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理想国》中的“模仿”
《理想国》中第三卷为“教育中之艺术”，第十卷主题为“生活之酬报”。在第三卷中谈论了故事的“形式与风格”以及“体裁”。他认为，“诗歌与故事共有两种体裁，一种完全通过模仿，就是你所说的悲剧与戏剧；另一种是诗人表达自己情感的，你可以看到酒神赞美歌大体都是这种抒情诗体”。
苏格拉底似乎认可了诗歌对于“善”的模仿, 还指出理想城邦拒绝“模仿一切的诗人”, 而只接受“模仿好人语言”的诗人, 诗人们必须遵从苏格拉底规定的写作标准。苏格拉底说：“看来我们对于写作这些故事的人，应该加以监督，要求他们称赞地狱生活，删去史诗中黑暗、不幸的一面”，“文词和文词的风格怎么样？他们是不是和心灵的精神状态一致的？其他一切都跟随文词？好言词、好音调、好风格好状态都来自好的精神状态。我们要不要监督他们，强迫他们在诗篇中培植良好品格的形象，否则我们宁可不要有什么诗篇”
这一观点上，我颇不赞同。我将这一段理解为两个层面：一是将文学局限为“歌功颂德”；二是称赞地狱与黑暗。以报告文学为例，报告文学（reportage ），它是外来文体，矛盾认为这是介乎新闻报道和小说之间的一种散文。1993年成立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后，中国的报告文学走上了两种路线：一种是继续跟进社会矛盾，只是变得更加柔和；另一种成了歌功颂德的宣传工具，这正如上文提及的两个对立面。曾读过《南方周末》的一篇评论，名为《歌功颂德已经把报告文学全毁了》。写了30多年报告文学的赵瑜，有《马家军调查》、《太行山断裂》等作品。1985年，赵瑜在报告文学《太行山断裂》中提到山西一起煤矿透水事故，15人经抢救脱险，7名矿工遇难。“这样发人深省的重大事故，非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却被上上下下有关部门，片面地当成改革当中的一曲凯歌，去唱个没完，先后在国内二十多家报纸、广播和电视上发表‘凯歌’报道和播出宣讲实况。”2010年赵瑜奉山西省一位副省长兼文联主席之命，前往临汾，采写了震惊全国的“3·28”王家岭煤矿透水事故。这是一起围困153人的重大事故，有115人获救，38人死亡。赵瑜写出报告文学《王家岭的诉说》，直接点出这起责任事故的要害：国有大企业只顾追逐利润，层层转包；为提高经济效益而催赶工期，严重忽视安全。作为文学作品，它的发布小心翼翼。
不仅是赵瑜，不仅是报告文学，文学作品中有很多不能够发表、或者被禁。可见苏格拉底所述的“删去史诗中黑暗、不幸的一面”影响着一个又一个世纪，在眼下这种风气还愈演愈烈。赵瑜这样评论现下的报告文学，“越来越矮化、犬儒化。歌功颂德的东西已经把报告文学的形象全给破坏了。从1990年往前，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伤痕文学，揭露“文革”的痛苦，追求改革开放，追寻新的中国道路。之后，歌功颂德的东西就出来了。”我认为，文学作为对现实的一种模仿，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更自由，不应受“标准”拘束。
第十卷中, 苏格拉底的态度有所改变, 坚决反对诗歌中的任何模仿, 认为“模仿的本质”乃“低贱”, 诗歌技艺的本质仅仅是模仿, 从事模仿的诗人仅仅在于打动人的心灵的非理性部分。他在开篇便提问“模仿的目的是什么”, 理想中的国家“拒绝大部分诗歌”, 因为它们是“模仿性”的。而模仿行为的罪责在于它们打动的仅仅是心灵的低劣部分, 模仿的对象并非“真相”, 而是“真相”在现实世界的投影, 所以苏格拉底坚定地指出“模仿术乃是卑贱的父母生出来的卑贱的孩子”, 在苏格拉底看来, 存在着两个世界“实在世界”与“理念世界”。后者是前者的本质, 而前者只是后者的“投影”或称“影像”。
苏格拉底针对“模仿”攻击“诗歌的罪恶”, 折射出当时社会中一种现状, 即“诗歌”极大地依赖于通过真实的表演才能实现意义的“表现”。人们在文学作品中会力图“表现”现实中可感知的事物, 或是心中某种抽象的意念, 因为满足了人类的沟通需要和期待视野。诗歌, 作为一种面向大众的事物, 不论它的目的是教育还是激发想象和潜能, 都属于人类的一种沟通方式。
诗歌不得不倚靠于现实直观的“表现”, 即通过“模仿”才能实现意义的传达。
苏格拉底的大肆攻击，学者辛奈柯也指出在《理想国》的整篇谈话中, 苏格拉底已经成为了一个诗人, 但是苏格拉底的模仿不同于荷马, “他没有生产模仿的模仿”, “他是在言辞中对理念城邦的模仿”, 故他实则认同模仿行为, 因为他与荷马的纷争“不在于模仿诗是否应该写, 而在于应该怎样写”。
“模仿诗应该如何写”，我认为正是因为“模仿”是诗歌的重要部分, 所以诗歌也就具有了与众不同的内在意义。塔塔尔凯维奇分析, 诗人不同于艺术家, 他们的“制作”可以“为所欲为”, 所以他们被容许进行“创作”。在文学中，按模仿的程度分为不同体裁。相同的是，文学的“制作”过程, 会蕴含了深刻的思想内涵。尤其是目的在于激发人们思考的文学作品, 如现实主义作品。在这种文学作品的制作中, 由于要考虑到“模仿”行为如何达到所期望的效果, 文学家即作者在“制作”中将进行更多的理性思考，而不是简单地思考如何描摹直观的事物, 而是要构想如何将复杂的直观事物与抽象的理念相融合, 同时又如何能使自己的作品具有巨大的思想感染力。
浅谈《理想国》中的“模仿”
《理想国》中第三卷为“教育中之艺术”，第十卷主题为“生活之酬报”。在第三卷中谈论了故事的“形式与风格”以及“体裁”。他认为，“诗歌与故事共有两种体裁，一种完全通过模仿，就是你所说的悲剧与戏剧；另一种是诗人表达自己情感的，你可以看到酒神赞美歌大体都是这种抒情诗体”。
苏格拉底似乎认可了诗歌对于“善”的模仿, 还指出理想城邦拒绝“模仿一切的诗人”, 而只接受“模仿好人语言”的诗人, 诗人们必须遵从苏格拉底规定的写作标准。苏格拉底说：“看来我们对于写作这些故事的人，应该加以监督，要求他们称赞地狱生活，删去史诗中黑暗、不幸的一面”，“文词和文词的风格怎么样？他们是不是和心灵的精神状态一致的？其他一切都跟随文词？好言词、好音调、好风格好状态都来自好的精神状态。我们要不要监督他们，强迫他们在诗篇中培植良好品格的形象，否则我们宁可不要有什么诗篇”
这一观点上，我颇不赞同。我将这一段理解为两个层面：一是将文学局限为“歌功颂德”；二是称赞地狱与黑暗。以报告文学为例，报告文学（reportage ），它是外来文体，矛盾认为这是介乎新闻报道和小说之间的一种散文。1993年成立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后，中国的报告文学走上了两种路线：一种是继续跟进社会矛盾，只是变得更加柔和；另一种成了歌功颂德的宣传工具，这正如上文提及的两个对立面。曾读过《南方周末》的一篇评论，名为《歌功颂德已经把报告文学全毁了》。写了30多年报告文学的赵瑜，有《马家军调查》、《太行山断裂》等作品。1985年，赵瑜在报告文学《太行山断裂》中提到山西一起煤矿透水事故，15人经抢救脱险，7名矿工遇难。“这样发人深省的重大事故，非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却被上上下下有关部门，片面地当成改革当中的一曲凯歌，去唱个没完，先后在国内二十多家报纸、广播和电视上发表‘凯歌’报道和播出宣讲实况。”2010年赵瑜奉山西省一位副省长兼文联主席之命，前往临汾，采写了震惊全国的“3·28”王家岭煤矿透水事故。这是一起围困153人的重大事故，有115人获救，38人死亡。赵瑜写出报告文学《王家岭的诉说》，直接点出这起责任事故的要害：国有大企业只顾追逐利润，层层转包；为提高经济效益而催赶工期，严重忽视安全。作为文学作品，它的发布小心翼翼。
不仅是赵瑜，不仅是报告文学，文学作品中有很多不能够发表、或者被禁。可见苏格拉底所述的“删去史诗中黑暗、不幸的一面”影响着一个又一个世纪，在眼下这种风气还愈演愈烈。赵瑜这样评论现下的报告文学，“越来越矮化、犬儒化。歌功颂德的东西已经把报告文学的形象全给破坏了。从1990年往前，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伤痕文学，揭露“文革”的痛苦，追求改革开放，追寻新的中国道路。之后，歌功颂德的东西就出来了。”我认为，文学作为对现实的一种模仿，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更自由，不应受“标准”拘束。
第十卷中, 苏格拉底的态度有所改变, 坚决反对诗歌中的任何模仿, 认为“模仿的本质”乃“低贱”, 诗歌技艺的本质仅仅是模仿, 从事模仿的诗人仅仅在于打动人的心灵的非理性部分。他在开篇便提问“模仿的目的是什么”, 理想中的国家“拒绝大部分诗歌”, 因为它们是“模仿性”的。而模仿行为的罪责在于它们打动的仅仅是心灵的低劣部分, 模仿的对象并非“真相”, 而是“真相”在现实世界的投影, 所以苏格拉底坚定地指出“模仿术乃是卑贱的父母生出来的卑贱的孩子”, 在苏格拉底看来, 存在着两个世界“实在世界”与“理念世界”。后者是前者的本质, 而前者只是后者的“投影”或称“影像”。
苏格拉底针对“模仿”攻击“诗歌的罪恶”, 折射出当时社会中一种现状, 即“诗歌”极大地依赖于通过真实的表演才能实现意义的“表现”。人们在文学作品中会力图“表现”现实中可感知的事物, 或是心中某种抽象的意念, 因为满足了人类的沟通需要和期待视野。诗歌, 作为一种面向大众的事物, 不论它的目的是教育还是激发想象和潜能, 都属于人类的一种沟通方式。
诗歌不得不倚靠于现实直观的“表现”, 即通过“模仿”才能实现意义的传达。
苏格拉底的大肆攻击，学者辛奈柯也指出在《理想国》的整篇谈话中, 苏格拉底已经成为了一个诗人, 但是苏格拉底的模仿不同于荷马, “他没有生产模仿的模仿”, “他是在言辞中对理念城邦的模仿”, 故他实则认同模仿行为, 因为他与荷马的纷争“不在于模仿诗是否应该写, 而在于应该怎样写”。
“模仿诗应该如何写”，我认为正是因为“模仿”是诗歌的重要部分, 所以诗歌也就具有了与众不同的内在意义。塔塔尔凯维奇分析, 诗人不同于艺术家, 他们的“制作”可以“为所欲为”, 所以他们被容许进行“创作”。在文学中，按模仿的程度分为不同体裁。相同的是，文学的“制作”过程, 会蕴含了深刻的思想内涵。尤其是目的在于激发人们思考的文学作品, 如现实主义作品。在这种文学作品的制作中, 由于要考虑到“模仿”行为如何达到所期望的效果, 文学家即作者在“制作”中将进行更多的理性思考，而不是简单地思考如何描摹直观的事物, 而是要构想如何将复杂的直观事物与抽象的理念相融合, 同时又如何能使自己的作品具有巨大的思想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