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采访与写作 2009-08-05 杜涌涛 王尧 桂杰 杜涌涛：写好人物的十四点提示
一星期前谢湘找到我，希望冰点和周刊作座谈会。周刊中心有很多人物报道，冰点也有人物专版，非常愿意做这次交流。稍微做了一些准备，最大的遗憾就是案例太少，时间太短，只能就编人物版和写人物报道说一下，点到为止。大家下一步可以就我提到的进行互动。 人物报道是本报的长项，本报例来就是以人物报道见长的。从五十年代到一直到八十年代，每个时代的重大典型都能看到本报的身影。本报确实出现了不少人物报道的高手。从最高的王石、李海燕、马役军等等，都是本报在人物报道方面非常有建树的老记者。
但不可否认，一直到八十年代末，我们的人物报道始终沿用的是一种典型人物的报道模式。八十年代末我写过一组人物报道，四篇，写完后在报社上下确实引起很好的反响。这组报道写完后，我写过一篇这方面的总结性的东西，当时题目叫“写人还是塑造”。我第一次提出人物报道的非典型性，想从对人物的典型报道转到非典型报道。我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提出这个观点，想尽量让人物报道回到人的本身，不再重复教育功能、教化功能和政治功能。 这组报道我个人今天回过头来看，对本报的人物写作的走向是有一定的影响力和一定的作用的。今天我讲人物报道就是讲“非典型人物报道”，不适合典型人物报道。
写好人物的基本要素是谢湘给我的题目，我想到哪写哪，今天讲“写好人物的十四点提示”，但大部分都没有案例。
一是写人物就是写个性。
这还是针对典型人物而言。怎么让人物回到人物本身，不再承载人物本身以外的东西。 为什么要写这个人？我认为之所以写这个人，往往是因为这个人身上的某种个性吸引我们，成功也罢，失败也罢，或者这个人做出某种非同寻常的事也罢，都和这个人的个性有关。一个人一生做很多事情，而决定一个人的人生走向的事并不是很多，记者在采访中并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很多事情我们采访到了，哪些事情能进入我们文中，大有讲究。我认为一个人在重大关口所做出的选择最能体现这个人的个性。就拿一些创业英雄来说，之所以做成功，恰恰是这个人的个性决定的，是他和别人不一样的个性在起作用。
我们现在写作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只把他的业绩写出来，采访到很多故事，但找不到这些故事和这个人的个性有何关联。我们不是在表现个性，而是罗列事迹。
二是写人物要突出人物的某个侧面。
这和第一个问题还是有关联的。每人的性格都很复杂，有矛盾。每个人都有一个很朴素的底色。在有限的篇幅里，要能抓住这个人的底色展开。
比如冰点周刊，有三千五到四千字的人物，但大部分是一千五到两千字的篇幅。我们能否设想一下，在这样的篇幅里概括一个人的个性。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尝试。
像张建伟写的，一个四十六岁的团干部不转业，却干得津津有味，他做了很多事。具体到写这篇报道，怎么组织材料？怎么让主题不散？作者就围绕着一个“痴”字，所有的材料主体性非常强，就围绕这个字，他写出来就不会散。
冰点周刊还有丛玉华写的“抠门谢老太”。这个人省吃俭用，抠到一个常人无法想像的地步。报道写她一生的“抠”和死之前的“不抠”。我在组织材料时始终围绕着谢老太怎么抠，怎么省这一个点上。所以一千五百字的篇幅，最好能用两个字或一个字来概括，你写的东西才不会散乱。
我曾经写过的一个公务员，就写他两个字——本份。他身上可能还有其他个性，但我就围绕着他的本份写。
像刘元写的“傻得出奇的红娘”，一辈子无偿给人当红娘，不收费。
上述几个人物我认为可以概括的几个字都是这个时代稀少的品质。他们身上的这种品质非常稀少。写人物就是要突出人物的某个侧面。
三是人物报道切忌写成人物小传。
这方面的问题我觉得最多。我们冰点也有这种问题。人物报道人人能写，写好最不易。其中一个最易犯的毛病就是把人物报道写成人物小传。大家生怕漏掉这个人的某一时期或某一段。他少年时怎样，童年时怎样，就写成了小传。这是我们最常犯的错误。我把这种人物概括为履历式人物。凡是这样写人物报道的，都是采访时自己脑子里的主题意识非常弱，自己没有很成型的想法，让被采访对象牵着鼻子走了，只是有文照录。
当然，并不是早年的事情不可以写，关键是怎么找到早年发生的事情和今天报道之间的关联，找到与主题的关联。我特别怕改稿时看到一写上了点年纪的人，就是初中时怎样，青年时怎样，文革时受了什么委屈等等，这是人物报道最常见的毛病。
四是学会用故事和细节刻画。
一个人的行为和语言构成他的性格。我们写一个人不能让记者自己出来，这是常见的毛病。比如这人怎么勇敢、坚强或懦弱，都是记者给贴的标签，其实即便是写，也应该用他自己的行为来写，记者不要自己站出来说这个人怎样，跳出来给人物贴标签，像“这个勇敢的汉子”，“这个柔弱的妇女”等等。你要使用他自己表现出来的行为和他的语言。
记者采访时不要老注重他怎么说，要注重他的行为，研究行为，因为行为才能表现出他的个性。
五是人物报道切忌仰视被采访对象。
比如采访有权有势或一些大老板，最忌讳的是仰视，当然也不能俯视。最好的是平视。只有平视才能和他平等对话平等交流，这样写出来的东西心态才健康。仰视不可能做到客观。特别是采访有名望的人，甚至要有意识的解构或打破他在公众前的神秘形象。要把他拉到普通人的行列。
冰点传奇栏目是写普通人物不普通的一面。写有名望的人的时候就要展示一些他的弱点，这种东西往往最代表一个人的本质。
六是我们不要做被采访对象的传声筒。
他说什么我们也说什么，我认为这是最偷懒的人物报道模式。我最厌恶的是“他说”，“他说”，“他又说”，一篇文章大段地引用被采访对象的话，甚至连这人说早年是从哪哪毕业的都引进来。并不是说访谈这种体裁不可用。访谈体一定要非常慎重地用。像法拉奇都是用的访谈体，用的是够份儿的，只有在恰当的时候找到恰当的人说恰当的话，这时才可以用访谈体。像徐百柯写过“何谓大国，如何崛起”，都是用的访谈体。恰当的时候恰当的话题出来了。 七是一个好的人物报道通常用三种方式交叉写作来完成。
一种是陈述，一种是描写，一种是和被采访对象之间的言语。我最怕的是记者在写作时一陈到底，这样的报道容易特别沉闷。如果你能用描写、陈述和引语三种方式交叉出现，文章就不容易沉闷。
谈到描写，一种是记者直接采访时目睹的，另一种是找到目击者请他描述当时的情景，然后再还原场景，还原场景然后陈述。一般新闻主要是叙述为主，但一定要交叉使用描写和引语。特别是你的报道很长时，更要交叉用。一陈到底就简直使人无法读下去。
八是把人物置放到特殊场景中去表现。
特殊场景构成特殊的人，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场景。江菲写过一个修钢笔的人，一个老的手艺人的职业伦理。记者写他时就把他放在他的钢笔铺里。
包丽敏写的“通往功名之路”，一个研究法律的人，北大的，他常年在下面普及公民意识和法律知识，他利用假期七天去贵州山区普及法律常识，他的举动很有象征意义。他平常做了大量的这方面的事情。这稿子我细讲一下，对大家以后会有启发。
我们把他贵州之行做为整篇文章的重轴。他平常做的大量的事情作为背景，在叙述贵州之行时不时插入他平常做的事情，作为背景，而新发生的有象征意义的乡村之旅作为重轴。既有新闻意义又不是很孤立的行为。冰点大量尝试了这样一种报道手法。
九是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使用。
这看起来是非常小的方面，但确是在人物或其他报道中用得最烂而且是最不恰当的。什么东西能成为引语？不是这个人说了什么话都能成为引语。
首先能作为引语的必须是这个人说的具有个性化的话，只有他才会说这话，带着他身上明显的个人烙印。而且一定要短小精悍，千万不能一引几百字。甚至几十字都长。
第二，引语当然不排除陈述和表达他的观点，必须是非常鲜明地表达被采访人的观点。 第三可能大家意识不到，引语还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在文章的上下衔接时可起到一种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避免让文章一陈到底。陈述时让被采访人自己出来说，使整个文章发生了节奏上的变化，衔接起上下两段。
十和十一更小，我觉得在写人物方面要追求细节。
这里想说一下人物称谓的变化。写一个人物不要用同一称谓，要不断地变。比方用她，或用她的名字，或用能够代表她职业特点的称谓，总之要不断的变化称谓，让你的叙述不沉闷。不要通篇都是“她”，称谓要灵活转换。
第十一就是引语后面一般会有“他说”或前面有“他说”。
“他说”这个讲究很多，这都是细节，但对提升一篇文章非常有用。有时会“津津乐道的说”，有时会“突然跳起来说”。这里有的会把称谓放在前面，有的放在后面。这个变化要在采访过程中观察被采访对象，要细致观察。我认为这对提升你的写作很有用处。
十二是尽量少用小标题。
冰点写人物五六百字时，我不用小标题，小标题是一种偷懒的表现。当无法驾驭琐碎的材料把它变成整体时才会用。一个好记者会根据性格逻辑或其他因素组织材料，不是没办法把这几段融和起来时就用小标题。好的记者应该是一个缝制高手。
十三我认为很重要。采访一个人物要采访二十个人，最少应该采访十个人。
我们不可能设想写一个人，不采访他周围的人。被采访人经常意识不到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印象，所以周围人提供的关于被采访者的印象才可能更接近真实的人物。当然冰点也很难做到这点。只能做到采访两三个人。
美联社记者为了写纽约市长，他首先把市长传记看了，所有报道这个市长的看了，然后根据材料采访市长底下的市政厅的人和他的竞争对手以及他的家人，他采访了六十多个人，然后他要求跟着市长走一个星期，一直把这个星期走完，他才坐下来跟市长谈。谈完后材料无限庞大，他自己觉得挺满足，开始整理材料，写出一个六千多字的报道，题目叫“抓住大树”。 冰点好多人物也做不到这点，但最少应该采访四五个人，不能采访一个人就开始写。很多东西写不到位，除了技巧大多都是采访不到位，问题就出在采访上。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难的问题，但还是要说。好的记者要培养自己独特的风格，找到适合自己的文体。
这只能悟，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冰点给记者提供一个范围，提供十个不同类型的人物报道，让他们根据这个东西来悟，究竟为什么好，讲不出来，只能揣摩它，这当中有叙事的节奏、语言等等，这种说不出来的东西只能靠悟。
当然，你把前面讲到的都做到了，好记者写完东西不署名大家都知道是你写的。新闻这种东西就是手工作坊，不是流水线，一对一。好，我就说这么多。
王尧：简单的几个写作原则
今天是一个分享的会，我正在两会上，准备不是很充分。先汇报简单的几个写作原则，可能跟杜老师有重复的地方，因为我是杜老师的弟子。
第一是采访经济人物别一屁股坐在企业家的腿上，一味说“他说”是得不到尊重的。
一篇好的东西出来后应该是双方互赢，被采访人本身会学到东西，同时你也会学到东西。在这里一种客观的距离感是比较重要的。
二是人物报道有远学和近学。
近学杜老师，冰点的人物特别是点评，三百字，浓缩了很多，是公共材料，从语言组织方面，有自己的观点在里面。远学随时在网络上可以找得到的，像“共进午餐”栏目，是跟企业家对话的东西，人物写得很符合杜老师的标准。
采访时如果你问有质量的问题，你就会赢得对方的尊重。和采访人物的平等对话很重要，包括场景选择上。一个人坐在老板椅上你要把他拉下来。如果采访企业家，他准备在办公室谈，你是否可以拉着他带你参观一个厂，他可能很放松，你能观察到很多东西。
一定要做好准备作业，看很多相关资料，前三个问题问完后让他觉得这个记者不一般，采访就成功了一半。
三是多个视角。
采访一个人需要采访十个人，在现有情况下，很多人做不到，时间太短，需要多几个视角，几个人同时问可能好一些。我写“希勒，美国的吴敬链”时，我问邀请他到中国访问的林毅夫，以及跟他一起来北大的一个教授，多了这两个角度就会好一点。同时我还会问他别人的反应。 我写亚洲之星，我就问他，当上了“星”以后，太太从什么角度来评价你。通过他的转述，可能会好一些。还有一点，提问不要代表自己来提问。我们去两会，大家准备题目，我就问司机都关心什么问题，他说关心教育问题。我想采访之前问问非相关的人，可能会得到许多东西。
我采访时有个习惯，对话时看到某个细节有意思，就在本上记下来，不是对话本身，而是眼睛看到的东西，这样能做个提醒。
下面进入写作过程。小观点之一：把最好看的写在前边。用新的东西把旧的激活。我喜欢把资料打碎，不喜欢成段的引入没有价值在文章里。我希望把资料转换成自己的语言。 四是报道中直接引语的作用，在这方面我尽量说人话，不说字话。
最后一点就是用事实说话。别太主观。有一次接受培训时，讲报道中不要用形容词，我当时感觉不很深刻，现在感觉到形容词对文章的伤害是非常大的。下面我希望跟大家分享的是过去的报道。
桂杰：坚持文化立场，才能写文化人物
人物写作在报纸上独具魅力，是最吸引读者眼球的题材之一。而在这其中，文化人物写作又是报纸版面的黄金题材。纵观众多报纸，尤其是都市报的文化版或者是娱乐版，更多的是歌星、影星或者超级女生这样的人物占据主要位置，但是对于一个有品味的报纸来说，文娱版读书版，同时也需要重量级的学术泰斗和文坛巨擘。
这些年来，作为一名文化记者，我采访并撰写了一批文化人物和知名人士，在采写这些人的过程中，有欣喜、有收获、也有遗憾和文章背后的许多不满足。
坚持文化立场 才能写文化人物
重视文化人物的写作是一家报纸坚持文化操守，有文化责任心的体现。但是在当下，真正的文化人物不是显文化。
赵本山九年连续上春节晚会。但是赵本山、范伟这样的人不是文化人物，而只能归结到娱乐人物或明星这一类。因为在我看来，文化不是拿来娱乐的，但娱乐却缺少不了文化。
其次，尽管文化人物是有含金量的，但是这类人物对于人们的阅读还是提出了很多要求，这类题材也显然不如娱乐性强的八卦味儿浓的内容读起来更爽，尤其是在纸媒背负生存压力的时候。
但是，纸媒应该有自己的文化使命感，从这一点上看，每一个文字记者应该想要做文化王国的子民，而不是经济王国的斗士。
写文化人物要和文化人物共生
要想写出一流的文化人物，就对记者的知识储备和文化眼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际上，很多文化名人最初的身份都是记者，比如海明威、马克. 吐温，富兰克林，国内的邓拓、陈香梅、邹韬奋等人，这些人的个人素质和文化储备决定了他们能够写出优秀的文章来。
我记得在2005年和2006年出版有关季羡林书的时候，阅读版曾经报道过，我和本报其他记者都写过，我采访的主要是哈尔滨出版社，当时推出的是季老的全集，我发了一个消息，而那位记者采访的是季老的秘书。后来看了北京日报记者那篇洋洋洒洒6000字的文章，我的感觉是挺遗憾，一是没有通过各种关系争取到亲自采访他，还有就是我们的两篇文章显然都没有人家写的深入和独特。
其实北京日报记者在采访之前曾经告诉我，要去采访季老这么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他觉得压力很大，觉得对自己的知识储备是个挑战。他为了能够写好这个人物买了很多季老的书回来读，他见到的写季老的传记就有十几本之多。他说，写这样一个泰斗级的人物不能回避的是评价他的一生，包括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只有对他的学问和生平了解得越多，才能够更好的把握他的人物个性。
我觉得在文化和阅读版面，如果偶尔能有一两篇本报记者和这样重量级的人物和面对面，并且不惜版面进行报道，一定能够提升版面的品味和中国青年报的影响力。
也正是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认为写文化人物的记者和文化人物是共生的。你的灵魂、见解、精神、趣味、价值取向应该和笔下的文化人物有沟通，甚至你的心灵节奏和脉搏律动和他也是一致的，你的状态和他是浑然一体没有错位的，你们的生命在这一刻有了共生关系。只有这样，文章才能够是鲜活的，有生命力的。如果不是如此，我们的文章只能是拼贴式的，和文化人物是疏离的。
因此，我觉得，一个好记者在外出采访的时候，自己的口袋是向采访对象热情敞开的，但是敞开的同时，里面绝对不能空空如也，而是要带着自己的很多观点去碰撞和交流。因为专家不愿意把对自己的一次采访变成授课，记者需要有和人物对话的高度，甚至对于他在文化和学术上的贡献要有评价能力。
文化人物写作还缺少什么
现在，版面上很多文化人物的写作，我称之为“亚人物”写作。也就是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物写作，或者缺少人物写作应有的魅力。
这里缺少的首先就是现场感。
我在有幸采访台湾著名女作家罗兰之后，曾经写过这样一段文字：
已经86岁的罗兰依然像少女一样的怕羞和爱美，她对记者说：“千万不要提我的年龄呦！”而当旁边的摄影记者要给她拍照的时候，罗兰赶紧起身照镜子整理衣服，并向我们询问：“这衬衣领子是翻在外套外面好还是塞进去好一些！”
谈话中的罗兰始终面带微笑，偶尔含一颗小话梅，声音轻柔且美好。“这是我第十七次来大陆，我小时在天津念书长大，抗战时在天津，所有的成长和青春时期大部分在天津，天津比我真正的老家关系还要密切。”罗兰每次回来都要去天津市，那种感觉让她觉得像回家。 这篇采写罗兰的文章虽然不长，但是很多人都对我描写她的这样一段文字印象颇深，《作家文摘》等报刊还转载了这篇文章。写出和人物会面的现场感在人物写作中十分重要，没有现场感，人物就不能从纸上走到读者心里去，就不能鲜活和光彩起来。这个看似简单的要求，实际上很多记者或者作者是做不到的。还有一些记者把新闻发布会当成现场来写，其实会削弱人物的个性，新闻发布会的现场永远不是真正的现场，采访任何一个成功人士或者文化名流都必须争取是专访，争取单独和他面对面。
其次，人物写作不缺观点但是缺少精辟、精彩的观点。
尤其是在很多文化人物的采写上，记者们挖掘的最主要东西就是人物的观点或看法。但是很多采访看过之后却让人印象不深，因为没有一两句让人印象深刻的话或者观点的文章不可能精彩。
获1996年普得策新闻奖的《她把所有的15万美元都捐给了一所大学》，是一篇“好人好事”的报道，作者塑造新闻人物的方法同我国处理类似题材的手法有很大的不同。作品对人物性格是这样刻画的：“六年级时她便辍学开始工作。一辈子没有结婚，没有小孩，也没学过开车，因为没有什么是她特别想去的。”；“她谈起死亡，平淡得就好像在说下午可能有一场雷雨。对她来说，捐赠是为了防止不测发生，就像下雨时要关上窗子以免雨淋湿床罩一样。”；“她毫不在意她的小黑白电视只能收到一个频道，因为她很少看电视；她还常常抱怨电费太高，也从不订报纸，因为她觉得太贵了。”
以上这些话语使人物的性格特征具有了多面性，人物形象立刻变得丰富、立体化了，对于我们写人物颇有启示。
第三，有些记者缺少文字的责任心和对文化人物负责任的态度。
2007年2月16日的《文汇读书周报》头版头条是这样一篇文章《杨绛谈热门题材“钱锺书”》，文章第一段写道：“现在写钱锺书的人很多，这是一个热门题材。”“写钱锺书要有根有据，要严谨。”这是著名翻译家杨绛先生拿到自己校订过的新版《第一才子钱锺书》样书时告诉记者的。
在这篇文章中，还多次写到这样的细节如“杨绛还细心向记者指出了新版此书与初版的不同之处”，“杨绛笑着对告诉记者”等等。乍看此文时，我不由大惊，如此生动和活灵活现，仿佛与杨绛真的坐在一起面对面了一样。难道一向低调的杨绛真的接受了这位记者的采访？后来，通过对比出版社发出的新闻参考资料，我才知道，书中这些所谓的现场采访都是记者杜撰的，是无中生有的杜撰。
杨绛对于记者的此种做法也相当不满，认为是对她的极大不尊重，她甚至嘱托出版社千万不要再到报纸上做各种涉及她的宣传。
第四，现在很多文化人物的专访还缺少精妙贴切的题目。
现在的人物类标题，用得最多的就是人物的观点，比如：《郝明义：工作不能只是为赚钱》, 《黄永玉：说我是鬼才才是见鬼》等，类似这样
人物采访与写作 2009-08-05 杜涌涛 王尧 桂杰 杜涌涛：写好人物的十四点提示
一星期前谢湘找到我，希望冰点和周刊作座谈会。周刊中心有很多人物报道，冰点也有人物专版，非常愿意做这次交流。稍微做了一些准备，最大的遗憾就是案例太少，时间太短，只能就编人物版和写人物报道说一下，点到为止。大家下一步可以就我提到的进行互动。 人物报道是本报的长项，本报例来就是以人物报道见长的。从五十年代到一直到八十年代，每个时代的重大典型都能看到本报的身影。本报确实出现了不少人物报道的高手。从最高的王石、李海燕、马役军等等，都是本报在人物报道方面非常有建树的老记者。
但不可否认，一直到八十年代末，我们的人物报道始终沿用的是一种典型人物的报道模式。八十年代末我写过一组人物报道，四篇，写完后在报社上下确实引起很好的反响。这组报道写完后，我写过一篇这方面的总结性的东西，当时题目叫“写人还是塑造”。我第一次提出人物报道的非典型性，想从对人物的典型报道转到非典型报道。我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提出这个观点，想尽量让人物报道回到人的本身，不再重复教育功能、教化功能和政治功能。 这组报道我个人今天回过头来看，对本报的人物写作的走向是有一定的影响力和一定的作用的。今天我讲人物报道就是讲“非典型人物报道”，不适合典型人物报道。
写好人物的基本要素是谢湘给我的题目，我想到哪写哪，今天讲“写好人物的十四点提示”，但大部分都没有案例。
一是写人物就是写个性。
这还是针对典型人物而言。怎么让人物回到人物本身，不再承载人物本身以外的东西。 为什么要写这个人？我认为之所以写这个人，往往是因为这个人身上的某种个性吸引我们，成功也罢，失败也罢，或者这个人做出某种非同寻常的事也罢，都和这个人的个性有关。一个人一生做很多事情，而决定一个人的人生走向的事并不是很多，记者在采访中并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很多事情我们采访到了，哪些事情能进入我们文中，大有讲究。我认为一个人在重大关口所做出的选择最能体现这个人的个性。就拿一些创业英雄来说，之所以做成功，恰恰是这个人的个性决定的，是他和别人不一样的个性在起作用。
我们现在写作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只把他的业绩写出来，采访到很多故事，但找不到这些故事和这个人的个性有何关联。我们不是在表现个性，而是罗列事迹。
二是写人物要突出人物的某个侧面。
这和第一个问题还是有关联的。每人的性格都很复杂，有矛盾。每个人都有一个很朴素的底色。在有限的篇幅里，要能抓住这个人的底色展开。
比如冰点周刊，有三千五到四千字的人物，但大部分是一千五到两千字的篇幅。我们能否设想一下，在这样的篇幅里概括一个人的个性。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尝试。
像张建伟写的，一个四十六岁的团干部不转业，却干得津津有味，他做了很多事。具体到写这篇报道，怎么组织材料？怎么让主题不散？作者就围绕着一个“痴”字，所有的材料主体性非常强，就围绕这个字，他写出来就不会散。
冰点周刊还有丛玉华写的“抠门谢老太”。这个人省吃俭用，抠到一个常人无法想像的地步。报道写她一生的“抠”和死之前的“不抠”。我在组织材料时始终围绕着谢老太怎么抠，怎么省这一个点上。所以一千五百字的篇幅，最好能用两个字或一个字来概括，你写的东西才不会散乱。
我曾经写过的一个公务员，就写他两个字——本份。他身上可能还有其他个性，但我就围绕着他的本份写。
像刘元写的“傻得出奇的红娘”，一辈子无偿给人当红娘，不收费。
上述几个人物我认为可以概括的几个字都是这个时代稀少的品质。他们身上的这种品质非常稀少。写人物就是要突出人物的某个侧面。
三是人物报道切忌写成人物小传。
这方面的问题我觉得最多。我们冰点也有这种问题。人物报道人人能写，写好最不易。其中一个最易犯的毛病就是把人物报道写成人物小传。大家生怕漏掉这个人的某一时期或某一段。他少年时怎样，童年时怎样，就写成了小传。这是我们最常犯的错误。我把这种人物概括为履历式人物。凡是这样写人物报道的，都是采访时自己脑子里的主题意识非常弱，自己没有很成型的想法，让被采访对象牵着鼻子走了，只是有文照录。
当然，并不是早年的事情不可以写，关键是怎么找到早年发生的事情和今天报道之间的关联，找到与主题的关联。我特别怕改稿时看到一写上了点年纪的人，就是初中时怎样，青年时怎样，文革时受了什么委屈等等，这是人物报道最常见的毛病。
四是学会用故事和细节刻画。
一个人的行为和语言构成他的性格。我们写一个人不能让记者自己出来，这是常见的毛病。比如这人怎么勇敢、坚强或懦弱，都是记者给贴的标签，其实即便是写，也应该用他自己的行为来写，记者不要自己站出来说这个人怎样，跳出来给人物贴标签，像“这个勇敢的汉子”，“这个柔弱的妇女”等等。你要使用他自己表现出来的行为和他的语言。
记者采访时不要老注重他怎么说，要注重他的行为，研究行为，因为行为才能表现出他的个性。
五是人物报道切忌仰视被采访对象。
比如采访有权有势或一些大老板，最忌讳的是仰视，当然也不能俯视。最好的是平视。只有平视才能和他平等对话平等交流，这样写出来的东西心态才健康。仰视不可能做到客观。特别是采访有名望的人，甚至要有意识的解构或打破他在公众前的神秘形象。要把他拉到普通人的行列。
冰点传奇栏目是写普通人物不普通的一面。写有名望的人的时候就要展示一些他的弱点，这种东西往往最代表一个人的本质。
六是我们不要做被采访对象的传声筒。
他说什么我们也说什么，我认为这是最偷懒的人物报道模式。我最厌恶的是“他说”，“他说”，“他又说”，一篇文章大段地引用被采访对象的话，甚至连这人说早年是从哪哪毕业的都引进来。并不是说访谈这种体裁不可用。访谈体一定要非常慎重地用。像法拉奇都是用的访谈体，用的是够份儿的，只有在恰当的时候找到恰当的人说恰当的话，这时才可以用访谈体。像徐百柯写过“何谓大国，如何崛起”，都是用的访谈体。恰当的时候恰当的话题出来了。 七是一个好的人物报道通常用三种方式交叉写作来完成。
一种是陈述，一种是描写，一种是和被采访对象之间的言语。我最怕的是记者在写作时一陈到底，这样的报道容易特别沉闷。如果你能用描写、陈述和引语三种方式交叉出现，文章就不容易沉闷。
谈到描写，一种是记者直接采访时目睹的，另一种是找到目击者请他描述当时的情景，然后再还原场景，还原场景然后陈述。一般新闻主要是叙述为主，但一定要交叉使用描写和引语。特别是你的报道很长时，更要交叉用。一陈到底就简直使人无法读下去。
八是把人物置放到特殊场景中去表现。
特殊场景构成特殊的人，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场景。江菲写过一个修钢笔的人，一个老的手艺人的职业伦理。记者写他时就把他放在他的钢笔铺里。
包丽敏写的“通往功名之路”，一个研究法律的人，北大的，他常年在下面普及公民意识和法律知识，他利用假期七天去贵州山区普及法律常识，他的举动很有象征意义。他平常做了大量的这方面的事情。这稿子我细讲一下，对大家以后会有启发。
我们把他贵州之行做为整篇文章的重轴。他平常做的大量的事情作为背景，在叙述贵州之行时不时插入他平常做的事情，作为背景，而新发生的有象征意义的乡村之旅作为重轴。既有新闻意义又不是很孤立的行为。冰点大量尝试了这样一种报道手法。
九是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使用。
这看起来是非常小的方面，但确是在人物或其他报道中用得最烂而且是最不恰当的。什么东西能成为引语？不是这个人说了什么话都能成为引语。
首先能作为引语的必须是这个人说的具有个性化的话，只有他才会说这话，带着他身上明显的个人烙印。而且一定要短小精悍，千万不能一引几百字。甚至几十字都长。
第二，引语当然不排除陈述和表达他的观点，必须是非常鲜明地表达被采访人的观点。 第三可能大家意识不到，引语还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在文章的上下衔接时可起到一种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避免让文章一陈到底。陈述时让被采访人自己出来说，使整个文章发生了节奏上的变化，衔接起上下两段。
十和十一更小，我觉得在写人物方面要追求细节。
这里想说一下人物称谓的变化。写一个人物不要用同一称谓，要不断地变。比方用她，或用她的名字，或用能够代表她职业特点的称谓，总之要不断的变化称谓，让你的叙述不沉闷。不要通篇都是“她”，称谓要灵活转换。
第十一就是引语后面一般会有“他说”或前面有“他说”。
“他说”这个讲究很多，这都是细节，但对提升一篇文章非常有用。有时会“津津乐道的说”，有时会“突然跳起来说”。这里有的会把称谓放在前面，有的放在后面。这个变化要在采访过程中观察被采访对象，要细致观察。我认为这对提升你的写作很有用处。
十二是尽量少用小标题。
冰点写人物五六百字时，我不用小标题，小标题是一种偷懒的表现。当无法驾驭琐碎的材料把它变成整体时才会用。一个好记者会根据性格逻辑或其他因素组织材料，不是没办法把这几段融和起来时就用小标题。好的记者应该是一个缝制高手。
十三我认为很重要。采访一个人物要采访二十个人，最少应该采访十个人。
我们不可能设想写一个人，不采访他周围的人。被采访人经常意识不到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印象，所以周围人提供的关于被采访者的印象才可能更接近真实的人物。当然冰点也很难做到这点。只能做到采访两三个人。
美联社记者为了写纽约市长，他首先把市长传记看了，所有报道这个市长的看了，然后根据材料采访市长底下的市政厅的人和他的竞争对手以及他的家人，他采访了六十多个人，然后他要求跟着市长走一个星期，一直把这个星期走完，他才坐下来跟市长谈。谈完后材料无限庞大，他自己觉得挺满足，开始整理材料，写出一个六千多字的报道，题目叫“抓住大树”。 冰点好多人物也做不到这点，但最少应该采访四五个人，不能采访一个人就开始写。很多东西写不到位，除了技巧大多都是采访不到位，问题就出在采访上。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难的问题，但还是要说。好的记者要培养自己独特的风格，找到适合自己的文体。
这只能悟，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冰点给记者提供一个范围，提供十个不同类型的人物报道，让他们根据这个东西来悟，究竟为什么好，讲不出来，只能揣摩它，这当中有叙事的节奏、语言等等，这种说不出来的东西只能靠悟。
当然，你把前面讲到的都做到了，好记者写完东西不署名大家都知道是你写的。新闻这种东西就是手工作坊，不是流水线，一对一。好，我就说这么多。
王尧：简单的几个写作原则
今天是一个分享的会，我正在两会上，准备不是很充分。先汇报简单的几个写作原则，可能跟杜老师有重复的地方，因为我是杜老师的弟子。
第一是采访经济人物别一屁股坐在企业家的腿上，一味说“他说”是得不到尊重的。
一篇好的东西出来后应该是双方互赢，被采访人本身会学到东西，同时你也会学到东西。在这里一种客观的距离感是比较重要的。
二是人物报道有远学和近学。
近学杜老师，冰点的人物特别是点评，三百字，浓缩了很多，是公共材料，从语言组织方面，有自己的观点在里面。远学随时在网络上可以找得到的，像“共进午餐”栏目，是跟企业家对话的东西，人物写得很符合杜老师的标准。
采访时如果你问有质量的问题，你就会赢得对方的尊重。和采访人物的平等对话很重要，包括场景选择上。一个人坐在老板椅上你要把他拉下来。如果采访企业家，他准备在办公室谈，你是否可以拉着他带你参观一个厂，他可能很放松，你能观察到很多东西。
一定要做好准备作业，看很多相关资料，前三个问题问完后让他觉得这个记者不一般，采访就成功了一半。
三是多个视角。
采访一个人需要采访十个人，在现有情况下，很多人做不到，时间太短，需要多几个视角，几个人同时问可能好一些。我写“希勒，美国的吴敬链”时，我问邀请他到中国访问的林毅夫，以及跟他一起来北大的一个教授，多了这两个角度就会好一点。同时我还会问他别人的反应。 我写亚洲之星，我就问他，当上了“星”以后，太太从什么角度来评价你。通过他的转述，可能会好一些。还有一点，提问不要代表自己来提问。我们去两会，大家准备题目，我就问司机都关心什么问题，他说关心教育问题。我想采访之前问问非相关的人，可能会得到许多东西。
我采访时有个习惯，对话时看到某个细节有意思，就在本上记下来，不是对话本身，而是眼睛看到的东西，这样能做个提醒。
下面进入写作过程。小观点之一：把最好看的写在前边。用新的东西把旧的激活。我喜欢把资料打碎，不喜欢成段的引入没有价值在文章里。我希望把资料转换成自己的语言。 四是报道中直接引语的作用，在这方面我尽量说人话，不说字话。
最后一点就是用事实说话。别太主观。有一次接受培训时，讲报道中不要用形容词，我当时感觉不很深刻，现在感觉到形容词对文章的伤害是非常大的。下面我希望跟大家分享的是过去的报道。
桂杰：坚持文化立场，才能写文化人物
人物写作在报纸上独具魅力，是最吸引读者眼球的题材之一。而在这其中，文化人物写作又是报纸版面的黄金题材。纵观众多报纸，尤其是都市报的文化版或者是娱乐版，更多的是歌星、影星或者超级女生这样的人物占据主要位置，但是对于一个有品味的报纸来说，文娱版读书版，同时也需要重量级的学术泰斗和文坛巨擘。
这些年来，作为一名文化记者，我采访并撰写了一批文化人物和知名人士，在采写这些人的过程中，有欣喜、有收获、也有遗憾和文章背后的许多不满足。
坚持文化立场 才能写文化人物
重视文化人物的写作是一家报纸坚持文化操守，有文化责任心的体现。但是在当下，真正的文化人物不是显文化。
赵本山九年连续上春节晚会。但是赵本山、范伟这样的人不是文化人物，而只能归结到娱乐人物或明星这一类。因为在我看来，文化不是拿来娱乐的，但娱乐却缺少不了文化。
其次，尽管文化人物是有含金量的，但是这类人物对于人们的阅读还是提出了很多要求，这类题材也显然不如娱乐性强的八卦味儿浓的内容读起来更爽，尤其是在纸媒背负生存压力的时候。
但是，纸媒应该有自己的文化使命感，从这一点上看，每一个文字记者应该想要做文化王国的子民，而不是经济王国的斗士。
写文化人物要和文化人物共生
要想写出一流的文化人物，就对记者的知识储备和文化眼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际上，很多文化名人最初的身份都是记者，比如海明威、马克. 吐温，富兰克林，国内的邓拓、陈香梅、邹韬奋等人，这些人的个人素质和文化储备决定了他们能够写出优秀的文章来。
我记得在2005年和2006年出版有关季羡林书的时候，阅读版曾经报道过，我和本报其他记者都写过，我采访的主要是哈尔滨出版社，当时推出的是季老的全集，我发了一个消息，而那位记者采访的是季老的秘书。后来看了北京日报记者那篇洋洋洒洒6000字的文章，我的感觉是挺遗憾，一是没有通过各种关系争取到亲自采访他，还有就是我们的两篇文章显然都没有人家写的深入和独特。
其实北京日报记者在采访之前曾经告诉我，要去采访季老这么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他觉得压力很大，觉得对自己的知识储备是个挑战。他为了能够写好这个人物买了很多季老的书回来读，他见到的写季老的传记就有十几本之多。他说，写这样一个泰斗级的人物不能回避的是评价他的一生，包括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只有对他的学问和生平了解得越多，才能够更好的把握他的人物个性。
我觉得在文化和阅读版面，如果偶尔能有一两篇本报记者和这样重量级的人物和面对面，并且不惜版面进行报道，一定能够提升版面的品味和中国青年报的影响力。
也正是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认为写文化人物的记者和文化人物是共生的。你的灵魂、见解、精神、趣味、价值取向应该和笔下的文化人物有沟通，甚至你的心灵节奏和脉搏律动和他也是一致的，你的状态和他是浑然一体没有错位的，你们的生命在这一刻有了共生关系。只有这样，文章才能够是鲜活的，有生命力的。如果不是如此，我们的文章只能是拼贴式的，和文化人物是疏离的。
因此，我觉得，一个好记者在外出采访的时候，自己的口袋是向采访对象热情敞开的，但是敞开的同时，里面绝对不能空空如也，而是要带着自己的很多观点去碰撞和交流。因为专家不愿意把对自己的一次采访变成授课，记者需要有和人物对话的高度，甚至对于他在文化和学术上的贡献要有评价能力。
文化人物写作还缺少什么
现在，版面上很多文化人物的写作，我称之为“亚人物”写作。也就是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物写作，或者缺少人物写作应有的魅力。
这里缺少的首先就是现场感。
我在有幸采访台湾著名女作家罗兰之后，曾经写过这样一段文字：
已经86岁的罗兰依然像少女一样的怕羞和爱美，她对记者说：“千万不要提我的年龄呦！”而当旁边的摄影记者要给她拍照的时候，罗兰赶紧起身照镜子整理衣服，并向我们询问：“这衬衣领子是翻在外套外面好还是塞进去好一些！”
谈话中的罗兰始终面带微笑，偶尔含一颗小话梅，声音轻柔且美好。“这是我第十七次来大陆，我小时在天津念书长大，抗战时在天津，所有的成长和青春时期大部分在天津，天津比我真正的老家关系还要密切。”罗兰每次回来都要去天津市，那种感觉让她觉得像回家。 这篇采写罗兰的文章虽然不长，但是很多人都对我描写她的这样一段文字印象颇深，《作家文摘》等报刊还转载了这篇文章。写出和人物会面的现场感在人物写作中十分重要，没有现场感，人物就不能从纸上走到读者心里去，就不能鲜活和光彩起来。这个看似简单的要求，实际上很多记者或者作者是做不到的。还有一些记者把新闻发布会当成现场来写，其实会削弱人物的个性，新闻发布会的现场永远不是真正的现场，采访任何一个成功人士或者文化名流都必须争取是专访，争取单独和他面对面。
其次，人物写作不缺观点但是缺少精辟、精彩的观点。
尤其是在很多文化人物的采写上，记者们挖掘的最主要东西就是人物的观点或看法。但是很多采访看过之后却让人印象不深，因为没有一两句让人印象深刻的话或者观点的文章不可能精彩。
获1996年普得策新闻奖的《她把所有的15万美元都捐给了一所大学》，是一篇“好人好事”的报道，作者塑造新闻人物的方法同我国处理类似题材的手法有很大的不同。作品对人物性格是这样刻画的：“六年级时她便辍学开始工作。一辈子没有结婚，没有小孩，也没学过开车，因为没有什么是她特别想去的。”；“她谈起死亡，平淡得就好像在说下午可能有一场雷雨。对她来说，捐赠是为了防止不测发生，就像下雨时要关上窗子以免雨淋湿床罩一样。”；“她毫不在意她的小黑白电视只能收到一个频道，因为她很少看电视；她还常常抱怨电费太高，也从不订报纸，因为她觉得太贵了。”
以上这些话语使人物的性格特征具有了多面性，人物形象立刻变得丰富、立体化了，对于我们写人物颇有启示。
第三，有些记者缺少文字的责任心和对文化人物负责任的态度。
2007年2月16日的《文汇读书周报》头版头条是这样一篇文章《杨绛谈热门题材“钱锺书”》，文章第一段写道：“现在写钱锺书的人很多，这是一个热门题材。”“写钱锺书要有根有据，要严谨。”这是著名翻译家杨绛先生拿到自己校订过的新版《第一才子钱锺书》样书时告诉记者的。
在这篇文章中，还多次写到这样的细节如“杨绛还细心向记者指出了新版此书与初版的不同之处”，“杨绛笑着对告诉记者”等等。乍看此文时，我不由大惊，如此生动和活灵活现，仿佛与杨绛真的坐在一起面对面了一样。难道一向低调的杨绛真的接受了这位记者的采访？后来，通过对比出版社发出的新闻参考资料，我才知道，书中这些所谓的现场采访都是记者杜撰的，是无中生有的杜撰。
杨绛对于记者的此种做法也相当不满，认为是对她的极大不尊重，她甚至嘱托出版社千万不要再到报纸上做各种涉及她的宣传。
第四，现在很多文化人物的专访还缺少精妙贴切的题目。
现在的人物类标题，用得最多的就是人物的观点，比如：《郝明义：工作不能只是为赚钱》, 《黄永玉：说我是鬼才才是见鬼》等，类似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