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
——评述《 暗店街》侦探线索的后现代化文本处理
原创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我所提交的作业，是本人独立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文不包含任何他人享有著作权的内容。对本文涉及的研究工作做出贡献的其他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明确标明，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作者：汉语B132班 李姗姗 年
哲学有一个古老的命题“我是谁？”而《暗店街》（黄雨石译本）传达着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我过去是谁？”。小说中的“我”以居伊·罗郎的名字生活了八年，在这八年里，他的一切社会关系、工作履历都是用居伊·罗郎的名字进行的，那么“我”的问题就来了：我过去究竟是谁？
“我”究竟不是居伊·罗郎
开门见山，首先表明了“我”对追溯“我”过去是谁有很大的决心。“我的过一片朦胧„„”“我只不过是一个模糊的影子而已”，由于对过去记忆的缺失，“我”对现在的生活不满意，感觉生活朦胧，未来模糊。在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视角下，最大的特征就是不确定性[1]，“我”不确定自己的过去，不确定自己是谁。
“关门的金属碰撞声使我感到揪心，它标志着我一生中的一段很长的时期结束了。”这是“我”的上司于特关掉私家侦探事务所大门时，“我”的想法。如同碎片化的小说一样，“我”将自己的人生同碎片一样对待，结束了这个八年，就是逝去了这几年时光的碎片。时间将不再是一个连贯的整体，被混乱的记忆打碎成一片一片的玻璃碴，“我”对自己八年侦探生涯的告别仅仅是身在这个碎片上，去观望另一碎片，仿佛那完全不是“我”所经历的。
不仅是“我”，就连“我”的上司于特，他的记忆也是有漏洞的，同“我”一样失去了过去的踪迹，但在后面的章节也有于特写信给“我”告知他喜欢尼斯的生活将要应聘图书管理员。于特作为另一个失忆人，他的重要作用就在两方面：一方面就是他对我的帮助，推动探索之路的顺利进行。在我整理的各章节主要内
容导航里可以发现，关于他的信总是出现在信息关口（如第6、27章里，分别提供了两个女人的重要信息），还有他向“我”推荐的贝纳迪，斯威尔特，均帮助我搜集到了很难找到的人物信息。另一方面是作为“我”重视过去的一个参照，因为重视现在和未来的他并不想找回过去那个“波罗的海的网球好手、长着金黄色头发的英俊男爵康斯坦丁·冯·于特”。这也传达了两种人生态度：一是重视过去，一是重视未来。重视过去，是本书寻找自我得以展开的重要条件。
“我”究竟是谁
侦探小说是流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一种以推理方式解开故事谜题的小说，通常是主角以敏锐的观察和理性的分析发现线索而展开故事[2]。严格意义上说，本书算不得侦探小说，但是如果把‘“我”的记忆’当作侦探对象的话，就可以很容易的将线索搜集起来加以分析，从而揭开‘“我”过去是谁’的谜题，我在副标题中提到“侦探线索”也是介于侦探小说这个角度来探讨的，而且就把它当作一本侦探小说来读比较有意思，穿梭于相互交织的各类线索，即将揭开的身份之谜被否定又会进行下一次探索，但即使这样，总觉得还是少了侦探小说的韵味，那是因为作者将各类线索均作了后现代化文本处理。这不仅源于二战后的结束后的世界是“后现代阶段”，更多的是因为好的作品总是承载着一定的思想精髓，我个人感觉除却它被解读出来的存在与虚无等思想，它与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也有一些共通之处。
线索之一：探索地点自由转换，边界的消失。从酒吧到林荫道再到旅馆，从巴黎到麦热夫再到，从法国到美国，各种“我”认为对找回自己有帮助的场所都会去涉足，作者的笔像是一把摄像机，随时根据“我”的思想转场，现实世界疆域、城市的转换完全失去具体国家边界的区分。德鲁兹有一个很著名的词叫做“解区域化”，他主要用来指电子空间中的国界疆域的消弭[3]。而在此书中，作者笔下没有明确的国家地点转换观念，“我”虽然在侦探自己的身份，但仿佛穿了瞬间移动斗篷，只需要在章节一开始注明某某地方，“我”便自由地身处其中，完全没有这个不知名的地方属于哪个国家的概念，体现了后现代边界的消失或“解区域化”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后现代多元的思维模式赋予了我们一种开放的、永无止境的探索精神[4]。但是开放并不是毫无规则束缚而言，这样自由安排地点，我认为并不是作者就真的对疆域国界毫无概念，而是对地点的一种后现代主义化文本处理，目的在于架空边界，摆脱民族文化心理对人的干扰，研究当今人类的存在与其周围的环境、现实的关系，这也是他作为“新寓言”派代表作家的作品主题之一的反映。
线索之二：必要人物依次登场，情感的消失。从“我”离开事务所开始寻找自我，小说仿佛走上了“星光大道”，“我”不懂为什么要去找那些人，不懂为什么知道了那个人的名字就要去调查其生平，一个一个人物像舞台上的演员，依次出现，一个人带动另一个人出现，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浅介绍也只是仅仅停留于“似乎是这样，好像是这样”的层面。佐纳基奇、厄尔特尔、斯蒂奥巴、奥尔
罗夫、克洛德、弗雷迪、博布、德尼兹„„无论是从“我”的视角还是作者的视角，看到的一个个人物都失去了自己的感情，使读者感觉全书的人物出场自带孤独虚无的情绪。尤其是“我”在回忆麦热夫度过的一段时光一样，在战火中躲避于一个类似于“乌托邦”的地方，本该是一件轻快而又幸运的事情，可在“我”的回忆中是那样痛苦，终日绝望虚无，碌碌无为，以至于急切想要逃离那里。当然，他要逃去的是中立国瑞士，或许较之于现在更加安全，加强了偷渡的急切之心，可是关于到瑞士以后如何生活也并未构想好，就相信见过两次面的人能够帮助自己。此外，书中“我”的叙述也就很平淡的样子，仿佛正在讲述并不是“我”的过去，没有一种找回过去的欢愉感。无论是过去的“我”还是现在的“我”，都是被消解了感情的后现代化文本处理的结果。
线索之三：重要照片孰轻孰重，历史感的消失。在整个侦探过程中，照片无疑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有了照片，一切的寻找都变得十分简单。可是照片之于二战的政治背景而言，并没有太多的历史感可见。如果有谁和20世纪四十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之间出生的老人打过交道或者聊过天，他就可以很荣幸的听到这些老人讲他们那会儿的故事，且开头总会说“我们那会儿啊„„”之类的，历史感在这些人的眼里心里是很厚重的，而且他们经历的现代化越多越怀念以前，还有好多发黄的老照片更是历史感的体现，这些老人总会翻着相册指给小孩子看，还会说这是某某小时候，那时候他很怎么怎么样。可是在本书出现照片中，读不出来历史感，这些照片只是作为寻找自我的工具，“我”依据照片和他人的回忆判断自己是照片中的人，在幻想过自己曾经经历弗雷迪家看到的一切，以为那就是自己的过去的时候，被告知照片上的弗雷迪并不是自己，“我原来不叫弗雷迪·奥瓦尔·德·吕兹”，有点荒唐可笑。照片并没有肩负起见证历史的责任，反而只是“我”看着照片误打误撞。书的最后，他看到照片上的小嘉·奥尔罗夫，居然发现她在哭，更像是“我”自己的一个想象，或者说是历史感消失却偏要强行拉回历史、虚解历史的后现代化文本处理。
线索之会师：第37章和盘托出，深度模式的消解。全书一共47章，37章的时候已然进入尾声，所有的地点、人物、照片涉及到的线索都在此章交汇，然而并没有碰撞出多么震撼人心的故事，只是一段很简单的经历：为了偷渡而被人欺骗，最后在雪地里无助失忆。前面的线索搜集卖了很大的关子，第37章也用了很长的篇幅描写去往麦热夫的过程以及偷渡前后的琐事，但是故事讲完了，却没能够带给我们思考。于是作为读者，我开始为前面36章的铺垫而感到无聊。可是明明选择这本书时，我看到过的莫迪亚诺关于本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奖的颁奖词为：他唤醒了对最难以捕捉的人类命运的记忆和揭露了对人类生活的占领。于是我开始懂了这个“我”偷渡被骗故事的背后的深度，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作者藏于简单故事下深度模式的消解，是一种“寓言式”的后现代化文本处理。
线索之外：海滩人的自白，认识论、本体论的消解[5]。在讲故事的同时，时不时有几章的内容是无关痛痒，并且和情节没有关系的。“我们实际上都是些‘海
滩人’，而且用他的话说，‘沙子把我们的脚印只能保留几秒钟’”“这是一个奇怪的时代”„„大都表现了作者思维的游荡，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可是这游荡的思维却在无形中消解认识论和本体论。我们之于生活的意义就像沙滩之于海水，因而我们都是“海滩人”，“没有人能说出他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呆在那里。因而当他有一天从这些照片上消失了的时候，谁也没有注意到”，当我们无法正确的认识这个世界，认识这个世界的每个个体，人的本质力量无法被对象化，人的存在也就变得虚无，海水卷过沙滩的脚印消失就像我们在时光里什么也没留下，认识的明晰性、意义的清晰性、价值本体的终极性、真理的永恒性[5]都将失去。我们怎么会是“海滩人”呢，可是时间走过，我们不再与过去的时间同在一个次元里，所谓“是非成败转头空”，相较于当下我们没有作为和未作为而言，我们就是名副其实“海滩人”。
“我”究竟是居伊·罗郎
“她已经拐过街角，而我们的生命不也正是象孩子的这种忧伤一样，会很快地在暮色中消失的吗？”“我”发现照片上女孩时代的嘉·奥尔罗夫在哭，“我”的思绪也随之飞扬，在最后的能证明自己身份的最重要人物死后，“我”的寻找还有什么意义，我们的生命会像小女孩的忧伤一样，很快在暮色中消失，最终“我”并没有真正找回自我。
拥有居伊·罗郎的户籍，用着居伊·罗郎的名字不好吗？生活的车轮依旧在踽踽前行，我还是我，生活依然是生活，除了心里对一段缺失的过去的缅怀，没有什么不好。虽然是开放式的结局，而以我对生活的一知半解，我却宁愿固执的相信“我”害怕再一次失望，所以从未涉足罗马旧居暗店街2号，从未真正找回自己的身份，“我”依旧使用着居伊·罗郎的名字生活，最后，就让那个罗马旧居暗店街2号成为自己心里的暗店街。
张爱玲在《对照记》里回忆家族曾说“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这是张爱玲对自己家族先祖最好的缅怀，有着一种“争其必然，顺其自然”的豁达，同样，我们的记忆如同我们的先祖，逝去便再也追不回来，不如就让残存的记忆静静躺在我们的思想里吧，我们无需为过去的记忆丢失而耿耿于怀，我还是我，我依然坚强地活着就好。究竟时光深处有多美，究竟我过去是谁，究竟曾经的我遭逢了多少幸福和苦难，比起现在以及未来安然的生活，究竟都是不重要的。
注释：
[1]最大的特征就是不确定性：《马克思主义文论》，张玉能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59页。
[2]侦探小说定义：摘抄自手机搜狗百科侦探小说-摘要
[3]德鲁兹有一个很著名的词叫做“解区域化”，他主要用来指电子空间中的国界疆域的消弭：《马克思主义文论》，张玉能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60页。
[4]后现代多元的思维模式赋予了我们一种开放的、永无止境的探索精神：《马克思主义文论》，张玉能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63页。
[5]认识论、本体论的消解 [5]认识的明晰性、意义的清晰性、价值本体的终极性、真理的永恒性:《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王岳川著，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2页。
参考文献：
1、《马克思主义文论》，张玉能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王岳川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究竟
——评述《 暗店街》侦探线索的后现代化文本处理
原创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我所提交的作业，是本人独立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文不包含任何他人享有著作权的内容。对本文涉及的研究工作做出贡献的其他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明确标明，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作者：汉语B132班 李姗姗 年
哲学有一个古老的命题“我是谁？”而《暗店街》（黄雨石译本）传达着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我过去是谁？”。小说中的“我”以居伊·罗郎的名字生活了八年，在这八年里，他的一切社会关系、工作履历都是用居伊·罗郎的名字进行的，那么“我”的问题就来了：我过去究竟是谁？
“我”究竟不是居伊·罗郎
开门见山，首先表明了“我”对追溯“我”过去是谁有很大的决心。“我的过一片朦胧„„”“我只不过是一个模糊的影子而已”，由于对过去记忆的缺失，“我”对现在的生活不满意，感觉生活朦胧，未来模糊。在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视角下，最大的特征就是不确定性[1]，“我”不确定自己的过去，不确定自己是谁。
“关门的金属碰撞声使我感到揪心，它标志着我一生中的一段很长的时期结束了。”这是“我”的上司于特关掉私家侦探事务所大门时，“我”的想法。如同碎片化的小说一样，“我”将自己的人生同碎片一样对待，结束了这个八年，就是逝去了这几年时光的碎片。时间将不再是一个连贯的整体，被混乱的记忆打碎成一片一片的玻璃碴，“我”对自己八年侦探生涯的告别仅仅是身在这个碎片上，去观望另一碎片，仿佛那完全不是“我”所经历的。
不仅是“我”，就连“我”的上司于特，他的记忆也是有漏洞的，同“我”一样失去了过去的踪迹，但在后面的章节也有于特写信给“我”告知他喜欢尼斯的生活将要应聘图书管理员。于特作为另一个失忆人，他的重要作用就在两方面：一方面就是他对我的帮助，推动探索之路的顺利进行。在我整理的各章节主要内
容导航里可以发现，关于他的信总是出现在信息关口（如第6、27章里，分别提供了两个女人的重要信息），还有他向“我”推荐的贝纳迪，斯威尔特，均帮助我搜集到了很难找到的人物信息。另一方面是作为“我”重视过去的一个参照，因为重视现在和未来的他并不想找回过去那个“波罗的海的网球好手、长着金黄色头发的英俊男爵康斯坦丁·冯·于特”。这也传达了两种人生态度：一是重视过去，一是重视未来。重视过去，是本书寻找自我得以展开的重要条件。
“我”究竟是谁
侦探小说是流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一种以推理方式解开故事谜题的小说，通常是主角以敏锐的观察和理性的分析发现线索而展开故事[2]。严格意义上说，本书算不得侦探小说，但是如果把‘“我”的记忆’当作侦探对象的话，就可以很容易的将线索搜集起来加以分析，从而揭开‘“我”过去是谁’的谜题，我在副标题中提到“侦探线索”也是介于侦探小说这个角度来探讨的，而且就把它当作一本侦探小说来读比较有意思，穿梭于相互交织的各类线索，即将揭开的身份之谜被否定又会进行下一次探索，但即使这样，总觉得还是少了侦探小说的韵味，那是因为作者将各类线索均作了后现代化文本处理。这不仅源于二战后的结束后的世界是“后现代阶段”，更多的是因为好的作品总是承载着一定的思想精髓，我个人感觉除却它被解读出来的存在与虚无等思想，它与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也有一些共通之处。
线索之一：探索地点自由转换，边界的消失。从酒吧到林荫道再到旅馆，从巴黎到麦热夫再到，从法国到美国，各种“我”认为对找回自己有帮助的场所都会去涉足，作者的笔像是一把摄像机，随时根据“我”的思想转场，现实世界疆域、城市的转换完全失去具体国家边界的区分。德鲁兹有一个很著名的词叫做“解区域化”，他主要用来指电子空间中的国界疆域的消弭[3]。而在此书中，作者笔下没有明确的国家地点转换观念，“我”虽然在侦探自己的身份，但仿佛穿了瞬间移动斗篷，只需要在章节一开始注明某某地方，“我”便自由地身处其中，完全没有这个不知名的地方属于哪个国家的概念，体现了后现代边界的消失或“解区域化”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后现代多元的思维模式赋予了我们一种开放的、永无止境的探索精神[4]。但是开放并不是毫无规则束缚而言，这样自由安排地点，我认为并不是作者就真的对疆域国界毫无概念，而是对地点的一种后现代主义化文本处理，目的在于架空边界，摆脱民族文化心理对人的干扰，研究当今人类的存在与其周围的环境、现实的关系，这也是他作为“新寓言”派代表作家的作品主题之一的反映。
线索之二：必要人物依次登场，情感的消失。从“我”离开事务所开始寻找自我，小说仿佛走上了“星光大道”，“我”不懂为什么要去找那些人，不懂为什么知道了那个人的名字就要去调查其生平，一个一个人物像舞台上的演员，依次出现，一个人带动另一个人出现，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浅介绍也只是仅仅停留于“似乎是这样，好像是这样”的层面。佐纳基奇、厄尔特尔、斯蒂奥巴、奥尔
罗夫、克洛德、弗雷迪、博布、德尼兹„„无论是从“我”的视角还是作者的视角，看到的一个个人物都失去了自己的感情，使读者感觉全书的人物出场自带孤独虚无的情绪。尤其是“我”在回忆麦热夫度过的一段时光一样，在战火中躲避于一个类似于“乌托邦”的地方，本该是一件轻快而又幸运的事情，可在“我”的回忆中是那样痛苦，终日绝望虚无，碌碌无为，以至于急切想要逃离那里。当然，他要逃去的是中立国瑞士，或许较之于现在更加安全，加强了偷渡的急切之心，可是关于到瑞士以后如何生活也并未构想好，就相信见过两次面的人能够帮助自己。此外，书中“我”的叙述也就很平淡的样子，仿佛正在讲述并不是“我”的过去，没有一种找回过去的欢愉感。无论是过去的“我”还是现在的“我”，都是被消解了感情的后现代化文本处理的结果。
线索之三：重要照片孰轻孰重，历史感的消失。在整个侦探过程中，照片无疑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有了照片，一切的寻找都变得十分简单。可是照片之于二战的政治背景而言，并没有太多的历史感可见。如果有谁和20世纪四十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之间出生的老人打过交道或者聊过天，他就可以很荣幸的听到这些老人讲他们那会儿的故事，且开头总会说“我们那会儿啊„„”之类的，历史感在这些人的眼里心里是很厚重的，而且他们经历的现代化越多越怀念以前，还有好多发黄的老照片更是历史感的体现，这些老人总会翻着相册指给小孩子看，还会说这是某某小时候，那时候他很怎么怎么样。可是在本书出现照片中，读不出来历史感，这些照片只是作为寻找自我的工具，“我”依据照片和他人的回忆判断自己是照片中的人，在幻想过自己曾经经历弗雷迪家看到的一切，以为那就是自己的过去的时候，被告知照片上的弗雷迪并不是自己，“我原来不叫弗雷迪·奥瓦尔·德·吕兹”，有点荒唐可笑。照片并没有肩负起见证历史的责任，反而只是“我”看着照片误打误撞。书的最后，他看到照片上的小嘉·奥尔罗夫，居然发现她在哭，更像是“我”自己的一个想象，或者说是历史感消失却偏要强行拉回历史、虚解历史的后现代化文本处理。
线索之会师：第37章和盘托出，深度模式的消解。全书一共47章，37章的时候已然进入尾声，所有的地点、人物、照片涉及到的线索都在此章交汇，然而并没有碰撞出多么震撼人心的故事，只是一段很简单的经历：为了偷渡而被人欺骗，最后在雪地里无助失忆。前面的线索搜集卖了很大的关子，第37章也用了很长的篇幅描写去往麦热夫的过程以及偷渡前后的琐事，但是故事讲完了，却没能够带给我们思考。于是作为读者，我开始为前面36章的铺垫而感到无聊。可是明明选择这本书时，我看到过的莫迪亚诺关于本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奖的颁奖词为：他唤醒了对最难以捕捉的人类命运的记忆和揭露了对人类生活的占领。于是我开始懂了这个“我”偷渡被骗故事的背后的深度，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作者藏于简单故事下深度模式的消解，是一种“寓言式”的后现代化文本处理。
线索之外：海滩人的自白，认识论、本体论的消解[5]。在讲故事的同时，时不时有几章的内容是无关痛痒，并且和情节没有关系的。“我们实际上都是些‘海
滩人’，而且用他的话说，‘沙子把我们的脚印只能保留几秒钟’”“这是一个奇怪的时代”„„大都表现了作者思维的游荡，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可是这游荡的思维却在无形中消解认识论和本体论。我们之于生活的意义就像沙滩之于海水，因而我们都是“海滩人”，“没有人能说出他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呆在那里。因而当他有一天从这些照片上消失了的时候，谁也没有注意到”，当我们无法正确的认识这个世界，认识这个世界的每个个体，人的本质力量无法被对象化，人的存在也就变得虚无，海水卷过沙滩的脚印消失就像我们在时光里什么也没留下，认识的明晰性、意义的清晰性、价值本体的终极性、真理的永恒性[5]都将失去。我们怎么会是“海滩人”呢，可是时间走过，我们不再与过去的时间同在一个次元里，所谓“是非成败转头空”，相较于当下我们没有作为和未作为而言，我们就是名副其实“海滩人”。
“我”究竟是居伊·罗郎
“她已经拐过街角，而我们的生命不也正是象孩子的这种忧伤一样，会很快地在暮色中消失的吗？”“我”发现照片上女孩时代的嘉·奥尔罗夫在哭，“我”的思绪也随之飞扬，在最后的能证明自己身份的最重要人物死后，“我”的寻找还有什么意义，我们的生命会像小女孩的忧伤一样，很快在暮色中消失，最终“我”并没有真正找回自我。
拥有居伊·罗郎的户籍，用着居伊·罗郎的名字不好吗？生活的车轮依旧在踽踽前行，我还是我，生活依然是生活，除了心里对一段缺失的过去的缅怀，没有什么不好。虽然是开放式的结局，而以我对生活的一知半解，我却宁愿固执的相信“我”害怕再一次失望，所以从未涉足罗马旧居暗店街2号，从未真正找回自己的身份，“我”依旧使用着居伊·罗郎的名字生活，最后，就让那个罗马旧居暗店街2号成为自己心里的暗店街。
张爱玲在《对照记》里回忆家族曾说“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这是张爱玲对自己家族先祖最好的缅怀，有着一种“争其必然，顺其自然”的豁达，同样，我们的记忆如同我们的先祖，逝去便再也追不回来，不如就让残存的记忆静静躺在我们的思想里吧，我们无需为过去的记忆丢失而耿耿于怀，我还是我，我依然坚强地活着就好。究竟时光深处有多美，究竟我过去是谁，究竟曾经的我遭逢了多少幸福和苦难，比起现在以及未来安然的生活，究竟都是不重要的。
注释：
[1]最大的特征就是不确定性：《马克思主义文论》，张玉能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59页。
[2]侦探小说定义：摘抄自手机搜狗百科侦探小说-摘要
[3]德鲁兹有一个很著名的词叫做“解区域化”，他主要用来指电子空间中的国界疆域的消弭：《马克思主义文论》，张玉能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60页。
[4]后现代多元的思维模式赋予了我们一种开放的、永无止境的探索精神：《马克思主义文论》，张玉能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63页。
[5]认识论、本体论的消解 [5]认识的明晰性、意义的清晰性、价值本体的终极性、真理的永恒性:《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王岳川著，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2页。
参考文献：
1、《马克思主义文论》，张玉能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王岳川著，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