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写作范文
倒金字塔形式：
日本已释放被捕中国渔船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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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社日本长崎11月9日电，日本长崎地方检察厅9日对因涉嫌违反《渔业法》逃避登船检查而被捕的中国渔船船长张天雄进行了简易起诉。长崎简易法院命令船长缴纳30万日元(约合2.45万元人民币) 的罚金。张天雄缴纳罚金后于当天下午被释放。
张天雄于6日上午进入五岛列岛鸟岛附近的日本领海，无视长崎海上保安部巡逻船的停船要求，拒绝登船检查，并试图驾船逃走。
张天雄8日与中国驻长崎领事馆的领事会面时声称渔船误入日本领海。他说：“睡着的时候船漂流到日本领海，睡醒时发现已在日本领海内。”
对渔船不理会停船命令、持续四小时逃跑，张天雄解释说：“因为害怕日本的巡逻舰，所以逃跑。”
北京空气质量监测向公众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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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广播公司网站11月9日报道，北京的污染监测站开始向公众开放。与此同时，网络上要求改革相关监测系统的呼声也越来越大。
负责环保事务的官员华蕾说，希望上述举措能够减轻公众的担忧。与从其他渠道获得的数据相比，官方数据显示的空气污染程度经常要轻得多。
美国驻华使馆开始公布自己测得的空气污染指数后，北京市民对政府测量空气质量的方法愈发关注。上周，美国使馆得出的数据认为空气污染已达到“危险”级别，但中国的数据只显示出轻微污染。
官员们对美国使馆的做法予以回击，指责他们夸大了问题的严重程度。
房地产界巨头潘石屹在微博上发起了一项运动，要求当局采用美国使馆的统计方法。这位业界巨头在网上有着超过700万名“粉丝”。他让网民投票对政府是否应采用美国使馆的测量技术进行表决。
截至今天，约有3.77万人参与了该项调查，98%的人都对潘石屹表示支持。
铁道部：列车拟预留5张残疾人票 购票需残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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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11月9日报道，残疾人坐火车难的问题有望解决。昨日，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
每列火车将至少预留5张残疾人专用火车票。车上设有残疾人专用标志的硬座或卧铺，并设置在车厢两侧靠近厕所和门的区域。有望在11月底前实施，具体实施日期尚未确定。 》购票需残联颁发的残疾证
铁路部门权威人士昨日向记者透露，这项工作正在实施过程中，目前正在改造火车的部分座位和卧铺，加装残疾人专用标志。这些座位和卧铺的位置都位于车厢两侧靠近厕所和门的区域，方便残疾人上厕所和上下车。
该人士表示，无论是动车组还是普通列车都会预留出至少5张车票供残疾人专用，这5张票包含硬座、卧铺等不同类别。根据每个车次的不同，预留出的残疾人专用票数量不同，有的车次肯定要多于5张。目前残疾人的购票流程还没有最终确定下来，但肯定需要国家残联颁发的残疾证。具体实施日期还没有接到铁道部正式通知。
》较大车站要设专用购票窗口
铁道部上月就曾表示，11月底前，将列车预留残疾人专用票额工作落实到位，并做好残疾人等重点旅客购票乘车工作，较大车站开设专用购票窗口。
据2006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显示，我国各类残疾人总数为8296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6.34%。
铁道部表示，对已设残疾人专用设施的动车组，要标注残疾人座位及轮椅存放区域，便于识别和管理。
利用2至3年时间，对部分列车改造，新增部分残疾人设施齐全的客车，并对二等及以上车站进行无障碍设施改造，增设盲道、高站台、无障碍电梯及坡道等，设置残疾人售票专口，增加残疾人使用的辅助设施或器具。
铁道部要求，今年年底前，各铁路局要拿出改造方案与推进计划，明年逐步实施。实现购票、登记、交接、信息通报等环节“一条龙”服务。
华尔街日报体：
计算机公司与学校
卡里·多兰
一个很有志气的小作家，坐在电子计算机终端显示器前，写她最新的短篇故事。她对人们说，虽然初学时有点困难，但现在计算机使她的写作方便多了。
“在幼儿园的时候，我也说不准自己爱不爱用计算机，”她说，“但是打从进入一年级起，我确实爱上了它。”这位六岁的小作家，梅利莎·利·史密斯，按了下键钮，瞥了周围一眼，取出了一张绿白相间的打印稿，上面印着她的短篇故事。《过多的鹦鹅学舌》。
史密斯小姐上的是沃特福德学校。这所学校是1980年威卡特计算机设备公司创办的，用来进行计算机产品和微机化教育的试验。大约有250名一年级到九年级的学生，每天要上机学习一小时。即使幼儿园里的孩子，每星期也要上机两次，就在他们学习字母表的同时，也来学习掌握键盘上那打乱了的字母序列。
家长们的关心
在全国，1984年将有大批计算机售给中小学，其价值估计将达450，000，000美元。随着越来越多的家长主张让他们的孩子置身于计算机革命之中，可以预料，计算机市场会日益繁荣。各家计算机公司正在竞相争夺孩子们的市场。
例如，阿普尔计算机公司已经给中小学捐赠了几千台计算机，并且正在掀起一场以孩子们为对象的广告宣传。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开始注重孩子们所用的教学软件的生产，以增加PCJR 型计算机的销路，这种机子的销路迄今不能使这个公司感到满意。但是，只有设立在犹他州奥尔良市的威卡特公司采取措施进入一个全日制的私立学校，对它生产的软件和硬件进行试验。
开办这所学校，是一伙教育工作者的主意，他们在1977年建立了威卡特社团。这是一个非营利性的研究团体，旨在研究运用科学技术改进教学的途径。1980年，这些教育工作者决定开始营业，组成了威卡特计算机设备公司来生产计算机和软件。大致在同一时间，这所学校在私人赞助者的支持下，作为一个非营利机构开办起来了。最近两年间，这家公司是亏损的。
沃特福德学校同威卡特公司关系十分密切。学校的女校长南希·休斯顿是威卡特公司主席达斯廷·休斯顿的妻子。公司同学校签订了合同，让学生进行软件运用的试验。而这所学校又是威卡特公司唯一最大的股票持有者，拥有该公司已经售出的2，000万份股票的20％左右。 这项实验是在一幢砖瓦结构的平房里进行的，那儿原来是所天主教学校，座落在一座雪山脚下。门厅里边横七竖八地堆放着垒球运动衣、背包和午餐饭盒。音乐室里传来叮咚作响的琴声，弹奏着《山谷里的农民》的曲子。穿过大厅，在那计算机房里，打印人员正在大声念着程序设计。
一阵铃声响过以后，二年级学生一窝蜂似地拥进计算机房。男孩们都穿着蓝色的运动衫，女孩们一律穿着方格花纹连衫裤。一个个急急忙忙地走进分隔开的白色小间，在按照高矮顺序排列的椅子上坐下。这时终端显示器发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学生们写下自己的名字，于是课程就开始了。
当然，这里也不是一切都已电子化。当计算机提出附加题目时，有些孩子用铅笔在草稿纸上运算，也有些扳着指头计数。有个孩子在键盘上打下正确的答案，得到计算机的赞许，他露出了一张笑脸。他的另一个答案错了，结果得到一个“ｘ”；他朝着计算机伸出舌头，做了个怪相。
这些孩子（有很多人的家长就在威卡特公司工作）似乎很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一遍又一遍的测试也许会把你弄得头晕目眩。但是，我们是第一批使用机子的人，所以我们要确保机器没有一点毛病。”一个11岁的孩子克拉克·纽厄尔说道，“我们必须确保这是一种完善的程序，使它能畅销无阻。”
》“太粗劣了”
学生们也要对程序的内容进行评价，这些程序是为各种课程（从打字、数学以至公民学）编制的。“有时候内容编得太粗糙了，我们要他们把它从程序中抽掉”，五年级学生莱斯利·普里特这样说。另一个同学抱怨说，“在某些程序里，我们被安排来同计算机争论政治问题，真叫人厌烦，我们不愿为政治之类的材料伤脑筋。”
对大多数学生、特别是那些年纪最小的学生来说，学习计算机似乎并不比学习其他东西来得困难。一个扎着小辫的五岁女孩伊莱札·米勒执拗地说：“美术比计算机更难学，你得要画直线、涂颜色，计算机比那玩意地容易多了。”一年级孩子上机时感到最难办的只是要把小手指伸长，以便够到那个清洗键。
学校负责人说，计算机提高了学生的考试成绩。不过，孩子们在学业上的成功，也可能是班级小（每班25人）以及学校的实验气氛带来的结果，这种气氛会激励学习情绪。但是，实验气氛也不是对任何人都有益的。例如莱思和伊莱恩·史密斯夫妇有两个孩子在沃特福德学校，他们感到这所学校有长处也有短处。他们的大孩子喜欢这所学校，学得很好；可是小的明年打算回公立学校去读书了。“这里确实有许多压力，”史密斯先生说，“孩子们被要求执行某种任务，如果他们跟不上，就会感到沮丧。”
》这是成功的婚姻吗？
沃特福德学校的女校长休斯顿夫人说，学校教职人员决不会为实验而使学生受到损害。“我们真正关心的东西是教育，”她说，“但是检验这点的唯一途径是公司是否会获得成功。我们不得不让工业和教育联姻。”
这桩婚事的成败如何还有待观察。到今年3月31日为止，威卡特公司作为股票上市公司已
满一年。在这一年里，公司总收入约为2，300万美元，亏损1，300万美元。公司的股票已从每份18美元跌到３美元。有人还提出诉讼案，指责公司的创办说明书造成了错误的印象（威卡特公司则认为这种论断是没有依据的）。
威卡特公司曾向商行和政府出售整套计算机装置，通常用于培训课程。但是该公司认为它的优势在于软件程序，每套生产成本约为100万美元。这些程序包括各年级基础科目的全部教学内容，当然这也都经过少年教育专家在沃特福德学校测试过的。
不论这项实验的长远前景如何，休斯顿夫人希望孩子们懂得：他们的贡献是值得赞赏的。她说，在威卡特公司签订了一个650万美元的合同去为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学校区装备电子计算机之后，“我们号召整个学校向孩子们表示感谢，并且向他们阐述我们的计算机装置进入公立学校这件事的重大意义。然后，我们一起吃了一餐炸面饼，表示庆祝。”
评论：
微博是公权力之友而非敌人
近期，一些传统主流媒体对微博大感兴味。先是央视深沉叩问“微博的伦理底线”，继之《人民日报》对“辟谣联盟”做了详细的报道，而《环球时报》则痛心疾首于微博对传统媒体的影响，以社论的规格警告传统媒体，不要成为“微博的印刷版”。略知国情的人用脚趾头都能想到，这些集体动作的背后，是公权力“微博焦虑”的发作。
微博无疑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媒体，值得社会各层面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去思考它的利弊得失，在经过充分的公共辩论基础之上，寻求规范微博的法律与道德。从这一角度出发，作为主流传统媒体，将微博设置为议程，探讨新兴媒介的社会价值与功能，本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举动，可惜的是，传统主流媒体对微博的报道与评论，却是以非常欠缺专业的手法，且带着太深的有色眼镜，致使对微博这一新兴事物的关注，成了讨伐，而不是讨论。
微博在近年的中国公共生活中表现抢眼，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比如，近年来通过微博，曝光了许多腐败案例，导致许多腐败官员的落马，最典型的，远有广西柳州的“局长日记”案，近有昆明官员艳照门事件，这些直接由微博推动的反腐成果，对执政党志在解决的腐败这一顽疾的治疗，无疑深具助益。
微博还成为监督那些桀骜难驯的央企的利器，如“天价吊灯”、“百万茅台”事件的曝出，都是微博的杰作。此外，微博还成了救济弱势群体的渠道，通过微博成功解救被拐卖儿童。 然而，遗憾的是，尽管微博“自带干粮”地做了这么多有助于执政党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的事情，当微博上出现了有人假冒温州动车事故遇难者家属的事情后，一些主流传统媒体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上位，以一竿子扫到一船人的阵法，借助个案而对微博兴师问罪。颇像江湖上的场景，在对手大刀舞得虎虎生风之时并不近身，只待对方露出破绽，才以饿虎扑食之势闪现。
实事求是地说，这些传统主流媒体用这种罔顾基本平衡原则的方式报道微博，既不专业，也欠磊落，既有侮公众的智商，也戕害其本已受损的公信力。
他们对微博的报道角度，折射了公权力对微博的心态。据统计，中国微博用户已近两亿。而每一个微博用户，都是一个没有主管单位的媒体。面对如此浩瀚的媒体海洋，作为从全能型、控制型政府走来的社会管理者，难免有初始的晕眩与可以理解的焦虑。其实，面对微博，公权力完全可以淡定应对，从容利用，使之成为培植中国原本贫瘠的社会资本的大好温床，
成为服务于自己执政理念与目标的有力工具。比如，如今民生问题突出，社会冲突多发，公众表达渠道不畅，而微博便捷交流的特点，使之可以突破表达瓶颈，成为政府部门与公众沟通的最佳工具。另外，微博还可以成为收集公众反腐信息的有效渠道。以是观之，微博乃公权力之友，而非公权力之敌，信非虚言。
当然，天底下没有无缘无故的朋友。公权力与微博做朋友，要讲究交友之道。而首要的，是改变潜意识中的对微博的敌意心理与防御姿态，要避免在世人面前把自己塑造成任何新媒体的敌人的形象这一不智的行为习惯。正如俗语所说的，你要把谁看作敌人，谁就会最终成为你的敌人。
善待网民和网络舆论
今年“微博打拐”活动中，网民为失踪4年的彭文乐等小宝贝重回父母怀抱而流下激动的泪水; 同时，又质疑街头“随手拍”活动有可能侵犯个人隐私和乞丐人身自由。在药家鑫杀人案的审理过程中，网民极度担忧权力和金钱可能影响司法公正; 但在药家鑫被执行死刑的当天，群情激愤转入沉寂，“很难想象，此时不同情药家鑫父母的人，当初会真正同情被害者的家人”(网友王小山) 。
互联网就是这样奇特的社区，看似一片混沌的信息，看似乱箭伤人的情感表达，却也遵循着“生态系统”的逻辑，在各种观点的交相呈现和反复激荡中，逐步形成多元互补的格局。互联网绝非“谣言共和国”或者“愤青大本营”，但也不是“理想国”，网上随时可能喷薄而出的舆论能量，如果任其疯长和蔓延，对社会也可能是一种破坏性力量。
建设好、利用好、管理好互联网，是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基本政策。随着互联网产业的快速发展，网络与生活已密不可分，中国人的iphone 和ipad 、微博、团购等，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已不落人后。与此同时，依法制止网上黄赌毒泛滥，规范和打击网络水军，堵截恐怖势力借新媒体兴风作乱，也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奋发有为。
互联网的治理千头万绪，行政管理不可能包打天下。尤其是在互联网舆论方面，单一威权手段更容易激起网民的抵触心理。对于“未知超过已知”的互联网，更需要找到自身的制衡力量。互联网进入中国十多年，网民的自治自律和社会力量参与互联网的治理，也开始了生动活泼的实践。网民政治参与的理念和技术，在虚拟空间得到大规模训练。
首先，近年来普通网民和“意见领袖”的媒介素养和社会责任感都得到增强。“郭美美”风波中，曾有网友主张“人肉搜索”，邀请电信内部人士利用职务之便，将郭美美的通讯信息曝光。这一提议立刻遭到多数网民的否决，理由是“程序正义”更为重要。
其次，民间自发的辟谣、科普和公众人物言论观察机构，不仅对网络信息起到了甄别过滤作用，而且让意气风发的“意见领袖”发声时多了一份谨慎。当然，这些民间制衡力量，自身的专业性也有待提高。
还有一个关键的角色，就是BBS 、微博客、博客等“自媒体”的运营商，对网友自主发布的内容，依照《侵权责任法》负有一份“连带责任”。特别是激情四溅、枪林弹雨的微博客，如何廓清意见表达和侵权的边界，运营商还有很多事情可做。维系清明理性的讨论氛围，也是网络平台健康发展的基本保证。
说到底，只要信息自由流动，网络舆论就具有某种“对冲”功能。金庸“被死亡”的谣言，发端于微博，也迅速消解于微博; 日本地震后的中国抢盐风波中，微博成了辟谣的主力; 前不久一对演员夫妇敌视同性恋者的微博言论，也受到网民的普遍批评。实践表明，允许不同声音的充分表达和自由讨论，将有利于网络舆论的生态平和。
网民的自我管理、网络的自我净化功能发挥得好，有助于克服公权的缺位和越位。对政府来说，只有允许不同声音彼此竞争，才能让网络的自我净化机制效能最大化。 互联网的“生态治理”，需要遵循网络社区的“生态规律”，不断调整优化：
从外部来说，需要疏通公民现实的政治参与途径、健全法制，以减轻互联网聚焦时政所承载的社会压力，引导网络话题的均衡分布，比如增加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方面的内容，减少网络上的火药味和对抗性。
对互联网内部的文化生态，能否“生态治理”，改善网民的空间分布，倡导网友社群的多元化? 比如，鼓励学术界、出版界等传统文化精英更多地“触网”，给碎片化的网络信息和好勇斗狠的网络口水战，带来文化深厚积淀; 包容和鼓励激进网友从某些封闭式的讨论圈子走出来，回归公开的言论平台; 在微博客的冲击下留住BBS 和个人博客网民，鼓励思想文化层面深入探讨的BBS 和博客原创贴文。
7月13日，人民网发表天涯社区著名网友“蓝药师”的时评建议《精神卫生法应该考虑的内容》，这是重点新闻网站吸纳“意见领袖”意见，广开言路、优化决策的尝试。近来，《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闯入微博，几个月时间“粉丝”高达116万，在热衷批评时政的微博言论场上，发出另类思考的声音，虽然经常引起争论，但就在这种多元价值取向的碰撞中，讨论气氛变得轻松有趣。
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建议政府部门的官员进驻BBS 、微博客等“自媒体”，以平等的身份参与讨论，促进官民互动。近一年来，公安微博群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与网民润物细无声的沟通，极大地改善了自杨佳袭警案以来的警民关系。在今年“微博打拐”活动中，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通过有64万“粉丝”的微博，与一些网友联手，及时回应失子家庭，通报打拐进展，成为受网民爱戴的“意见领袖”。
网络舆论的“生态治理”，需要社会管理者，也需要每一位网友，抱着更为开放的心态，“包容”远远胜于“压抑”。
为“网络问政”喝彩
6月17日，网友“zhangou2952”在天涯论坛贵州版块贴出《致贵州省长的一封信》，直指贵州公务员招考办事效率低下。4天之后，贵州省省长赵克志给天涯网友zhangou2952回帖：“我代表贵州省政府和公务员招考主管部门，向广大考生表示歉意”。省长的回复，迅速引发了网民“围观”，一天之内，该帖访问数高达5万人次。
这只是当下“热火朝天”的“网络问政”一个缩影。走过第五个年头的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已经得到了48位省委书记、省长的公开回复，18个省份以书面文件的形式确保规范化、制度化地办理留言。放眼全国，北方网的“政民零距离”、胶东在线的“网上民声”、奥一网的“网络问政”等平台，也早已是百花齐放。另外，遍布各个地区、各个行业的政府微博、网络发言人从2010年以来纷纷涌现„„
通过网络“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正是中央领导提出并率先垂范的。胡锦涛、温家宝等领导的亲自“触网”，是我党一贯重视党群、干群鱼水、血肉关系的优良传统，在新技术媒介时代的发扬光大。互联网快捷、广泛、低门槛等特点，为政府了解民情、听取民意提供了“最短路径”。“网络问政”的一头是各级党政机关，一头是近5亿网民，它的应运而生宛如架起了一座“连心桥”，让政府在百姓眼中的距离不再遥远，其发展势头已经是“不可逆转”和“锐不可当”。人民网舆情频道曾有网友表示：“网民鼠标轻点，就与总书记在一起了! ”在腾讯向胡锦涛总书记赠送QQ 号后，网友激动地说：“我想知道总书记的QQ 号码，等他有空的时候，加他聊几句! ”
诚然，“网络问政”不可能完全取代现实中举报、信访等渠道，更不可能解决所有现实中的问题。但它有助于改善官民沟通，减少隔阂和误判，一系列草根权益个案问题得以解决，避免了扩大和升级，有利于缓解基层社会矛盾，减少民众痛苦和官民摩擦。“网络问政”还可以汇集民智，优化决策，并增加决策执行过程中的民众配合。
“网络问政”是一把双刃剑。网民在议政过程中，有可能存在以偏概全、求全责备、侵
“意见领袖”有时能呼风唤雨，不是他们自己有什么地位或特权，而是他们代表了相当数量拥趸的心声。没有民众的意见，也无所谓“意见领袖”。因此，宽容和倾听“意见领袖”，也是尊重民意，体察民瘼。当下社会转型期，现实问题成堆，各种矛盾盘根错节。“意见领袖”的批评质疑声，恰恰说明广大民众对政府推行“良政”和“善治”抱有热切期待和坚决支持。
另一方面，“意见领袖”放言立论不乏偏激。网上匿名发言、封闭交流的环境，负面情绪交叉感染，容易让某些极端化的言论占上风。“意见领袖”的勇气和责任感，在彼此呼应和驳难中，有时会与刚愎自用、党同伐异联系在一起。因此，一个健康的舆论生态，是勇于针砭时弊又富于建设性，对不同意见善于包容也善于批评。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扶正抑偏。 微博客、BBS 、博客等本是个人表达的媒介，但“意见领袖”由于公众关注度很高，已然使这种“自媒体”升级为社会“公器”，具有公共服务性和社会共享性，议题设置和舆论放大效用明显，在某些情形下甚至有可能掌握着“舆论核按钮”。这种情势下，“意见领袖”们不妨更谨慎地用好“拇指话语权”，不失语也不妄言，以法律、公序良俗和专业精神为边界，勇敢而稳妥地为社会代言。近年来，在基层一些地方，社会矛盾有所激化，弱势群体中有人趋于暴力表达。“意见领袖”致力于打捞“沉没的声音”，提请政府和全社会警醒，同时仍需坚定地维护有序政治参与，推动和平转型。
“意见领袖”大都有鲜明的个性，既然是沟通，就不可能期待他们百分之百的拥护，在这一点上政府要有容人之量，更不必一听到反对和不理解、不体谅的声音，就认为沟通无效，就恼羞成怒，关闭沟通的管道，转而举起蛮横的权力武器，把“意见领袖”逼成“异见领袖”。史载胡耀邦在延安向毛泽东请教什么是政治，毛主席大手一挥说：政治就是，把支持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 要知道，互联网上很多人，拉一拉就是朋友，推一推就可能形同陌路。每一次沟通都会在对方内心留下善意的种子，哪怕这种子一时还未破土而出，但也在成长，而不能粗暴地丢弃。
厦门著名网友连岳曾和市民一道，质疑和批评PX 化工项目; 南京籍数百万“粉丝”的网友黄健翔、孟非，今年初呼吁制止地铁工程砍伐梧桐树。两地政府都听到并吸纳了他们和广大市民的诉求。厦门组织二次环评和市民座谈会，最后决定PX 项目迁往漳州; 南京紧急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古树名木及行道大树保护的意见》，规定原则上工程让树，确需移植需报市政府备案，移一棵补两棵。一触即发的官民对峙，在官民谅解中轻松化解。
给不同网民群体，包括“意见领袖”言说与辩论的空间，就是给社会压力多一条出口，给解决问题多一种可能。
短评：
火星依然寂寞 但不会太久
在电影《火星宝贝之火星没事》的结尾，火星人飞碟渐渐远去，却远远传出来火星人的声音：明白，再给地球派送21个孩子。火星人怎么登陆地球就那么容易，连小孩都能来当卧底。可地球人登陆火星却怎么那么费劲，就连无人探测器都轻易近不了火星的身。
中国首颗火星探测器“萤火一号”同俄罗斯“福布斯－土壤”探测器9日4时16分在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发射场搭乘俄运载火箭发射升空。然而当“福布斯－土壤”探测器准备进入入环火星轨道的时候，探测器的发动机却出现了问题。按照俄罗斯联邦航天局局长普沃金的说法：这是一个复杂的轨道，机载电脑未能对引擎发出‘启动’的指令。而俄罗斯媒体报道，留给拯救“福布斯－土壤”探测器的时间，只有3天。
据说首先发布这条信息的，并不是媒体，而是一位业余观测者。无论是美国还是前苏联，航天文化、科幻文化都有着极为深厚的民间土壤。对于我们旁边这颗和地球最接近的星球，很
多人都有着存在着火星人的浪漫幻想。美俄曾经拥有大量的技术和资源能力，把探测器送到火星一探究竟。
和我们非专业的想象不同，火星探测器不是像飞碟一样，宇宙满处乱窜，想什么时候飞就什么时候飞。从地球向火星发射探测器，为了尽可能减少探测器燃料，尽可能利用火星引力，存在一个每2.135年才出现的发射窗口。上一个发射窗口是在2009年的10月15日左右，现在利用的是11月7日左右的发射窗口，而如果三天后“福布斯－土壤”探测器还没救，很可能就要错过这个发射窗口。而下一个发射窗口，在2014年的1月份。
从1960年起，美国和前苏联每隔2年，就要向火星疯狂发射探测器。从60年代到现在，美国发射了20颗探测器或登陆车，前苏联/俄罗斯的发射记录是18颗（不算“福布斯－土壤”探测器）。美国成功了14次，其中最有名要算1996年的“火星探路者”。但俄罗斯的成功率——是零。苏联曾经在1973年的7月底8月初接连发射4颗火星探测器，全部以失败告终。俄罗斯的所有火星探测器，不是迷失轨道，就是着陆后失去联系。以至于有人戏言，是否火星人已经和美国达成了协议，专门击落俄罗斯的探测器。相比悲催的俄罗斯火星探测之路，中国“萤火”探测器的这点小挫折还真不算什么了。郭德纲曾经说过，你得往下比：你这发射一次不成功，人家还有发射18次啥都没见着的呢。
目前人类还只能利用火箭进行航天活动，深空探测依然存在巨大的风险。风险客观存在，所不同的是畏难而退，还是积极总结经验，改进技术和管理手段，继续前进，这态度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航天成就。就这点来看，美国在深空探测上的科学严谨和俄罗斯的愈挫愈勇，都值得我们来学习借鉴。(郑文浩)
消息写作范文
倒金字塔形式：
日本已释放被捕中国渔船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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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社日本长崎11月9日电，日本长崎地方检察厅9日对因涉嫌违反《渔业法》逃避登船检查而被捕的中国渔船船长张天雄进行了简易起诉。长崎简易法院命令船长缴纳30万日元(约合2.45万元人民币) 的罚金。张天雄缴纳罚金后于当天下午被释放。
张天雄于6日上午进入五岛列岛鸟岛附近的日本领海，无视长崎海上保安部巡逻船的停船要求，拒绝登船检查，并试图驾船逃走。
张天雄8日与中国驻长崎领事馆的领事会面时声称渔船误入日本领海。他说：“睡着的时候船漂流到日本领海，睡醒时发现已在日本领海内。”
对渔船不理会停船命令、持续四小时逃跑，张天雄解释说：“因为害怕日本的巡逻舰，所以逃跑。”
北京空气质量监测向公众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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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广播公司网站11月9日报道，北京的污染监测站开始向公众开放。与此同时，网络上要求改革相关监测系统的呼声也越来越大。
负责环保事务的官员华蕾说，希望上述举措能够减轻公众的担忧。与从其他渠道获得的数据相比，官方数据显示的空气污染程度经常要轻得多。
美国驻华使馆开始公布自己测得的空气污染指数后，北京市民对政府测量空气质量的方法愈发关注。上周，美国使馆得出的数据认为空气污染已达到“危险”级别，但中国的数据只显示出轻微污染。
官员们对美国使馆的做法予以回击，指责他们夸大了问题的严重程度。
房地产界巨头潘石屹在微博上发起了一项运动，要求当局采用美国使馆的统计方法。这位业界巨头在网上有着超过700万名“粉丝”。他让网民投票对政府是否应采用美国使馆的测量技术进行表决。
截至今天，约有3.77万人参与了该项调查，98%的人都对潘石屹表示支持。
铁道部：列车拟预留5张残疾人票 购票需残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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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11月9日报道，残疾人坐火车难的问题有望解决。昨日，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
每列火车将至少预留5张残疾人专用火车票。车上设有残疾人专用标志的硬座或卧铺，并设置在车厢两侧靠近厕所和门的区域。有望在11月底前实施，具体实施日期尚未确定。 》购票需残联颁发的残疾证
铁路部门权威人士昨日向记者透露，这项工作正在实施过程中，目前正在改造火车的部分座位和卧铺，加装残疾人专用标志。这些座位和卧铺的位置都位于车厢两侧靠近厕所和门的区域，方便残疾人上厕所和上下车。
该人士表示，无论是动车组还是普通列车都会预留出至少5张车票供残疾人专用，这5张票包含硬座、卧铺等不同类别。根据每个车次的不同，预留出的残疾人专用票数量不同，有的车次肯定要多于5张。目前残疾人的购票流程还没有最终确定下来，但肯定需要国家残联颁发的残疾证。具体实施日期还没有接到铁道部正式通知。
》较大车站要设专用购票窗口
铁道部上月就曾表示，11月底前，将列车预留残疾人专用票额工作落实到位，并做好残疾人等重点旅客购票乘车工作，较大车站开设专用购票窗口。
据2006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显示，我国各类残疾人总数为8296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6.34%。
铁道部表示，对已设残疾人专用设施的动车组，要标注残疾人座位及轮椅存放区域，便于识别和管理。
利用2至3年时间，对部分列车改造，新增部分残疾人设施齐全的客车，并对二等及以上车站进行无障碍设施改造，增设盲道、高站台、无障碍电梯及坡道等，设置残疾人售票专口，增加残疾人使用的辅助设施或器具。
铁道部要求，今年年底前，各铁路局要拿出改造方案与推进计划，明年逐步实施。实现购票、登记、交接、信息通报等环节“一条龙”服务。
华尔街日报体：
计算机公司与学校
卡里·多兰
一个很有志气的小作家，坐在电子计算机终端显示器前，写她最新的短篇故事。她对人们说，虽然初学时有点困难，但现在计算机使她的写作方便多了。
“在幼儿园的时候，我也说不准自己爱不爱用计算机，”她说，“但是打从进入一年级起，我确实爱上了它。”这位六岁的小作家，梅利莎·利·史密斯，按了下键钮，瞥了周围一眼，取出了一张绿白相间的打印稿，上面印着她的短篇故事。《过多的鹦鹅学舌》。
史密斯小姐上的是沃特福德学校。这所学校是1980年威卡特计算机设备公司创办的，用来进行计算机产品和微机化教育的试验。大约有250名一年级到九年级的学生，每天要上机学习一小时。即使幼儿园里的孩子，每星期也要上机两次，就在他们学习字母表的同时，也来学习掌握键盘上那打乱了的字母序列。
家长们的关心
在全国，1984年将有大批计算机售给中小学，其价值估计将达450，000，000美元。随着越来越多的家长主张让他们的孩子置身于计算机革命之中，可以预料，计算机市场会日益繁荣。各家计算机公司正在竞相争夺孩子们的市场。
例如，阿普尔计算机公司已经给中小学捐赠了几千台计算机，并且正在掀起一场以孩子们为对象的广告宣传。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开始注重孩子们所用的教学软件的生产，以增加PCJR 型计算机的销路，这种机子的销路迄今不能使这个公司感到满意。但是，只有设立在犹他州奥尔良市的威卡特公司采取措施进入一个全日制的私立学校，对它生产的软件和硬件进行试验。
开办这所学校，是一伙教育工作者的主意，他们在1977年建立了威卡特社团。这是一个非营利性的研究团体，旨在研究运用科学技术改进教学的途径。1980年，这些教育工作者决定开始营业，组成了威卡特计算机设备公司来生产计算机和软件。大致在同一时间，这所学校在私人赞助者的支持下，作为一个非营利机构开办起来了。最近两年间，这家公司是亏损的。
沃特福德学校同威卡特公司关系十分密切。学校的女校长南希·休斯顿是威卡特公司主席达斯廷·休斯顿的妻子。公司同学校签订了合同，让学生进行软件运用的试验。而这所学校又是威卡特公司唯一最大的股票持有者，拥有该公司已经售出的2，000万份股票的20％左右。 这项实验是在一幢砖瓦结构的平房里进行的，那儿原来是所天主教学校，座落在一座雪山脚下。门厅里边横七竖八地堆放着垒球运动衣、背包和午餐饭盒。音乐室里传来叮咚作响的琴声，弹奏着《山谷里的农民》的曲子。穿过大厅，在那计算机房里，打印人员正在大声念着程序设计。
一阵铃声响过以后，二年级学生一窝蜂似地拥进计算机房。男孩们都穿着蓝色的运动衫，女孩们一律穿着方格花纹连衫裤。一个个急急忙忙地走进分隔开的白色小间，在按照高矮顺序排列的椅子上坐下。这时终端显示器发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学生们写下自己的名字，于是课程就开始了。
当然，这里也不是一切都已电子化。当计算机提出附加题目时，有些孩子用铅笔在草稿纸上运算，也有些扳着指头计数。有个孩子在键盘上打下正确的答案，得到计算机的赞许，他露出了一张笑脸。他的另一个答案错了，结果得到一个“ｘ”；他朝着计算机伸出舌头，做了个怪相。
这些孩子（有很多人的家长就在威卡特公司工作）似乎很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一遍又一遍的测试也许会把你弄得头晕目眩。但是，我们是第一批使用机子的人，所以我们要确保机器没有一点毛病。”一个11岁的孩子克拉克·纽厄尔说道，“我们必须确保这是一种完善的程序，使它能畅销无阻。”
》“太粗劣了”
学生们也要对程序的内容进行评价，这些程序是为各种课程（从打字、数学以至公民学）编制的。“有时候内容编得太粗糙了，我们要他们把它从程序中抽掉”，五年级学生莱斯利·普里特这样说。另一个同学抱怨说，“在某些程序里，我们被安排来同计算机争论政治问题，真叫人厌烦，我们不愿为政治之类的材料伤脑筋。”
对大多数学生、特别是那些年纪最小的学生来说，学习计算机似乎并不比学习其他东西来得困难。一个扎着小辫的五岁女孩伊莱札·米勒执拗地说：“美术比计算机更难学，你得要画直线、涂颜色，计算机比那玩意地容易多了。”一年级孩子上机时感到最难办的只是要把小手指伸长，以便够到那个清洗键。
学校负责人说，计算机提高了学生的考试成绩。不过，孩子们在学业上的成功，也可能是班级小（每班25人）以及学校的实验气氛带来的结果，这种气氛会激励学习情绪。但是，实验气氛也不是对任何人都有益的。例如莱思和伊莱恩·史密斯夫妇有两个孩子在沃特福德学校，他们感到这所学校有长处也有短处。他们的大孩子喜欢这所学校，学得很好；可是小的明年打算回公立学校去读书了。“这里确实有许多压力，”史密斯先生说，“孩子们被要求执行某种任务，如果他们跟不上，就会感到沮丧。”
》这是成功的婚姻吗？
沃特福德学校的女校长休斯顿夫人说，学校教职人员决不会为实验而使学生受到损害。“我们真正关心的东西是教育，”她说，“但是检验这点的唯一途径是公司是否会获得成功。我们不得不让工业和教育联姻。”
这桩婚事的成败如何还有待观察。到今年3月31日为止，威卡特公司作为股票上市公司已
满一年。在这一年里，公司总收入约为2，300万美元，亏损1，300万美元。公司的股票已从每份18美元跌到３美元。有人还提出诉讼案，指责公司的创办说明书造成了错误的印象（威卡特公司则认为这种论断是没有依据的）。
威卡特公司曾向商行和政府出售整套计算机装置，通常用于培训课程。但是该公司认为它的优势在于软件程序，每套生产成本约为100万美元。这些程序包括各年级基础科目的全部教学内容，当然这也都经过少年教育专家在沃特福德学校测试过的。
不论这项实验的长远前景如何，休斯顿夫人希望孩子们懂得：他们的贡献是值得赞赏的。她说，在威卡特公司签订了一个650万美元的合同去为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学校区装备电子计算机之后，“我们号召整个学校向孩子们表示感谢，并且向他们阐述我们的计算机装置进入公立学校这件事的重大意义。然后，我们一起吃了一餐炸面饼，表示庆祝。”
评论：
微博是公权力之友而非敌人
近期，一些传统主流媒体对微博大感兴味。先是央视深沉叩问“微博的伦理底线”，继之《人民日报》对“辟谣联盟”做了详细的报道，而《环球时报》则痛心疾首于微博对传统媒体的影响，以社论的规格警告传统媒体，不要成为“微博的印刷版”。略知国情的人用脚趾头都能想到，这些集体动作的背后，是公权力“微博焦虑”的发作。
微博无疑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媒体，值得社会各层面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去思考它的利弊得失，在经过充分的公共辩论基础之上，寻求规范微博的法律与道德。从这一角度出发，作为主流传统媒体，将微博设置为议程，探讨新兴媒介的社会价值与功能，本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举动，可惜的是，传统主流媒体对微博的报道与评论，却是以非常欠缺专业的手法，且带着太深的有色眼镜，致使对微博这一新兴事物的关注，成了讨伐，而不是讨论。
微博在近年的中国公共生活中表现抢眼，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比如，近年来通过微博，曝光了许多腐败案例，导致许多腐败官员的落马，最典型的，远有广西柳州的“局长日记”案，近有昆明官员艳照门事件，这些直接由微博推动的反腐成果，对执政党志在解决的腐败这一顽疾的治疗，无疑深具助益。
微博还成为监督那些桀骜难驯的央企的利器，如“天价吊灯”、“百万茅台”事件的曝出，都是微博的杰作。此外，微博还成了救济弱势群体的渠道，通过微博成功解救被拐卖儿童。 然而，遗憾的是，尽管微博“自带干粮”地做了这么多有助于执政党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的事情，当微博上出现了有人假冒温州动车事故遇难者家属的事情后，一些主流传统媒体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上位，以一竿子扫到一船人的阵法，借助个案而对微博兴师问罪。颇像江湖上的场景，在对手大刀舞得虎虎生风之时并不近身，只待对方露出破绽，才以饿虎扑食之势闪现。
实事求是地说，这些传统主流媒体用这种罔顾基本平衡原则的方式报道微博，既不专业，也欠磊落，既有侮公众的智商，也戕害其本已受损的公信力。
他们对微博的报道角度，折射了公权力对微博的心态。据统计，中国微博用户已近两亿。而每一个微博用户，都是一个没有主管单位的媒体。面对如此浩瀚的媒体海洋，作为从全能型、控制型政府走来的社会管理者，难免有初始的晕眩与可以理解的焦虑。其实，面对微博，公权力完全可以淡定应对，从容利用，使之成为培植中国原本贫瘠的社会资本的大好温床，
成为服务于自己执政理念与目标的有力工具。比如，如今民生问题突出，社会冲突多发，公众表达渠道不畅，而微博便捷交流的特点，使之可以突破表达瓶颈，成为政府部门与公众沟通的最佳工具。另外，微博还可以成为收集公众反腐信息的有效渠道。以是观之，微博乃公权力之友，而非公权力之敌，信非虚言。
当然，天底下没有无缘无故的朋友。公权力与微博做朋友，要讲究交友之道。而首要的，是改变潜意识中的对微博的敌意心理与防御姿态，要避免在世人面前把自己塑造成任何新媒体的敌人的形象这一不智的行为习惯。正如俗语所说的，你要把谁看作敌人，谁就会最终成为你的敌人。
善待网民和网络舆论
今年“微博打拐”活动中，网民为失踪4年的彭文乐等小宝贝重回父母怀抱而流下激动的泪水; 同时，又质疑街头“随手拍”活动有可能侵犯个人隐私和乞丐人身自由。在药家鑫杀人案的审理过程中，网民极度担忧权力和金钱可能影响司法公正; 但在药家鑫被执行死刑的当天，群情激愤转入沉寂，“很难想象，此时不同情药家鑫父母的人，当初会真正同情被害者的家人”(网友王小山) 。
互联网就是这样奇特的社区，看似一片混沌的信息，看似乱箭伤人的情感表达，却也遵循着“生态系统”的逻辑，在各种观点的交相呈现和反复激荡中，逐步形成多元互补的格局。互联网绝非“谣言共和国”或者“愤青大本营”，但也不是“理想国”，网上随时可能喷薄而出的舆论能量，如果任其疯长和蔓延，对社会也可能是一种破坏性力量。
建设好、利用好、管理好互联网，是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基本政策。随着互联网产业的快速发展，网络与生活已密不可分，中国人的iphone 和ipad 、微博、团购等，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已不落人后。与此同时，依法制止网上黄赌毒泛滥，规范和打击网络水军，堵截恐怖势力借新媒体兴风作乱，也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奋发有为。
互联网的治理千头万绪，行政管理不可能包打天下。尤其是在互联网舆论方面，单一威权手段更容易激起网民的抵触心理。对于“未知超过已知”的互联网，更需要找到自身的制衡力量。互联网进入中国十多年，网民的自治自律和社会力量参与互联网的治理，也开始了生动活泼的实践。网民政治参与的理念和技术，在虚拟空间得到大规模训练。
首先，近年来普通网民和“意见领袖”的媒介素养和社会责任感都得到增强。“郭美美”风波中，曾有网友主张“人肉搜索”，邀请电信内部人士利用职务之便，将郭美美的通讯信息曝光。这一提议立刻遭到多数网民的否决，理由是“程序正义”更为重要。
其次，民间自发的辟谣、科普和公众人物言论观察机构，不仅对网络信息起到了甄别过滤作用，而且让意气风发的“意见领袖”发声时多了一份谨慎。当然，这些民间制衡力量，自身的专业性也有待提高。
还有一个关键的角色，就是BBS 、微博客、博客等“自媒体”的运营商，对网友自主发布的内容，依照《侵权责任法》负有一份“连带责任”。特别是激情四溅、枪林弹雨的微博客，如何廓清意见表达和侵权的边界，运营商还有很多事情可做。维系清明理性的讨论氛围，也是网络平台健康发展的基本保证。
说到底，只要信息自由流动，网络舆论就具有某种“对冲”功能。金庸“被死亡”的谣言，发端于微博，也迅速消解于微博; 日本地震后的中国抢盐风波中，微博成了辟谣的主力; 前不久一对演员夫妇敌视同性恋者的微博言论，也受到网民的普遍批评。实践表明，允许不同声音的充分表达和自由讨论，将有利于网络舆论的生态平和。
网民的自我管理、网络的自我净化功能发挥得好，有助于克服公权的缺位和越位。对政府来说，只有允许不同声音彼此竞争，才能让网络的自我净化机制效能最大化。 互联网的“生态治理”，需要遵循网络社区的“生态规律”，不断调整优化：
从外部来说，需要疏通公民现实的政治参与途径、健全法制，以减轻互联网聚焦时政所承载的社会压力，引导网络话题的均衡分布，比如增加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方面的内容，减少网络上的火药味和对抗性。
对互联网内部的文化生态，能否“生态治理”，改善网民的空间分布，倡导网友社群的多元化? 比如，鼓励学术界、出版界等传统文化精英更多地“触网”，给碎片化的网络信息和好勇斗狠的网络口水战，带来文化深厚积淀; 包容和鼓励激进网友从某些封闭式的讨论圈子走出来，回归公开的言论平台; 在微博客的冲击下留住BBS 和个人博客网民，鼓励思想文化层面深入探讨的BBS 和博客原创贴文。
7月13日，人民网发表天涯社区著名网友“蓝药师”的时评建议《精神卫生法应该考虑的内容》，这是重点新闻网站吸纳“意见领袖”意见，广开言路、优化决策的尝试。近来，《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闯入微博，几个月时间“粉丝”高达116万，在热衷批评时政的微博言论场上，发出另类思考的声音，虽然经常引起争论，但就在这种多元价值取向的碰撞中，讨论气氛变得轻松有趣。
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建议政府部门的官员进驻BBS 、微博客等“自媒体”，以平等的身份参与讨论，促进官民互动。近一年来，公安微博群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与网民润物细无声的沟通，极大地改善了自杨佳袭警案以来的警民关系。在今年“微博打拐”活动中，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通过有64万“粉丝”的微博，与一些网友联手，及时回应失子家庭，通报打拐进展，成为受网民爱戴的“意见领袖”。
网络舆论的“生态治理”，需要社会管理者，也需要每一位网友，抱着更为开放的心态，“包容”远远胜于“压抑”。
为“网络问政”喝彩
6月17日，网友“zhangou2952”在天涯论坛贵州版块贴出《致贵州省长的一封信》，直指贵州公务员招考办事效率低下。4天之后，贵州省省长赵克志给天涯网友zhangou2952回帖：“我代表贵州省政府和公务员招考主管部门，向广大考生表示歉意”。省长的回复，迅速引发了网民“围观”，一天之内，该帖访问数高达5万人次。
这只是当下“热火朝天”的“网络问政”一个缩影。走过第五个年头的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已经得到了48位省委书记、省长的公开回复，18个省份以书面文件的形式确保规范化、制度化地办理留言。放眼全国，北方网的“政民零距离”、胶东在线的“网上民声”、奥一网的“网络问政”等平台，也早已是百花齐放。另外，遍布各个地区、各个行业的政府微博、网络发言人从2010年以来纷纷涌现„„
通过网络“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正是中央领导提出并率先垂范的。胡锦涛、温家宝等领导的亲自“触网”，是我党一贯重视党群、干群鱼水、血肉关系的优良传统，在新技术媒介时代的发扬光大。互联网快捷、广泛、低门槛等特点，为政府了解民情、听取民意提供了“最短路径”。“网络问政”的一头是各级党政机关，一头是近5亿网民，它的应运而生宛如架起了一座“连心桥”，让政府在百姓眼中的距离不再遥远，其发展势头已经是“不可逆转”和“锐不可当”。人民网舆情频道曾有网友表示：“网民鼠标轻点，就与总书记在一起了! ”在腾讯向胡锦涛总书记赠送QQ 号后，网友激动地说：“我想知道总书记的QQ 号码，等他有空的时候，加他聊几句! ”
诚然，“网络问政”不可能完全取代现实中举报、信访等渠道，更不可能解决所有现实中的问题。但它有助于改善官民沟通，减少隔阂和误判，一系列草根权益个案问题得以解决，避免了扩大和升级，有利于缓解基层社会矛盾，减少民众痛苦和官民摩擦。“网络问政”还可以汇集民智，优化决策，并增加决策执行过程中的民众配合。
“网络问政”是一把双刃剑。网民在议政过程中，有可能存在以偏概全、求全责备、侵
“意见领袖”有时能呼风唤雨，不是他们自己有什么地位或特权，而是他们代表了相当数量拥趸的心声。没有民众的意见，也无所谓“意见领袖”。因此，宽容和倾听“意见领袖”，也是尊重民意，体察民瘼。当下社会转型期，现实问题成堆，各种矛盾盘根错节。“意见领袖”的批评质疑声，恰恰说明广大民众对政府推行“良政”和“善治”抱有热切期待和坚决支持。
另一方面，“意见领袖”放言立论不乏偏激。网上匿名发言、封闭交流的环境，负面情绪交叉感染，容易让某些极端化的言论占上风。“意见领袖”的勇气和责任感，在彼此呼应和驳难中，有时会与刚愎自用、党同伐异联系在一起。因此，一个健康的舆论生态，是勇于针砭时弊又富于建设性，对不同意见善于包容也善于批评。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扶正抑偏。 微博客、BBS 、博客等本是个人表达的媒介，但“意见领袖”由于公众关注度很高，已然使这种“自媒体”升级为社会“公器”，具有公共服务性和社会共享性，议题设置和舆论放大效用明显，在某些情形下甚至有可能掌握着“舆论核按钮”。这种情势下，“意见领袖”们不妨更谨慎地用好“拇指话语权”，不失语也不妄言，以法律、公序良俗和专业精神为边界，勇敢而稳妥地为社会代言。近年来，在基层一些地方，社会矛盾有所激化，弱势群体中有人趋于暴力表达。“意见领袖”致力于打捞“沉没的声音”，提请政府和全社会警醒，同时仍需坚定地维护有序政治参与，推动和平转型。
“意见领袖”大都有鲜明的个性，既然是沟通，就不可能期待他们百分之百的拥护，在这一点上政府要有容人之量，更不必一听到反对和不理解、不体谅的声音，就认为沟通无效，就恼羞成怒，关闭沟通的管道，转而举起蛮横的权力武器，把“意见领袖”逼成“异见领袖”。史载胡耀邦在延安向毛泽东请教什么是政治，毛主席大手一挥说：政治就是，把支持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 要知道，互联网上很多人，拉一拉就是朋友，推一推就可能形同陌路。每一次沟通都会在对方内心留下善意的种子，哪怕这种子一时还未破土而出，但也在成长，而不能粗暴地丢弃。
厦门著名网友连岳曾和市民一道，质疑和批评PX 化工项目; 南京籍数百万“粉丝”的网友黄健翔、孟非，今年初呼吁制止地铁工程砍伐梧桐树。两地政府都听到并吸纳了他们和广大市民的诉求。厦门组织二次环评和市民座谈会，最后决定PX 项目迁往漳州; 南京紧急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古树名木及行道大树保护的意见》，规定原则上工程让树，确需移植需报市政府备案，移一棵补两棵。一触即发的官民对峙，在官民谅解中轻松化解。
给不同网民群体，包括“意见领袖”言说与辩论的空间，就是给社会压力多一条出口，给解决问题多一种可能。
短评：
火星依然寂寞 但不会太久
在电影《火星宝贝之火星没事》的结尾，火星人飞碟渐渐远去，却远远传出来火星人的声音：明白，再给地球派送21个孩子。火星人怎么登陆地球就那么容易，连小孩都能来当卧底。可地球人登陆火星却怎么那么费劲，就连无人探测器都轻易近不了火星的身。
中国首颗火星探测器“萤火一号”同俄罗斯“福布斯－土壤”探测器9日4时16分在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发射场搭乘俄运载火箭发射升空。然而当“福布斯－土壤”探测器准备进入入环火星轨道的时候，探测器的发动机却出现了问题。按照俄罗斯联邦航天局局长普沃金的说法：这是一个复杂的轨道，机载电脑未能对引擎发出‘启动’的指令。而俄罗斯媒体报道，留给拯救“福布斯－土壤”探测器的时间，只有3天。
据说首先发布这条信息的，并不是媒体，而是一位业余观测者。无论是美国还是前苏联，航天文化、科幻文化都有着极为深厚的民间土壤。对于我们旁边这颗和地球最接近的星球，很
多人都有着存在着火星人的浪漫幻想。美俄曾经拥有大量的技术和资源能力，把探测器送到火星一探究竟。
和我们非专业的想象不同，火星探测器不是像飞碟一样，宇宙满处乱窜，想什么时候飞就什么时候飞。从地球向火星发射探测器，为了尽可能减少探测器燃料，尽可能利用火星引力，存在一个每2.135年才出现的发射窗口。上一个发射窗口是在2009年的10月15日左右，现在利用的是11月7日左右的发射窗口，而如果三天后“福布斯－土壤”探测器还没救，很可能就要错过这个发射窗口。而下一个发射窗口，在2014年的1月份。
从1960年起，美国和前苏联每隔2年，就要向火星疯狂发射探测器。从60年代到现在，美国发射了20颗探测器或登陆车，前苏联/俄罗斯的发射记录是18颗（不算“福布斯－土壤”探测器）。美国成功了14次，其中最有名要算1996年的“火星探路者”。但俄罗斯的成功率——是零。苏联曾经在1973年的7月底8月初接连发射4颗火星探测器，全部以失败告终。俄罗斯的所有火星探测器，不是迷失轨道，就是着陆后失去联系。以至于有人戏言，是否火星人已经和美国达成了协议，专门击落俄罗斯的探测器。相比悲催的俄罗斯火星探测之路，中国“萤火”探测器的这点小挫折还真不算什么了。郭德纲曾经说过，你得往下比：你这发射一次不成功，人家还有发射18次啥都没见着的呢。
目前人类还只能利用火箭进行航天活动，深空探测依然存在巨大的风险。风险客观存在，所不同的是畏难而退，还是积极总结经验，改进技术和管理手段，继续前进，这态度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航天成就。就这点来看，美国在深空探测上的科学严谨和俄罗斯的愈挫愈勇，都值得我们来学习借鉴。(郑文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