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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 管理 治理
读《万历十五年》看政府公共管理
读完《万历十五年》，第一感受这是一本有趣的历史著作。有趣之一，这是旅美历史学家黄仁宇在58岁时，于1976年的夏天用英文著作完成。然后，再由作者本人译写，于1979年5月完稿将由中华书局，最终于1982年第一次出版，并入选“改革开放20年对中国影响最大的20本书”。有趣之二，英文本的书名《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1587，稀松平淡的一年) ，作者通过观万历十五年大明帝国的种种事，评论的却是明朝300年的统治得失，体现了作者治学中一贯提倡的大历史观。有趣之三，作者以独到的视野，分别对万历皇帝，首辅张居正、申时行，模范官僚——海瑞，将领——戚继光，哲学家——李贽进行了逐一的着墨，从皇帝、文官集团、监察部门、武官群体的博弈，描募出一个个富有个性的不一样的历史人物，也道出了封建帝国统治的时弊。
今天我们纵观万历一朝，虽称不上盛世强国，但也不失为守成持中。特别是万历、张居正、海瑞、戚继光等人，在中国历史上也都是扬名立万之辈。而他们身后的种种悲剧，其实都是一个时代环境的使然。万历皇帝也曾有奋发有为、励精图治的努力，但受制于高举孔孟道德大旗的强大文官集团，最终只能称病深居拖延对抗。张居正官至首辅位文官之首，得以大力推行土地和税收改革，但终因触及整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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僚大地主阶层的利益，身后惨遭万历和文官集团的清算。海瑞清正廉洁、惩恶扬善，但也因站在被剥削、被压迫的被统治阶层一边，被整个统治阶层视作背叛者。戚继光整饬军事御敌于国门，但为取得文官集团的支持，依然不得不裹挟于官场，最终壮志未酬为官场派系所伤。
他们的悲剧人生，表面看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平衡、斗争、陷害，其根本却是皇权统治、封建社会的必然结果。中国历史自清以前虽历经多个朝代更替，但始终没有摆脱为少数官僚和封建地主阶层服务，代表少数剥削阶级利益的历史归宿。广大劳苦大人则始终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境地，虽有少数人通过有地则学、学而优则仕，完成了阶级的流动，但依然不能改变社会的整体结构。因此，这种封建的统治，可以归结为“大政府无社会”。
这样的国家形态，从清灭亡后的军阀割据到民国时期，虽然有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封建统治的形态没有得到根本改观。而只有在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后，随新中国的建立，社会主义的政体、人民民主专政得以确立，国家形态才得到翻天覆地的改变。从土地改革、对民族资本的赎买，再到计划经济的确立，国家对几乎所有的生产资料进行调配，“大政府小社会”的形态开始确立。
黄仁宇先生于1918出生，于2000年去世，经历了旧中国与新中国的更替，并于大洋彼岸观察了文革、改革开放、香港回归等重大事件。他在《<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文中，提出“中国传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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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无法局部改造”，“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在农村中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现在中国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黄先生的见解得自对中西历史的研究对比，三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借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如何在政府和社会间取得平衡，如何实现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现代化，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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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 管理 治理
读《万历十五年》看政府公共管理
读完《万历十五年》，第一感受这是一本有趣的历史著作。有趣之一，这是旅美历史学家黄仁宇在58岁时，于1976年的夏天用英文著作完成。然后，再由作者本人译写，于1979年5月完稿将由中华书局，最终于1982年第一次出版，并入选“改革开放20年对中国影响最大的20本书”。有趣之二，英文本的书名《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1587，稀松平淡的一年) ，作者通过观万历十五年大明帝国的种种事，评论的却是明朝300年的统治得失，体现了作者治学中一贯提倡的大历史观。有趣之三，作者以独到的视野，分别对万历皇帝，首辅张居正、申时行，模范官僚——海瑞，将领——戚继光，哲学家——李贽进行了逐一的着墨，从皇帝、文官集团、监察部门、武官群体的博弈，描募出一个个富有个性的不一样的历史人物，也道出了封建帝国统治的时弊。
今天我们纵观万历一朝，虽称不上盛世强国，但也不失为守成持中。特别是万历、张居正、海瑞、戚继光等人，在中国历史上也都是扬名立万之辈。而他们身后的种种悲剧，其实都是一个时代环境的使然。万历皇帝也曾有奋发有为、励精图治的努力，但受制于高举孔孟道德大旗的强大文官集团，最终只能称病深居拖延对抗。张居正官至首辅位文官之首，得以大力推行土地和税收改革，但终因触及整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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僚大地主阶层的利益，身后惨遭万历和文官集团的清算。海瑞清正廉洁、惩恶扬善，但也因站在被剥削、被压迫的被统治阶层一边，被整个统治阶层视作背叛者。戚继光整饬军事御敌于国门，但为取得文官集团的支持，依然不得不裹挟于官场，最终壮志未酬为官场派系所伤。
他们的悲剧人生，表面看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平衡、斗争、陷害，其根本却是皇权统治、封建社会的必然结果。中国历史自清以前虽历经多个朝代更替，但始终没有摆脱为少数官僚和封建地主阶层服务，代表少数剥削阶级利益的历史归宿。广大劳苦大人则始终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境地，虽有少数人通过有地则学、学而优则仕，完成了阶级的流动，但依然不能改变社会的整体结构。因此，这种封建的统治，可以归结为“大政府无社会”。
这样的国家形态，从清灭亡后的军阀割据到民国时期，虽然有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封建统治的形态没有得到根本改观。而只有在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后，随新中国的建立，社会主义的政体、人民民主专政得以确立，国家形态才得到翻天覆地的改变。从土地改革、对民族资本的赎买，再到计划经济的确立，国家对几乎所有的生产资料进行调配，“大政府小社会”的形态开始确立。
黄仁宇先生于1918出生，于2000年去世，经历了旧中国与新中国的更替，并于大洋彼岸观察了文革、改革开放、香港回归等重大事件。他在《<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文中，提出“中国传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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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无法局部改造”，“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在农村中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现在中国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黄先生的见解得自对中西历史的研究对比，三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借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如何在政府和社会间取得平衡，如何实现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现代化，需要我们认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