城壕。村干部就问父亲，愿不愿意再填一回老城壕？父亲已经填了两个大坑，实在累了，说不愿意，想去村外安家。可母亲不想去村外，害怕孤单。我们几个孩子也不想去村外，因为上学上工都不方便。最后，父亲拗不过我们，只好黑着脸，带着我们再次填坑。那时候我已经上高中了，每天放学后和父亲一起拉土填坑，班里的同学也经常帮我们一块儿干。花了大约半年时间，填平了老
- 8 - 城壕。又花了半年时间，在老城壕上打起了院墙。又过了一年，我们在老城壕上建起了四间瓦房。父亲的筑屋梦终于做成了！
真是好事多磨，惊险不断啊！没过两年，我们的新房子又差点被拆掉。这一次是因为新修的公路要从我家侧面通过，公路边缘要占掉我家四分之一的院子。村干部动员我们搬到村外去，说可以给我们划更大的庄基，由公家出钱给我们盖房。父亲说，公家要修路，占就占吧！剩多剩少不要紧，只要不拆房，我们就不挪了，也不要公家补助了。村里人都说父亲傻，公家白给钱还不要。父亲沉默不语。没想到几年后，我家竟因祸得福。公路修好后，路边陆续冒出了好多铺面，我家也盖了两间简易房，出租给商户，一年可以收入一百多元。
再后来，我和弟弟都工作了，家里经济也宽裕了，我家的瓦房就变成了二层楼。一楼全部是铺面，租金收入足够父母养老。二楼六间房全部自用，宽敞舒适，厨房厕所都是城里的文明样儿。在我们村，这样的房子算不上最好，但足以让我的老父亲梦里笑醒。
每每说起这些，父亲就是一句话：“儿啊，要记住，吃亏是福啊！”
而村里人说的却是另外一句话：“老天有眼，好人总有好报！”
- 1 - 父爱如山
作者：廉振孝
这段日子，有一首歌总牵着我的神经，让我非常想听又害怕听到，因为它总能让我泪流满面。
那是我小时候，
常坐在父亲肩头。
父亲是儿那登天的梯，
父亲是那拉车的牛……
每每听到这首歌，我都会想起我的父亲，想起父亲那沟壑纵横刻满沧桑的脸，想起父亲那默默无语憨憨厚厚的笑，想起往日那些苦难中夹杂着甜蜜、风雨中充盈着温暖的幸福时光。
登天的梯
父亲1932年出生在一个富裕农家，家境殷实。他没当过一天少爷，从小就喜欢与长工混在一起，跟长工一起犁地，一起喂牲口，晚上一起睡牛棚。父辈兄弟六人，父亲排行老三。伯伯叔叔都外出工作了，唯父亲一人留守老家，终生务农。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父亲曾经是个对生活充满向往的人。他学过吹笛子，也学过拉二胡，他对一切新奇的物事都充满兴趣。
有一次，在大伯家看到一个方盒子，绿色的小窗像猫眼一
- 2 - 样一闪一闪，里边竟然有人说话！我盯着这个方盒子看了很久，一直在猜想，人是怎么进去的？能钻进这个盒子的人该有多大？这让我觉得无比神奇，不可思议！回家后，我问父亲，父亲笑笑没说话。
那时我们住在老屋，小小的前院长着一棵巨大的老槐树。有一天，父亲爬上树，用铁丝架起一根长长的天线，用胶皮软线接进窗户。又在窗里的桌子底下埋了根短短的地线，然后接了一个很小的盒子和一个耳机。他天天在那儿拧啊调啊，折腾了很久。有一天，他把耳机套在我脑袋上。嘿，里边也有人说话！后来，父亲告诉我，大伯家的方盒子是五灯收音机，他自己装的这个玩艺儿叫矿石耳机。每天从地里回来，他就带上耳机，听新闻，听天气预报，听秦腔戏。
随着年龄的增长，父亲的笛子、二胡和矿石耳机都变成了我的宝贝。它们吸引着我，让我对艺术有了一些粗浅的了解，对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父亲一生乐于助人。村子里不管谁家有事，他都热心帮忙。他曾是村里的“义务郎中”，不管谁有了病，都来问他。大病他当然看不了也不敢看，但一般的小伤小病他还真有点办法，也非常见效。记得那时家里经常收藏一种叫“马皮泡”的东西，外壳像野生蘑菇，里边是浅黄色的粉末，治刀剪创伤非常管用。还有用鸡油治烫伤，用向日葵秸杆灰治口疮等等，那些稀奇古怪的偏方他收集了不少。他给人治病疗伤，从来不收一分钱，也不收受任何东西，反而自己贴工贴钱。那时大家没有法律意
- 3 - 识，也幸好没出过意外。否则本来就出身不好，再闹个“非法行医”的罪名还了得？行医看病我不感兴趣，不过，父亲乐于助人甘于吃亏的秉性却传给了我们，成了我们一生享用不尽的财富。
父亲小时候上过私塾，喜欢看书，也喜欢讲书上的故事给我们听。冬天，窗外下着大雪，我们围坐在热炕上，听父亲讲《封神演义》。夏天，拉片苇席门外一铺，看满天星星，听父亲讲孙悟空大闹天宫，讲牛郎织女王母娘娘。秋天，坐在院子里一边剥苞谷，一边听父亲读《野火春风斗古城》，读《烈火金刚》，那些精彩的故事让我们打盹的眼睛睁得溜圆，生怕错过了关键的细节。
父亲被“文字狱”吓怕了，他坚决反对我从事文字工作，而我却鬼使神差地偏偏选择了文字工作。我一直不明白这是为什么，现在我终于想明白了。也许正是他当年无意间的滋养熏染，为我架起了通往新闻和文学道路的一架天梯。
拉车的牛
我家兄弟姐妹多，母亲被一群孩子拖累着，下不了地，家里干活的只有父亲一个壮劳力。孩子多，每年生产队分的粮食都不够吃，父亲总是到处借粮。劳力少，每年挣的工分都不够队里的粮食钱，家里更没有零用钱，所以父亲也经常四处借钱。一到学校开学的时候，父亲的眉头就皱成了疙瘩。那时，一学
- 4 - 期的学费也就五毛钱吧，可对父亲来说却是一个过不了的坎。
有人劝父亲：“孩子认了不少字了，都可以记工分了，再多学也没用，最后都得修理地球。不如干脆让他回来帮你挣工分吧！”
父亲沉着脸，对那人说：“我儿子要是自己学不好，升不了学，他自己会回来的。但只要他还能学，还能一年一年升学，我就是要饭，也要把他供出来！”
这段话，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有一次，他从北山姥爷家借粮回来，翻九宗山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走着走着，忽然听见身后有沙拉沙拉的声音，顿时就出了一身冷汗。他以为狼跟着他，就靠着山岩把背上的粮食放下，捡起一块石头慢慢回头，却看见一个“鬼”，衣服破破烂烂，头发长长地盖着脸。看见他回身走来，那“鬼”也回身往后跑。他以为“鬼”跑了，背起粮食继续赶路。可是过了不久，那沙拉沙拉的声音又跟上来了。他没办法了，在路旁折了一根树枝拿在手上，硬着头皮往前走。一直走到我们庄北，看到饲养室的灯光了，心里才有了底气。他敲门进了饲养室，饲养员刚帮他放下背上的粮食，那“鬼”也跟了进来——原来是个逃荒的女人！那女人说走夜路她也害怕，看见有人就想跟着，但又怕遇见坏人，不敢靠近也不敢搭话，所以就那么不近不远地跟着。父亲又气又笑，不知道说啥是好。
慢慢地我们长大了，不上学的时候也能为家里干活挣工分了。有一年生产队年终决算，会计说我家终于不欠队里钱了，
- 5 - 还有钱分呢！父亲高兴地让我去领。我兴冲冲跑过去，看别人一沓沓票子拿在手上蘸着唾沫点来点去，谗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轮到我了，会计让我伸开手掌，往我的手心里放了四枚硬币：一个５分的，一个２分的，两个１分的，总共九分钱。这就是我家一年的收入啊！
父亲为人厚道，从来没有与人发生过争执。集体种田那会儿，每天早晨, 生产队长在村口派活，有些活太脏太累，派谁谁都不愿意干。没辙了，队长就拿眼睛看他。不用说话，他就默默地主动拿起工具，起身去了。早晨出门穿一身干净衣服，到家时总是弄得脏兮兮，母亲为此没有少唠叨。
有一年，我们村里的青壮年劳力都去宝鸡峡水利工地打坝，父亲也去了。宝鸡离我家有五百里路程，那时没有像样的公路，都是用石子铺的简易路。去时大家一块坐车去，生产队统一安排，不用自己花钱。到了年底，别人都搭车早早回家了，我们却左等右等不见父亲回来。到了腊月三十，父亲终于回来了。他拉着一辆架子车，车上的箱子堆得像座山。他拖着沉重的车子，迈着沉重的步子，一步一步从村口挪进来。脚上的鞋已经露出了脚趾头，棉衣上还冒着热汽，满脸尘土，大汗淋漓。他拉着那一车东西先去了大队部，卸了货才回家。
母亲问他：“别人都坐火车早早回来了，你为什么不坐车回来？”
父亲呵呵呵笑着：“坐车要花钱呢，走路不用花钱呀！顺便拉回文艺宣传队的戏箱，挣了一百个工分，还挣了五块钱的
- 6 - 伙食补助哩。”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五块钱，递给母亲。
父亲用袖子擦着脸上的汗水，看着我们笑。
我们看着父亲，泪水默默地流。
挡雨的伞
早年我们家住在老屋，巴掌大的院子指甲盖儿大的房，头上老槐树遮天蔽日，屋里黑咕隆咚不通风不透光，一家老小睡觉做饭全在一个屋里。烧火做饭满屋烟，晚上睡觉一地鞋。最难的是上厕所，屋里不能，院里没地儿，只能在门口围一圈墙，能挡一挡人就凑合了。农家一年四季离不了柴草，没地儿放只好堆在村外，烧火抱柴要跑老远，雨天人湿柴也湿，冷得人打颤，熏得睁眼难。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度过了我的童年和少年。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好像一生都在忙着求人批庄基地，忙着打院墙，忙着打土坯，忙着盖房子，但总是不能如愿。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村里曾给我家划过一院庄基。院墙都打好了，土坯也晾干了，要盖房了，没钱，就拖着。不久，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有人说我家是地主成份，不能给庄基。已经划出的庄基被没收了，院墙被人推倒了，土坯被雨淋塌了，盖房的事没影了。父亲一下子老了十岁，整天唉声叹气。
文革开始后，二伯父进了“牛棚”，伯母和几个孩子被赶出城市，回到了老家。他们一家老小无处安身，只好到处借住，
- 7 - 非常艰难。放下自己家的事，父亲又开始为二伯一家忙碌。一年后，村里给二伯家划了一院庄基，在废弃的钢铁厂旁边，是一个浅浅的坑。父亲带着我们几兄弟，白天下地劳动，晚上拉土填坑。花了三个月，把浅坑变成了平地。开始打院墙了，忽然被县里来的人拦住了，说钢铁厂要重新上马，改建水泥厂了。这片地是工厂的，不属于生产队，我们不能在那里建房。辛苦了几个月，白忙活了，找谁谁都不管。
过了一年，村里又给二伯家划了一院庄基，是一个两米深的大土坑。父亲啥也没说，又带着我们填坑。这个坑实在太大了，我们夜夜拉土，一锹一锹装车，一车一车从村外拉回。眼看着一车土倒进去，就像一把盐撒进了大海，不知道啥时候才能把它填起来。真是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半年后我们竟然把那个大土坑的一半给填平了，并且在那块填平的地上为二伯家盖起了三间瓦房。
二伯家安顿好后，父亲又接着忙我们家的事。他到处找人求情，终于说动了村干部，同意给我家划一院庄基。划哪呢？村里没有庄基地了，只剩下一个长满荒草的老城壕。村干部就问父亲，愿不愿意再填一回老城壕？父亲已经填了两个大坑，实在累了，说不愿意，想去村外安家。可母亲不想去村外，害怕孤单。我们几个孩子也不想去村外，因为上学上工都不方便。最后，父亲拗不过我们，只好黑着脸，带着我们再次填坑。那时候我已经上高中了，每天放学后和父亲一起拉土填坑，班里的同学也经常帮我们一块儿干。花了大约半年时间，填平了老
- 8 - 城壕。又花了半年时间，在老城壕上打起了院墙。又过了一年，我们在老城壕上建起了四间瓦房。父亲的筑屋梦终于做成了！
真是好事多磨，惊险不断啊！没过两年，我们的新房子又差点被拆掉。这一次是因为新修的公路要从我家侧面通过，公路边缘要占掉我家四分之一的院子。村干部动员我们搬到村外去，说可以给我们划更大的庄基，由公家出钱给我们盖房。父亲说，公家要修路，占就占吧！剩多剩少不要紧，只要不拆房，我们就不挪了，也不要公家补助了。村里人都说父亲傻，公家白给钱还不要。父亲沉默不语。没想到几年后，我家竟因祸得福。公路修好后，路边陆续冒出了好多铺面，我家也盖了两间简易房，出租给商户，一年可以收入一百多元。
再后来，我和弟弟都工作了，家里经济也宽裕了，我家的瓦房就变成了二层楼。一楼全部是铺面，租金收入足够父母养老。二楼六间房全部自用，宽敞舒适，厨房厕所都是城里的文明样儿。在我们村，这样的房子算不上最好，但足以让我的老父亲梦里笑醒。
每每说起这些，父亲就是一句话：“儿啊，要记住，吃亏是福啊！”
而村里人说的却是另外一句话：“老天有眼，好人总有好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