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更需读懂八成网友对高考公平的内心期待
21世纪教育研究院日前就刚出台的高考改革方案进行了公众网络调查。在回收的5871份有效问卷中，有80%的网友赞成高考恢复“全国统一命题试卷”。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等专家认为，高考这样的大规模考试应该遵循简单易行、科学高效的原则；而且全国统一命题也是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的前提和基本措施。（9月10日《北京青年报》）
表面上看，恢复高考“全国统一命题”的旧有做法，的确是实现教育公平的最简单方式。因为统一试卷下反映出来的录取分数，既可以客观展现各省学生的实力水平，又可以在比较中看到不同省份之间的录取分数差距。而这些直观的数据，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描摹出当下高考制度的弊病所在，但它至少可以从某个侧面督促各省的教育部门为实现省与省之间的公平录取而作出切实可行的努力。
但同时需要看到的是，如果实行全国统一命题，那么，
这种全国一张卷的局面，同样会因公平问题给不同地区的学生带来诸多伤害。比如东部地区的基础教育普遍比西部偏远地区要强，那么体现在分数上就可能是更大的差距，如果只按照分数来录取学生的话，这对条件相对落后、基础教育尚待提升的地区来说，其实也是一种不公。而在另外的层面，全国一张卷的做法，更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部分省份正在推行的课改政策。于此而言，我们如果不在推行前期考量到它可能带来的诸多不利影响，那么这种民意上的“喧嚣”，反倒可能成为阻碍高考改革的绊脚石。
事实上，大多数网友之所以选择支持全国一张卷的做法，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对现有考试及录取制度的不满。虽然他们可能知道全国一张卷也会带来诸多弊端，但缘于对公平及阳光招生的极度渴望，他们也就只能选取这种看起来公平公正的人才选拔方式。所以，我们在批判八成网友支持全国一张卷的做法时，更应该看到他们对招考制度的公平期待。
这种期待，集中体现在招生制度的公平上。众所周知，当下的招考政策，基本上都是各省独立进行。而不管是重点高校、还是一般高校，在招生指标的投放上，
大多都是侧重本省生源，这种招生比例上的不均，使得一些高校在某省的招生分数较高、而在其自己所在的省份则非常低，它带来的后果便是各省都想拦住本省的生源，却对外来生源保持着足够的“警惕”，这种在人数指标上设限的方式，既人为的制造了不公，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高考本身的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指标设限的语境里，我们的录取方式却异常单一。虽然说自主招生已在各地铺开，可遗憾的是，它并不是当下招生的主体，更大一部分人还必须通过分数这根独木桥走向高考的彼岸。在这样的尴尬中，人们对高考公平的期待，便只能寄托在一张小小的试卷上，殊不知，这样的寄托，虽然可以暂时找到心灵安慰的寓所，可它却不能承担起人们内心对公平的极度渴望。毕竟，高考的本质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还出在录取形式单一、录取指标分配不公的原始链条上。
所以，当务之急，并不是立刻将八成网友的意见转换成文件强有力的推行，而在于读懂他们内心对高考公平的期待，从而通过制度设计、招考指标调整等方式对他们的呼声进行回应，这样的良性互动，或许才是
解决当下问题的根本途径。
4．被夸大的“未富先懒”与真实的机会焦虑
“富二代”不愿创业，花天酒地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农二代”不会务农，到城里后又挑活，在用工荒情况频频出现时更为挑剔；“拆二代”则仗着家里的房子不思进取„„“未富先懒”，一个形象而无奈的说法，近几年来频频被引用，以形容当下面临的一种社会现象。（9月1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客观而言，如果从个体选择来看，“未富先懒”或许是一个伪命题，将其加诸于任何一个群体身上或都存在着不当。一来，每个人具体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只要不违矩，便是个人自由，旁观者既无需苛责也没必要担心；二来，由侧重于体力劳动的付出到智识的比拼，“勤”与“懒”的衡量标准也早已非泾渭分明；其三；开放时代，能够完全依赖个人的财务条件，选择各自的生活，正是社会多元化与自由度的重要标志。
因此，公共语境下所谈论的“未富先懒”话题，显然更倾向于指整个社会层面的精神风貌，或说国民心态。那么，在社会层面又该如何理解这种“未富先懒”？2009年十月《新周刊》以此为主题的封面报道，或许即展现了一种最初的问题意识，该报道的副标题——上行受阻的社会和正在板结的阶层，为理解“未富先懒”提供了很好的观察视角。
正如报道所援引的学者所言，“未富先懒”问题首要的不是人们富不富，而是要审视，当下的社会是否给个人奋斗设定的门槛越来越高，给个人奋斗的空间是否让人觉得有动力。以此对应，整个社会层面“未富先懒”心态的流露，其实与大背景下的社会制度诱导和资源分配格局密不可分。其中最关键一点即是机会公平的问题。譬如就社会成员的上行通道来看，近年来，包括诸多公务员招聘黑幕引发的公平焦虑，户籍制度衍生的权利差距，区域发展失衡引发的资源过度集中等等都大大提高了阶层流动的成本，催生出一种社会性的挫败感，自然令相当一部分人只能被迫自外于时代的竞争横流，强化“平庸”心态。
必须看到，所谓“先懒”，其实并非指满足于“未富”状态，而是在社会资源的攫取难度面前，大多数人只能望而却步，“勤”的机会被压制了。这其中重要一点即是社会资源的分配是否足够开放。当前，各级政府将简政放权改革摆在突出位置，恰恰说明，权力直接参与社会资源分配的能力还比较强，不仅无法让社会资源得以无障碍的公平流动，还在无形中强化“赢者通吃”的板结效应；与此对应，市场发挥基础性的资源配置作用还有待加强。这样一种资源分配格局下，社会活力被抑制，不利于社会人力资源红利的释放，是显而易见的。
此外，社会成员竞相迸发精神面貌的出现，还需要健全的公共服务体系与完善的公共产品配置来撑腰。以降低人们对于拼搏风险的疑虑，免除奋斗的后顾之忧。譬如囿于城乡居民权利的差异，一些底层群体显然难以做到轻装上阵。再譬如，高房价，成为压在相当一部分年轻人肩头的大山，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求“稳”的心态便会被强化。
当“未富先懒”指向个体时，它或许是一种被夸大的事实。但在社会层面，它又确实指向社会活力不够的
真切现实。这种活力不足，并非指道德意义上的甘于平庸与沉寂，而更多体现为社会转型期，一些改革的不到位，导致制度对于社会成员创新、拼搏的牵引作用不够，归根结底，即是“人人出彩”的机会与权利还未能公平兑现，一些制度对于“人”的解放还不够，束缚着“理性经济人”的拳脚。值得一提的是，在10日召开的2014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致辞中，李克强提出，要破除一切束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让每个有创业意愿的人都有自主创业空间，让创新创造的血液在全社会自由流动，让自主发展精神蔚然成风，掀起大众创业、草根创业新浪潮，此可谓缓解“未富先懒”的对症药方之一。
5．谈公务员收入不能总盯着明处
公务员工资，一直是舆论热点话题。目前，我国约有700多万公务员。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工资制度，影响的显然不只是公务员的个人福祉，更关系到国家的
治理体系与成效。现行公务员工资制度施行于2006年，缺陷日益凸显，改革亟待破局。（9月11日人民网）
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是覆盖了行政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多重区域。它因为对象是享受财政支持的人群，且提供的服务基本涉及到普罗大众，所以这方面的改革一直牵扯着大众的神经，有的甚至是情绪。
坊间关于公务员福利好的传闻早已经是满天飞舞，其实真正有几个人看到过本地公务员的工资单？湖南冷水江市财政系统因密码破解导致该市公务员工资被曝光，每月2000到4000元的工资应该就是当地的标准线。而有广东省人大代表发出为公务员加薪之后，却惹来不少体制外人员的吐槽。大家公说婆说的纷纭中，对于公务员工资是否能打造出真正的幸福指数，就一直没个定论。
最关键的因素自然是信息不对称。一直是“听得楼梯声，不见下楼人”的官员财产公示成了众矢之的。和官员们语焉不详的态度不同，基层公务员大都投赞成票。“晒下财产，反倒更痛快些！”言外之意，就是灰
色收入是不敢妄想，短期目标是赶紧涨到和名声对等的薪酬收入。
而公务员抱怨最大的就是“工资结构不合理，收入地区差距大”。由于基本工资是由国家财政来打底，而津贴之类的则是由当地部门财力安排，这样就导致了地区差异过大，有些堪称倍数。但在外人看来，这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如果打破收入差异化，那西北某县的公务员收入和深圳公务员收入相当，是否前者所在地的其他职业人群也要怨声载道，毕竟公务员收入也是当地物价消费的重要参考之一。
还有一种比较矫情的说法就是，根据《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工资调整是以企业相当人员薪酬水平及其变动情况作为参考依据的。而现在企业人员收入已经拉近了与公务员的差距，就这个客观现象来看，公务员加工资就有了堂而皇之的理由。
然而，公务员收入在社会财富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中，恐怕都不落于下风。即便在工资单上体现不出体面的那种范，但不用缴纳退休金、各种保险的足额托底、医疗养老保障的无忧，而在住房、子女教育上，
更是有先天优势。前段时间四川省委机关食堂对外开放，顿时登门者众，恐怕从一个侧面也反应出公务员后勤保障的优渥。不盯着隐形收入，不看到账面外的福利，总是拿着明处所见的四位数阿拉伯数字工资账单说事，其实也就不是那么回事。
公众的情绪表明，如果财富分配到了“照顾情绪”的地步，那是否存在着“欺软怕硬”之嫌。提高政府职能部门效率的行政改革是块试金石，把那些想发财的、混日子的扫地出门，并以此为基点来提高态度和效率，这才是公务员加工资的正当理由吧！
7．比雕像更需拆除的是地方政府的政绩观
柳州市日前发布《柳州市清理整治奢华浪费建设工作方案》，全面清理整治奢华浪费建设。按照《方案》要求，从9月8日起，柳州开始拆除尚未完工的位于风情港旁边的柳宗元铜像底座。这座柳宗元雕像高达
68米，可以360°旋转，预计花费7000万元人民币，当时欲建设成为“国内最高的人物铜像”。（9月11日《合肥晚报》）
本欲借柳宗元这一高大形象来提升本地知名度的柳州市，可能怎么也没想到这样的建设会触碰其新近颁布的《柳州市清理整治奢华浪费建设工作方案》的“红线”。而一些部门基于对政策的服从和自我责任的厘清，这座耗资巨大的雕像也只能在政策的相互折腾中被拆掉其正在构建的“容颜”。
违规建筑挡拆，这本没有什么问题，但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这说建就建、说拆就拆的行政决策，到底将纳税人的钱当成了什么？而最让人难以释怀的是，不管是雕像的设计建设、还是现今的拆除，出资的纳税者似乎总是“局外人”。设计拍板时没人征求过他们的意见，而“被迫”拆除时也没人愿意站出来为这件事负责。这公权行使中的失职与傲慢，也足以反窥柳州市当初作这个决定时是如何的轻浮与草率。
这样的问题其实并不是柳州独有。当一些城市在经济发展上后劲不足，而地方政府又需要立竿见影的政绩
表现时，他们便只能通过最原始的高、大、全的表现形式，通过塑造雕像、打造地标、依傍名人等方式在软实力上博出位，比如此前的宋庆龄雕像、玛丽莲·梦露雕像。而此类行径在经过政绩观的催化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滥俗逻辑便像一针癫狂的毒药注射在了各地政府的神经中，尴尬的是，它虽然能在短时间内让为政者看到自我政绩的快速表现，但这种大跃进的举措，它始终托举不起城市的外延与内涵，而由它衍生出来的政绩，其命运终归只会昙花一现。
于此而言，拆掉违规雕像当然是亡羊补牢的一种方式。但常识同时也告诉我们，如果不拆掉地方为政者心中的政绩观，不遏制他们攀比、虚荣的政绩心理，那么，即便这样的雕塑被拆除了，但另外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也同样会通过千奇百怪的形式在各个城市“繁衍”开来。因为只要为政者手中的权力不被约束，只要他们还有显露政绩的欲望，那么，纳税人的钱就只能拥有被挥霍的宿命。
所以，当下最要紧的，还在于如何破除地方政府心中的政绩观，如何让他们通过最普通的表现形式建构起城市的美好未来？在我看来，最根本的还在于将权力
关进制度的牢笼中，并辅之以最为有效的监督方式。因为只要为政者没有任意审批、决策的权力，只要民众还能通过外部监督的方式去影响一些重大决策，那么，政绩表现的冲动才会被扼杀在摇篮中，而随之配套的拆、建行为才会得到根本遏制。
8．别让“退票成本归谁管”成悬疑大片
今年4月，律师董正伟向国家铁路局申请公开火车票退票成本信息等遭拒。今年8月27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宣判国家铁路局败诉。法院认为，国家铁路局具有审核火车票退票费的法定职责，其拒绝公开调涨火车票退票费政府定价信息的行为违法。10日晚上，国家铁路局通过微博回应称，“这事儿不归我们管。”（9月11日《北京青年报》）
去年8月26日，国家铁路局发布通知称，自当年9月1日起，调整火车票退票和改签办法，根据新规定，
开车前不足24小时的，退票时收取票价20%的退票费，原规定则是5%。国家铁路局给出的说法是，提高退票费是为了防止黄牛囤票，言之凿凿，听上去很有道理。但公众似乎并不买账，不少人就质疑，退票费的提高，其实就是一种变相涨价，而涨价没有经过听证会，在程序上也缺乏正当性。
为了弄清楚“退票成本”的前世今生，有较真的律师董正伟申请公开，却遭遇了一部类似悬疑大片的剧情。董律师先找了交通运输部和国家发改委，两个单位均回复称该信息不属于其信息公开范围；随后董律师又找到财政部，财政部则回应称相关信息无法提供，因已明确授予国家铁路局“确定运价水平，管理铁路杂费项目和标准”的权限，而退票费则属于杂费项目；最后董律师找到国家铁路局，国家铁路局亦称“不属于其信息公开事项”。相关部门之间的推诿扯皮，公众的确是司空见惯，董律师遭遇的尴尬，看似偶然实则必然。
无奈之下，董律师冲冠一怒为“退票成本公开”，将问题诉诸于法院。经过漫长的等待，结果也令人欣喜，董律师最终胜诉，国家铁路局被判公开退票成本，一
时之间，此事似乎有了峰回路转、起死回生的迹象。示范效应、标本价值等美好的词汇，也被网友们拿来评价此次董律师状告国家铁路局的胜诉。“久旱逢甘霖”一般的胜诉，给予了公众“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希冀。
不过遗憾的是，未等公众尽兴，国家铁路局立马浇灭了公众的幻想与期待，其在官方微博坚称自己“主要负责铁路安全质量监管，不是铁路价格主管部门，没有任何铁路运价及客货运杂费审批职责”。国家铁路局这样的坚持，到底是一以贯之的傲慢与骄横，还是一种坚持事实真相的无奈？公众不得而知。至此，“退票成本”的悬疑大片，似乎开启了第二季，这到底归谁管？到底谁在管？这背后的责任划分，的确需要一个真相。
简而言之，不能让“退票成本”成为一部悬疑大片，这是最起码的底线。毕竟，任何的公共决策，尤其是事关公众利益的决策，绝不能模糊其词，而必须充分公开与透明。客观来说，“退票成本”到底归谁管？这在系统内部，其实并不是一个太复杂的问题，有可能是某个部门管，也可能是九龙治水，但无论是何种
境况，都亟待相关部门给出一个科学权威的结论。打造服务型政府从来都不应该是一句空话，那解决“退票成本归谁管”这样事关公众利益的实情，显然是其应尽的责任与义务。
9．“搭讪测试”只关提醒无关成绩
司马童
近期女大学生失联事件频繁发生，和部分当事人安全防范意识薄弱不无关系。日前，南京栖霞公安分局民警在仙林大学城安排了一次测试，一名民警驾驶迈腾轿车，以找不到路为由搭讪女大学生。结果，被搭讪的5名女生中，4人上了陌生人的车。（9月11日《现代快报》）
“搭讪”很成功，用心很良苦。但消息一传开，看法却迥异：显而易见，警方想拿这一测试结果告诉市民，
防范和打击同等重要，对于陌生人应当指路不带路，并且坚决不坐“黑出租”；而不少网民则认为，测试环境影响测试成绩，换了不是帅哥搭讪美女，或是开辆低档车子去“引人上钩”，效果可能就大相径庭了。
在我看来，网友的质疑并非吹毛求疵。数月之前，国内有家视频网站也曾做了一次开车搭讪测试；结果显示，同一个男士开着价值500万元的豪车，搭讪成功率达到70%以上，而开着普通车搭讪则以完败告终。当时，网上的议论焦点，集中于“这是想说现在的女人拜金吗？”但也有网友猜疑这是为豪车“贴金”的另类广告，“你们提前准备了豪车和开车男子，难道不会把美女也准备好？”
想想也是，南京警方的“搭讪测试”中，有一半以上的被测试对象，当时身处校园之内，白天坐上“问路者”的车上，将其带往图书馆，的确很难想到“危险”二字；而此前视频网站的“搭讪测试”，选取的是夜间北京某酒吧街的附近路段，更何况用的是超级豪车这一特殊道具，难免让人不假思索地认为“好车即好人”。由此而论，“搭讪测试”只关提醒无关成绩。作为一种善意的警示，无妨以“测试”形式引起公众的
更多重视；但若过于津津乐道于“测试”结果，或将之当作某种宣传高招，反而易于被人揭短和调侃了。
关于隐身幕后的街头测试，笔者倒想起了电视上看过的一则异国报道。说的是，测试者安排了一名衣衫单薄的男孩，冬天瑟瑟发抖地坐在路边椅子上候车，结果陆续前来等车的成年人，有的为其披衣，有的送上围巾、手套等等，场面和过程颇为感人。我以为，比起“驾车搭讪”在目的上的先入为主，像这样的如何帮助“寒冷男孩”，要说更能带来社会反思，也更具现实的教育意义。
女大学生失联事件频发，在加大侦破和打击力度的同时，通过有关宣传手段，着力提高人们的安全防范意识，这种双管齐下的思路，当然不会有错。然而，一些提示和提醒做法的前提，首先不要有意无意地存在一种“卸责”思维，似乎“失联”者自身的缺乏“防人之心”，必然就是造成“失联”的主要因素。如此“测试”之意，虽说隐约晦涩，但“眼睛雪亮”的公众，岂会难以识破。而一旦产生了这样的“搭讪测试”读后感，也就难怪有些人要发出互不相谅的抬杠之语：作为社会治安的主要管理者，你是怎样保一方平
安的！
10．军训服“开裆”，教育管理“掉档”
斯涵涵
第一次穿着学校统一采购的军训服集合，裆部开裂，且多是女生，做工粗糙透气性差——宜昌三峡职业技术学院众多新生军训遭遇的“尴尬事”引起社会广泛关注（9月12日楚天都市报）
教官们一声“坐下”，新生的军训裤子就随之开裂，很多十八、九岁的大姑娘众目睽睽之下裆部开裂，令女大学生们羞恼，家长们气愤，宜昌三峡职业技术学院也由此“丑名”在外。
据悉，共有4500余名高职、成教新生参加了此次军训。每个学生缴纳了100元“军训及服装费”，总额
达45万余元，但是，知情人士透露，这套军训服实际采购价格为50多元一套，以此计算，4500余名学生除去“服装费”外，还有20万元左右的“军训费”去向成谜。此外，校方介绍，公开招标后，校方按照“低价中标”原则确定了军训服装供应商。但记者调查发现，一家名为“通信服务”的企业，却中标成了“军训服装”的供应商。换言之，此次军训活动，从服装招标到衣服质量，从不明收费到款项去向，通信公司怎么会中标服装？“超范围经营”背后有何猫腻？一切都疑窦重重，如雾里看花。
围绕这次军训服“开裆”新闻，引发了网友们的另类“怀旧”，吐槽声不断。有随时自带针线盒的，有用订书机订着将就的，笔者也想起当初的价高质差的军训服，军训完毕后只好一扔了之。可见地不分南北，人不分“今昔”，长期以来校方定制的军训服做工粗糙透气性差，就是疵、乱、差的代名词，也是教育滥收费的缩影。
学杂费、辅导费、校服、餐费、自习费„„教育乱收费在中央三令五申下在民怨沸腾中依然我行我素，肆无忌惮。当某些学校沉迷于大楼高墙，大兴土木工程
时，当利益冲动在教育部门脑海里挥之不去时，当经济因素凌驾于学校和学子之间教学相长的纯洁关系之上，漠视学生权益、巧立名目乱收费，穿着开裆裤军训的黑色幽默也就不足为奇。
军训服“开裆”，教育管理“掉档”。尽管相关规定严格要求，对顶风违纪、置高压线于不顾的违规招生、违规收费案件必须严肃查处，„„主管部门一经发现，要责令其主要负责人先停职检查，再进行组织处理”。“各地教育、监察和纠风部门要切实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对顶风违纪的乱收费案件，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不仅要追究有关责任者的责任，还要追究主管领导的责任”。尽管当地工商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但是，倘若没有人对此负责并受到处理，倘若严禁教育乱收费精神只是纸上的“老虎”，再硬性的规定也都被软弱的执行环节给逐步瓦解，今天宜昌高校军训服“开裆”，他日说不定就是某地军训服“撕裂”了。（斯涵涵）
12．对“网络问诊”不该一刀切禁止
国家卫生计生委近日发文要求规范远程医疗行为，其中禁止医生私自远程治疗，该规定引发热议，有医生认为，远程医疗实际上给很多老百姓带来实惠。据了解，目前南京有不少医生利用各种信息平台，为病人提供问诊咨询等服务。（9月12日《现代快报》）
所谓的“远程医疗”，其实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卫计委文件中的“远程医疗”，也就是一方医疗机构邀请其他医疗机构，运用通讯、计算机及网络技术，为本医疗机构诊疗患者提供技术支持的医疗活动，主要包括远程病理诊断、远程医学影像诊断、远程监护、远程会诊、远程门诊、远程病例讨论等。二是网友眼里的“远程医疗”，也就是目前在网民当中很流行的“网络问诊”。
而现在卫计委发文明确要求禁止的，就是后一种“远程医疗”。其实客观地说，卫计委的要求有它的合理性，其根本出发点也是为了患者的利益考虑。因为不管是按照中医的传统理论“望、闻、问、切”，还是按照现代的诊疗理念，“网络问诊”都有它很大的局
限性和弊端，极有可能对患者造成求医问药上的误导，既浪费了钱财，还延误了病情。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医生见不到患者，只根据网络上患者对自身症状的描述就给出诊疗意见，那么出现“误诊”的可能性就很大，原因在于不同的疾病，会表现为相同的症状；而相同的疾病，在不同的患者身上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症状。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一个认真严谨的医生，是不会在网友的“网络问诊”中轻易下结论，匆忙给出诊断意见，甚至是指导用药的。他们给网友提供的，也许只是一种病情咨询，或者是心理抚慰，或者是就医指南，比如哪家医院的哪个科室实力比较强，哪个医院的哪位医生是某方面的专家。对于这类信息，医生掌握的显然要比普通患者更多，也更准确，那么医生通过“网络问诊”提供这样的咨询服务，就是有益的，就是应该被提倡与鼓励的。
如果卫计委对这样的“网络问诊”也简单地纳入“远程医疗”范畴内，进行一刀切地禁止，对医生和医院不会有什么损失，但是对患者来说，却失去了一个与医生进行沟通交流的渠道，也失去了一个享受医生免
出行时，也应当多关爱这些孩子。（9月12日《大河报》）
都说“公交车是个小社会”，承袭着社会上的种种公德话题，关于“公交车上该不该让座”的争议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许是出于对某些同龄人倚老卖老行为的反弹，这些年，一再有善良的老年人站出来倡议：年长者要“爱幼”。还记得前两年，针对上下班高峰期一座难求的问题，就曾有100多位北京老人发出倡议：错峰晨练，不与年轻人抢公交。相比一些倚老卖老、倚弱卖弱者的骄横，这些个老人的行为无疑令人感动。
诚如有参与倡议的老者所言：想让年轻人尊重你，老人首先要爱护年轻人。“对年轻乘客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大家尊老爱幼，社会才和谐。”这也应和了“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古训。倘若每个人都能够学会换位思考，多念及对方的感受，的确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矛盾，但需要指出的是，公交车上的“让座风波”之所以层出不穷，归根到底倒还不是公德品质的问题，而在于某些人的思维意识里缺乏对于他人权利的起码尊重。
众所周知，任何人只要是买票乘车，就都有“入座”的权利。至于人太多座位不够分，那么就应当遵循先来后到的原则，除非是有明确标注的老弱病残孕专座，否则就可以一直坐着。换言之，给人让座是一种美德，不让座则是一种权利。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公共舆论对于“让不让座”问题的探讨总是立足于道德的维度，而忽略了这首先是个权利问题，从而导致一些“弱者”在要求他人让座时总是理直气壮，觉得这是理所当然，浑然不知自己的行为已然侵犯到他人的正当权利。
现在，有老年人站出来呼吁各方换位思考、相互体现，其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但就其思考范式而言，仍然未脱“道德叙事”的窠臼，故在本质上，与那些举着道德大旗，仗着自己的弱势身份强行要求他人让座者的逻辑并不二致。因而顶多只能算是在和稀泥，化用一句老话：这种倡议“对君子有效，对小人无用”，所以不会有多大的实际效果。
事实上，要想彻底平息“让座风波”，关键还是要回到权利评价的轨道上来。毕竟，权利的坐标是相对固
定的，而道德的好恶却往往因人而异，一味强调道德的约束作用，不仅靠不住，甚至可能令双方陷入鸡同鸭讲的局面，成本巨大、成果渺茫。相反，只有当每个人都学会尊重他人的正当权利，懂得以权利为经纬，来看待、分析、理解问题，才能够避免“人人手持心中的圣旗，满面红光走向罪恶”，真正给“让座风波”定分止争。（王垚烽）
14．“新式”作业累坏家长的怪事本不该发生
新学期开始，由于教育部门规定不给小学生留书面作业，使得各种实操型、体验式的新式作业花样百出。由于很多作业超出了小学生的能力范畴，这些新式作业已成为家长之间的“暗战”，也有些学校甚至直接给家长布置作业。这些“作业”包括，帮孩子做调研报告、制作PPT 、画思维导图、做手抄报、设计布袋、写“家长心得”„„五花八门的作业，让家长们不堪重负。（北京青年报，9月12日）
在素质能力教育理念不断深入人心的情况下，让注重动手能力的实操型、体验式的“新式”作业取代书面作业，无疑有着契合教育发展现实的理性考量。小学
“新式”作业不仅可以减轻“书山题海”带来的繁重压力，而且能够培养小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无疑是素质教育理念付诸具体实践的有力突破，自然意义非凡。
然而，事物在制度设计和具体操作方面，大都存在某种程度的差距，小学生“新式” 作业无疑也面临这个问题。“不给小学生留书面作业”固然对减轻学生负担有积极意义，但花样百出甚至不乏超越小学生能力范畴的“新式” 作业，不仅将“不留书面作业”所缓解的压力对冲殆尽，更有甚者将家长卷进漩涡，不仅使家长承受“新式作业”之重，而且所带来的学生之间的竞争上升为家长之间的“暗战”。这或许是实施“新式”作业所没有想到的。
做调研报告、编写手抄报、制作PPT ，乃至将课本内容浓缩到一张“思维导图”上，这些“新式” 作业对促进学生多元思维、提升学生动手能力固然有积极作用，但不乏超越小学生能力范畴的作业，即便对家长而言也要费尽心思。这显然违背了减轻课业压力、增强学习乐趣、提升素质能力的初衷。
超越学生能力范畴的“新式”作业不仅令孩子头痛，甚至“连累”了家长。按理说，无论是书面作业，还是“新式”实操型作业，家长都不该代孩子做。但面对那些明显超出孩子能力范畴的调研报告、PPT 课件、“思维导图”，面对“素质教育”改革下愈来愈激烈的竞争，面对孩子在同学面前以及自己在众家长群的处境，家长果真能做到不闻不问吗？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本是好事，注重培养学生动手能力也是好事，但违背教育规律、超越学生能力范畴的教育实践，不仅无法发挥应有作用，更容易导致拔苗助长，打击学习积极性。“学生作业累坏家长”应该引起足够重视。
学生“新式”作业累坏家长的怪事本不该发生。之所以发生这种怪事，原因所在多有。其一，教育实践者对“素质教育”的理解不能只是停留在表面上，培养动手能力的“新式作业”也应该控制在学生的能力范畴之内，“新式”作业新式再新颖，倘若超越学生能力范畴，不仅无法产生应有之效果，更容易产生负作用，打击学生的积极性，甚至“连累”家长，“学生作业累坏家长”就是一个明证。其二，家长对孩子固然舐犊情深，却也不能万事都替孩子做。作为家长，
在指导孩子学习方面应有明确的底线，循循善诱开导思路可以，亲力亲为代做作业无疑就是越俎代庖，只能害了孩子。再者，虽然我们经常提“素质教育”且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推进，但经验无疑还不够成熟理性。减轻书面作业，注重动手能力，“新式”作业有其特殊功能，但更应与学生能力相符合，这方面还有相当大的成熟完善空间。（凌国华）
15．老师没收到节日礼物骂学生，别拿师德说事 今年教师节，黑龙江哈尔滨依兰县高级中学高二十七班学生未给科任教师买礼物，该班班主任冯超群对此极为不满，在班里公然向学生索要礼物并谩骂学生，现场录音中不乏“不要脸”“废物”等字眼。依兰县教育局的通报显示，该局经调查此事属实，撤销冯超群的班主任职务，停止教学工作，给予其行政记大过处分，该校校长也因负有领导责任而受行政记大过处分。（9月14日京华时报）
看到这样的新闻，我们的许多论者一定要狠狠批驳这位教师的师德水平差，批驳教师队伍的师德水平低
了。但是，笔者认为，这样的批驳是不妥当的。
首先，这是个别现象，我们不能以偏盖全，否定整个教师队伍的师德水平；其次，这不仅是师德的问题，而是社会送礼丑陋风气的污染问题。学校不是世外桃源，教师不是人间神仙，当社会崇尚送礼的时候，教师也必然在其中。
笔者认为，这种现象的背后恰恰是社会上送礼成风的折射，不客气的说，当所有的部门行业，尤其是政府部门官员送礼成风的时候，教师自然也不甘落后，因为，如果没人送礼，那就降低了自己的地位，其实，也正是这种丑陋成时尚，才导致了没收到礼物的教师课堂骂学生。
因此，当我们在对这个教师进行批评，对这个学校的校长进行批评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反思的是，这个现象的社会土壤，我们更需要做的是紧密配合中央的整顿作风，反腐风暴的工作，对社会上的送礼风尚进行坚决的打击，当社会上不以送礼成风尚的时候，教师自然也不会因为没收到节日礼物而骂学生。
教师骂学生，当然不对，但是，导致教师骂学生的土壤更需要好好挖掘，彻底改良，否则，曝光的被处理了，只能导致教师索礼更隐蔽而已，只有改良了土壤，才能铲除这种怪相。
老师没收到节日礼物骂学生，别拿师德说事，我们更需要刨出社会丑陋的送礼风尚这个根。
2．更需读懂八成网友对高考公平的内心期待
21世纪教育研究院日前就刚出台的高考改革方案进行了公众网络调查。在回收的5871份有效问卷中，有80%的网友赞成高考恢复“全国统一命题试卷”。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等专家认为，高考这样的大规模考试应该遵循简单易行、科学高效的原则；而且全国统一命题也是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的前提和基本措施。（9月10日《北京青年报》）
表面上看，恢复高考“全国统一命题”的旧有做法，的确是实现教育公平的最简单方式。因为统一试卷下反映出来的录取分数，既可以客观展现各省学生的实力水平，又可以在比较中看到不同省份之间的录取分数差距。而这些直观的数据，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描摹出当下高考制度的弊病所在，但它至少可以从某个侧面督促各省的教育部门为实现省与省之间的公平录取而作出切实可行的努力。
但同时需要看到的是，如果实行全国统一命题，那么，
这种全国一张卷的局面，同样会因公平问题给不同地区的学生带来诸多伤害。比如东部地区的基础教育普遍比西部偏远地区要强，那么体现在分数上就可能是更大的差距，如果只按照分数来录取学生的话，这对条件相对落后、基础教育尚待提升的地区来说，其实也是一种不公。而在另外的层面，全国一张卷的做法，更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部分省份正在推行的课改政策。于此而言，我们如果不在推行前期考量到它可能带来的诸多不利影响，那么这种民意上的“喧嚣”，反倒可能成为阻碍高考改革的绊脚石。
事实上，大多数网友之所以选择支持全国一张卷的做法，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对现有考试及录取制度的不满。虽然他们可能知道全国一张卷也会带来诸多弊端，但缘于对公平及阳光招生的极度渴望，他们也就只能选取这种看起来公平公正的人才选拔方式。所以，我们在批判八成网友支持全国一张卷的做法时，更应该看到他们对招考制度的公平期待。
这种期待，集中体现在招生制度的公平上。众所周知，当下的招考政策，基本上都是各省独立进行。而不管是重点高校、还是一般高校，在招生指标的投放上，
大多都是侧重本省生源，这种招生比例上的不均，使得一些高校在某省的招生分数较高、而在其自己所在的省份则非常低，它带来的后果便是各省都想拦住本省的生源，却对外来生源保持着足够的“警惕”，这种在人数指标上设限的方式，既人为的制造了不公，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高考本身的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指标设限的语境里，我们的录取方式却异常单一。虽然说自主招生已在各地铺开，可遗憾的是，它并不是当下招生的主体，更大一部分人还必须通过分数这根独木桥走向高考的彼岸。在这样的尴尬中，人们对高考公平的期待，便只能寄托在一张小小的试卷上，殊不知，这样的寄托，虽然可以暂时找到心灵安慰的寓所，可它却不能承担起人们内心对公平的极度渴望。毕竟，高考的本质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还出在录取形式单一、录取指标分配不公的原始链条上。
所以，当务之急，并不是立刻将八成网友的意见转换成文件强有力的推行，而在于读懂他们内心对高考公平的期待，从而通过制度设计、招考指标调整等方式对他们的呼声进行回应，这样的良性互动，或许才是
解决当下问题的根本途径。
4．被夸大的“未富先懒”与真实的机会焦虑
“富二代”不愿创业，花天酒地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农二代”不会务农，到城里后又挑活，在用工荒情况频频出现时更为挑剔；“拆二代”则仗着家里的房子不思进取„„“未富先懒”，一个形象而无奈的说法，近几年来频频被引用，以形容当下面临的一种社会现象。（9月1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客观而言，如果从个体选择来看，“未富先懒”或许是一个伪命题，将其加诸于任何一个群体身上或都存在着不当。一来，每个人具体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只要不违矩，便是个人自由，旁观者既无需苛责也没必要担心；二来，由侧重于体力劳动的付出到智识的比拼，“勤”与“懒”的衡量标准也早已非泾渭分明；其三；开放时代，能够完全依赖个人的财务条件，选择各自的生活，正是社会多元化与自由度的重要标志。
因此，公共语境下所谈论的“未富先懒”话题，显然更倾向于指整个社会层面的精神风貌，或说国民心态。那么，在社会层面又该如何理解这种“未富先懒”？2009年十月《新周刊》以此为主题的封面报道，或许即展现了一种最初的问题意识，该报道的副标题——上行受阻的社会和正在板结的阶层，为理解“未富先懒”提供了很好的观察视角。
正如报道所援引的学者所言，“未富先懒”问题首要的不是人们富不富，而是要审视，当下的社会是否给个人奋斗设定的门槛越来越高，给个人奋斗的空间是否让人觉得有动力。以此对应，整个社会层面“未富先懒”心态的流露，其实与大背景下的社会制度诱导和资源分配格局密不可分。其中最关键一点即是机会公平的问题。譬如就社会成员的上行通道来看，近年来，包括诸多公务员招聘黑幕引发的公平焦虑，户籍制度衍生的权利差距，区域发展失衡引发的资源过度集中等等都大大提高了阶层流动的成本，催生出一种社会性的挫败感，自然令相当一部分人只能被迫自外于时代的竞争横流，强化“平庸”心态。
必须看到，所谓“先懒”，其实并非指满足于“未富”状态，而是在社会资源的攫取难度面前，大多数人只能望而却步，“勤”的机会被压制了。这其中重要一点即是社会资源的分配是否足够开放。当前，各级政府将简政放权改革摆在突出位置，恰恰说明，权力直接参与社会资源分配的能力还比较强，不仅无法让社会资源得以无障碍的公平流动，还在无形中强化“赢者通吃”的板结效应；与此对应，市场发挥基础性的资源配置作用还有待加强。这样一种资源分配格局下，社会活力被抑制，不利于社会人力资源红利的释放，是显而易见的。
此外，社会成员竞相迸发精神面貌的出现，还需要健全的公共服务体系与完善的公共产品配置来撑腰。以降低人们对于拼搏风险的疑虑，免除奋斗的后顾之忧。譬如囿于城乡居民权利的差异，一些底层群体显然难以做到轻装上阵。再譬如，高房价，成为压在相当一部分年轻人肩头的大山，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求“稳”的心态便会被强化。
当“未富先懒”指向个体时，它或许是一种被夸大的事实。但在社会层面，它又确实指向社会活力不够的
真切现实。这种活力不足，并非指道德意义上的甘于平庸与沉寂，而更多体现为社会转型期，一些改革的不到位，导致制度对于社会成员创新、拼搏的牵引作用不够，归根结底，即是“人人出彩”的机会与权利还未能公平兑现，一些制度对于“人”的解放还不够，束缚着“理性经济人”的拳脚。值得一提的是，在10日召开的2014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致辞中，李克强提出，要破除一切束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让每个有创业意愿的人都有自主创业空间，让创新创造的血液在全社会自由流动，让自主发展精神蔚然成风，掀起大众创业、草根创业新浪潮，此可谓缓解“未富先懒”的对症药方之一。
5．谈公务员收入不能总盯着明处
公务员工资，一直是舆论热点话题。目前，我国约有700多万公务员。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工资制度，影响的显然不只是公务员的个人福祉，更关系到国家的
治理体系与成效。现行公务员工资制度施行于2006年，缺陷日益凸显，改革亟待破局。（9月11日人民网）
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是覆盖了行政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多重区域。它因为对象是享受财政支持的人群，且提供的服务基本涉及到普罗大众，所以这方面的改革一直牵扯着大众的神经，有的甚至是情绪。
坊间关于公务员福利好的传闻早已经是满天飞舞，其实真正有几个人看到过本地公务员的工资单？湖南冷水江市财政系统因密码破解导致该市公务员工资被曝光，每月2000到4000元的工资应该就是当地的标准线。而有广东省人大代表发出为公务员加薪之后，却惹来不少体制外人员的吐槽。大家公说婆说的纷纭中，对于公务员工资是否能打造出真正的幸福指数，就一直没个定论。
最关键的因素自然是信息不对称。一直是“听得楼梯声，不见下楼人”的官员财产公示成了众矢之的。和官员们语焉不详的态度不同，基层公务员大都投赞成票。“晒下财产，反倒更痛快些！”言外之意，就是灰
色收入是不敢妄想，短期目标是赶紧涨到和名声对等的薪酬收入。
而公务员抱怨最大的就是“工资结构不合理，收入地区差距大”。由于基本工资是由国家财政来打底，而津贴之类的则是由当地部门财力安排，这样就导致了地区差异过大，有些堪称倍数。但在外人看来，这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如果打破收入差异化，那西北某县的公务员收入和深圳公务员收入相当，是否前者所在地的其他职业人群也要怨声载道，毕竟公务员收入也是当地物价消费的重要参考之一。
还有一种比较矫情的说法就是，根据《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工资调整是以企业相当人员薪酬水平及其变动情况作为参考依据的。而现在企业人员收入已经拉近了与公务员的差距，就这个客观现象来看，公务员加工资就有了堂而皇之的理由。
然而，公务员收入在社会财富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中，恐怕都不落于下风。即便在工资单上体现不出体面的那种范，但不用缴纳退休金、各种保险的足额托底、医疗养老保障的无忧，而在住房、子女教育上，
更是有先天优势。前段时间四川省委机关食堂对外开放，顿时登门者众，恐怕从一个侧面也反应出公务员后勤保障的优渥。不盯着隐形收入，不看到账面外的福利，总是拿着明处所见的四位数阿拉伯数字工资账单说事，其实也就不是那么回事。
公众的情绪表明，如果财富分配到了“照顾情绪”的地步，那是否存在着“欺软怕硬”之嫌。提高政府职能部门效率的行政改革是块试金石，把那些想发财的、混日子的扫地出门，并以此为基点来提高态度和效率，这才是公务员加工资的正当理由吧！
7．比雕像更需拆除的是地方政府的政绩观
柳州市日前发布《柳州市清理整治奢华浪费建设工作方案》，全面清理整治奢华浪费建设。按照《方案》要求，从9月8日起，柳州开始拆除尚未完工的位于风情港旁边的柳宗元铜像底座。这座柳宗元雕像高达
68米，可以360°旋转，预计花费7000万元人民币，当时欲建设成为“国内最高的人物铜像”。（9月11日《合肥晚报》）
本欲借柳宗元这一高大形象来提升本地知名度的柳州市，可能怎么也没想到这样的建设会触碰其新近颁布的《柳州市清理整治奢华浪费建设工作方案》的“红线”。而一些部门基于对政策的服从和自我责任的厘清，这座耗资巨大的雕像也只能在政策的相互折腾中被拆掉其正在构建的“容颜”。
违规建筑挡拆，这本没有什么问题，但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这说建就建、说拆就拆的行政决策，到底将纳税人的钱当成了什么？而最让人难以释怀的是，不管是雕像的设计建设、还是现今的拆除，出资的纳税者似乎总是“局外人”。设计拍板时没人征求过他们的意见，而“被迫”拆除时也没人愿意站出来为这件事负责。这公权行使中的失职与傲慢，也足以反窥柳州市当初作这个决定时是如何的轻浮与草率。
这样的问题其实并不是柳州独有。当一些城市在经济发展上后劲不足，而地方政府又需要立竿见影的政绩
表现时，他们便只能通过最原始的高、大、全的表现形式，通过塑造雕像、打造地标、依傍名人等方式在软实力上博出位，比如此前的宋庆龄雕像、玛丽莲·梦露雕像。而此类行径在经过政绩观的催化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滥俗逻辑便像一针癫狂的毒药注射在了各地政府的神经中，尴尬的是，它虽然能在短时间内让为政者看到自我政绩的快速表现，但这种大跃进的举措，它始终托举不起城市的外延与内涵，而由它衍生出来的政绩，其命运终归只会昙花一现。
于此而言，拆掉违规雕像当然是亡羊补牢的一种方式。但常识同时也告诉我们，如果不拆掉地方为政者心中的政绩观，不遏制他们攀比、虚荣的政绩心理，那么，即便这样的雕塑被拆除了，但另外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也同样会通过千奇百怪的形式在各个城市“繁衍”开来。因为只要为政者手中的权力不被约束，只要他们还有显露政绩的欲望，那么，纳税人的钱就只能拥有被挥霍的宿命。
所以，当下最要紧的，还在于如何破除地方政府心中的政绩观，如何让他们通过最普通的表现形式建构起城市的美好未来？在我看来，最根本的还在于将权力
关进制度的牢笼中，并辅之以最为有效的监督方式。因为只要为政者没有任意审批、决策的权力，只要民众还能通过外部监督的方式去影响一些重大决策，那么，政绩表现的冲动才会被扼杀在摇篮中，而随之配套的拆、建行为才会得到根本遏制。
8．别让“退票成本归谁管”成悬疑大片
今年4月，律师董正伟向国家铁路局申请公开火车票退票成本信息等遭拒。今年8月27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宣判国家铁路局败诉。法院认为，国家铁路局具有审核火车票退票费的法定职责，其拒绝公开调涨火车票退票费政府定价信息的行为违法。10日晚上，国家铁路局通过微博回应称，“这事儿不归我们管。”（9月11日《北京青年报》）
去年8月26日，国家铁路局发布通知称，自当年9月1日起，调整火车票退票和改签办法，根据新规定，
开车前不足24小时的，退票时收取票价20%的退票费，原规定则是5%。国家铁路局给出的说法是，提高退票费是为了防止黄牛囤票，言之凿凿，听上去很有道理。但公众似乎并不买账，不少人就质疑，退票费的提高，其实就是一种变相涨价，而涨价没有经过听证会，在程序上也缺乏正当性。
为了弄清楚“退票成本”的前世今生，有较真的律师董正伟申请公开，却遭遇了一部类似悬疑大片的剧情。董律师先找了交通运输部和国家发改委，两个单位均回复称该信息不属于其信息公开范围；随后董律师又找到财政部，财政部则回应称相关信息无法提供，因已明确授予国家铁路局“确定运价水平，管理铁路杂费项目和标准”的权限，而退票费则属于杂费项目；最后董律师找到国家铁路局，国家铁路局亦称“不属于其信息公开事项”。相关部门之间的推诿扯皮，公众的确是司空见惯，董律师遭遇的尴尬，看似偶然实则必然。
无奈之下，董律师冲冠一怒为“退票成本公开”，将问题诉诸于法院。经过漫长的等待，结果也令人欣喜，董律师最终胜诉，国家铁路局被判公开退票成本，一
时之间，此事似乎有了峰回路转、起死回生的迹象。示范效应、标本价值等美好的词汇，也被网友们拿来评价此次董律师状告国家铁路局的胜诉。“久旱逢甘霖”一般的胜诉，给予了公众“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希冀。
不过遗憾的是，未等公众尽兴，国家铁路局立马浇灭了公众的幻想与期待，其在官方微博坚称自己“主要负责铁路安全质量监管，不是铁路价格主管部门，没有任何铁路运价及客货运杂费审批职责”。国家铁路局这样的坚持，到底是一以贯之的傲慢与骄横，还是一种坚持事实真相的无奈？公众不得而知。至此，“退票成本”的悬疑大片，似乎开启了第二季，这到底归谁管？到底谁在管？这背后的责任划分，的确需要一个真相。
简而言之，不能让“退票成本”成为一部悬疑大片，这是最起码的底线。毕竟，任何的公共决策，尤其是事关公众利益的决策，绝不能模糊其词，而必须充分公开与透明。客观来说，“退票成本”到底归谁管？这在系统内部，其实并不是一个太复杂的问题，有可能是某个部门管，也可能是九龙治水，但无论是何种
境况，都亟待相关部门给出一个科学权威的结论。打造服务型政府从来都不应该是一句空话，那解决“退票成本归谁管”这样事关公众利益的实情，显然是其应尽的责任与义务。
9．“搭讪测试”只关提醒无关成绩
司马童
近期女大学生失联事件频繁发生，和部分当事人安全防范意识薄弱不无关系。日前，南京栖霞公安分局民警在仙林大学城安排了一次测试，一名民警驾驶迈腾轿车，以找不到路为由搭讪女大学生。结果，被搭讪的5名女生中，4人上了陌生人的车。（9月11日《现代快报》）
“搭讪”很成功，用心很良苦。但消息一传开，看法却迥异：显而易见，警方想拿这一测试结果告诉市民，
防范和打击同等重要，对于陌生人应当指路不带路，并且坚决不坐“黑出租”；而不少网民则认为，测试环境影响测试成绩，换了不是帅哥搭讪美女，或是开辆低档车子去“引人上钩”，效果可能就大相径庭了。
在我看来，网友的质疑并非吹毛求疵。数月之前，国内有家视频网站也曾做了一次开车搭讪测试；结果显示，同一个男士开着价值500万元的豪车，搭讪成功率达到70%以上，而开着普通车搭讪则以完败告终。当时，网上的议论焦点，集中于“这是想说现在的女人拜金吗？”但也有网友猜疑这是为豪车“贴金”的另类广告，“你们提前准备了豪车和开车男子，难道不会把美女也准备好？”
想想也是，南京警方的“搭讪测试”中，有一半以上的被测试对象，当时身处校园之内，白天坐上“问路者”的车上，将其带往图书馆，的确很难想到“危险”二字；而此前视频网站的“搭讪测试”，选取的是夜间北京某酒吧街的附近路段，更何况用的是超级豪车这一特殊道具，难免让人不假思索地认为“好车即好人”。由此而论，“搭讪测试”只关提醒无关成绩。作为一种善意的警示，无妨以“测试”形式引起公众的
更多重视；但若过于津津乐道于“测试”结果，或将之当作某种宣传高招，反而易于被人揭短和调侃了。
关于隐身幕后的街头测试，笔者倒想起了电视上看过的一则异国报道。说的是，测试者安排了一名衣衫单薄的男孩，冬天瑟瑟发抖地坐在路边椅子上候车，结果陆续前来等车的成年人，有的为其披衣，有的送上围巾、手套等等，场面和过程颇为感人。我以为，比起“驾车搭讪”在目的上的先入为主，像这样的如何帮助“寒冷男孩”，要说更能带来社会反思，也更具现实的教育意义。
女大学生失联事件频发，在加大侦破和打击力度的同时，通过有关宣传手段，着力提高人们的安全防范意识，这种双管齐下的思路，当然不会有错。然而，一些提示和提醒做法的前提，首先不要有意无意地存在一种“卸责”思维，似乎“失联”者自身的缺乏“防人之心”，必然就是造成“失联”的主要因素。如此“测试”之意，虽说隐约晦涩，但“眼睛雪亮”的公众，岂会难以识破。而一旦产生了这样的“搭讪测试”读后感，也就难怪有些人要发出互不相谅的抬杠之语：作为社会治安的主要管理者，你是怎样保一方平
安的！
10．军训服“开裆”，教育管理“掉档”
斯涵涵
第一次穿着学校统一采购的军训服集合，裆部开裂，且多是女生，做工粗糙透气性差——宜昌三峡职业技术学院众多新生军训遭遇的“尴尬事”引起社会广泛关注（9月12日楚天都市报）
教官们一声“坐下”，新生的军训裤子就随之开裂，很多十八、九岁的大姑娘众目睽睽之下裆部开裂，令女大学生们羞恼，家长们气愤，宜昌三峡职业技术学院也由此“丑名”在外。
据悉，共有4500余名高职、成教新生参加了此次军训。每个学生缴纳了100元“军训及服装费”，总额
达45万余元，但是，知情人士透露，这套军训服实际采购价格为50多元一套，以此计算，4500余名学生除去“服装费”外，还有20万元左右的“军训费”去向成谜。此外，校方介绍，公开招标后，校方按照“低价中标”原则确定了军训服装供应商。但记者调查发现，一家名为“通信服务”的企业，却中标成了“军训服装”的供应商。换言之，此次军训活动，从服装招标到衣服质量，从不明收费到款项去向，通信公司怎么会中标服装？“超范围经营”背后有何猫腻？一切都疑窦重重，如雾里看花。
围绕这次军训服“开裆”新闻，引发了网友们的另类“怀旧”，吐槽声不断。有随时自带针线盒的，有用订书机订着将就的，笔者也想起当初的价高质差的军训服，军训完毕后只好一扔了之。可见地不分南北，人不分“今昔”，长期以来校方定制的军训服做工粗糙透气性差，就是疵、乱、差的代名词，也是教育滥收费的缩影。
学杂费、辅导费、校服、餐费、自习费„„教育乱收费在中央三令五申下在民怨沸腾中依然我行我素，肆无忌惮。当某些学校沉迷于大楼高墙，大兴土木工程
时，当利益冲动在教育部门脑海里挥之不去时，当经济因素凌驾于学校和学子之间教学相长的纯洁关系之上，漠视学生权益、巧立名目乱收费，穿着开裆裤军训的黑色幽默也就不足为奇。
军训服“开裆”，教育管理“掉档”。尽管相关规定严格要求，对顶风违纪、置高压线于不顾的违规招生、违规收费案件必须严肃查处，„„主管部门一经发现，要责令其主要负责人先停职检查，再进行组织处理”。“各地教育、监察和纠风部门要切实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对顶风违纪的乱收费案件，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不仅要追究有关责任者的责任，还要追究主管领导的责任”。尽管当地工商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但是，倘若没有人对此负责并受到处理，倘若严禁教育乱收费精神只是纸上的“老虎”，再硬性的规定也都被软弱的执行环节给逐步瓦解，今天宜昌高校军训服“开裆”，他日说不定就是某地军训服“撕裂”了。（斯涵涵）
12．对“网络问诊”不该一刀切禁止
国家卫生计生委近日发文要求规范远程医疗行为，其中禁止医生私自远程治疗，该规定引发热议，有医生认为，远程医疗实际上给很多老百姓带来实惠。据了解，目前南京有不少医生利用各种信息平台，为病人提供问诊咨询等服务。（9月12日《现代快报》）
所谓的“远程医疗”，其实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卫计委文件中的“远程医疗”，也就是一方医疗机构邀请其他医疗机构，运用通讯、计算机及网络技术，为本医疗机构诊疗患者提供技术支持的医疗活动，主要包括远程病理诊断、远程医学影像诊断、远程监护、远程会诊、远程门诊、远程病例讨论等。二是网友眼里的“远程医疗”，也就是目前在网民当中很流行的“网络问诊”。
而现在卫计委发文明确要求禁止的，就是后一种“远程医疗”。其实客观地说，卫计委的要求有它的合理性，其根本出发点也是为了患者的利益考虑。因为不管是按照中医的传统理论“望、闻、问、切”，还是按照现代的诊疗理念，“网络问诊”都有它很大的局
限性和弊端，极有可能对患者造成求医问药上的误导，既浪费了钱财，还延误了病情。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医生见不到患者，只根据网络上患者对自身症状的描述就给出诊疗意见，那么出现“误诊”的可能性就很大，原因在于不同的疾病，会表现为相同的症状；而相同的疾病，在不同的患者身上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症状。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一个认真严谨的医生，是不会在网友的“网络问诊”中轻易下结论，匆忙给出诊断意见，甚至是指导用药的。他们给网友提供的，也许只是一种病情咨询，或者是心理抚慰，或者是就医指南，比如哪家医院的哪个科室实力比较强，哪个医院的哪位医生是某方面的专家。对于这类信息，医生掌握的显然要比普通患者更多，也更准确，那么医生通过“网络问诊”提供这样的咨询服务，就是有益的，就是应该被提倡与鼓励的。
如果卫计委对这样的“网络问诊”也简单地纳入“远程医疗”范畴内，进行一刀切地禁止，对医生和医院不会有什么损失，但是对患者来说，却失去了一个与医生进行沟通交流的渠道，也失去了一个享受医生免
出行时，也应当多关爱这些孩子。（9月12日《大河报》）
都说“公交车是个小社会”，承袭着社会上的种种公德话题，关于“公交车上该不该让座”的争议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许是出于对某些同龄人倚老卖老行为的反弹，这些年，一再有善良的老年人站出来倡议：年长者要“爱幼”。还记得前两年，针对上下班高峰期一座难求的问题，就曾有100多位北京老人发出倡议：错峰晨练，不与年轻人抢公交。相比一些倚老卖老、倚弱卖弱者的骄横，这些个老人的行为无疑令人感动。
诚如有参与倡议的老者所言：想让年轻人尊重你，老人首先要爱护年轻人。“对年轻乘客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大家尊老爱幼，社会才和谐。”这也应和了“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古训。倘若每个人都能够学会换位思考，多念及对方的感受，的确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矛盾，但需要指出的是，公交车上的“让座风波”之所以层出不穷，归根到底倒还不是公德品质的问题，而在于某些人的思维意识里缺乏对于他人权利的起码尊重。
众所周知，任何人只要是买票乘车，就都有“入座”的权利。至于人太多座位不够分，那么就应当遵循先来后到的原则，除非是有明确标注的老弱病残孕专座，否则就可以一直坐着。换言之，给人让座是一种美德，不让座则是一种权利。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公共舆论对于“让不让座”问题的探讨总是立足于道德的维度，而忽略了这首先是个权利问题，从而导致一些“弱者”在要求他人让座时总是理直气壮，觉得这是理所当然，浑然不知自己的行为已然侵犯到他人的正当权利。
现在，有老年人站出来呼吁各方换位思考、相互体现，其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但就其思考范式而言，仍然未脱“道德叙事”的窠臼，故在本质上，与那些举着道德大旗，仗着自己的弱势身份强行要求他人让座者的逻辑并不二致。因而顶多只能算是在和稀泥，化用一句老话：这种倡议“对君子有效，对小人无用”，所以不会有多大的实际效果。
事实上，要想彻底平息“让座风波”，关键还是要回到权利评价的轨道上来。毕竟，权利的坐标是相对固
定的，而道德的好恶却往往因人而异，一味强调道德的约束作用，不仅靠不住，甚至可能令双方陷入鸡同鸭讲的局面，成本巨大、成果渺茫。相反，只有当每个人都学会尊重他人的正当权利，懂得以权利为经纬，来看待、分析、理解问题，才能够避免“人人手持心中的圣旗，满面红光走向罪恶”，真正给“让座风波”定分止争。（王垚烽）
14．“新式”作业累坏家长的怪事本不该发生
新学期开始，由于教育部门规定不给小学生留书面作业，使得各种实操型、体验式的新式作业花样百出。由于很多作业超出了小学生的能力范畴，这些新式作业已成为家长之间的“暗战”，也有些学校甚至直接给家长布置作业。这些“作业”包括，帮孩子做调研报告、制作PPT 、画思维导图、做手抄报、设计布袋、写“家长心得”„„五花八门的作业，让家长们不堪重负。（北京青年报，9月12日）
在素质能力教育理念不断深入人心的情况下，让注重动手能力的实操型、体验式的“新式”作业取代书面作业，无疑有着契合教育发展现实的理性考量。小学
“新式”作业不仅可以减轻“书山题海”带来的繁重压力，而且能够培养小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无疑是素质教育理念付诸具体实践的有力突破，自然意义非凡。
然而，事物在制度设计和具体操作方面，大都存在某种程度的差距，小学生“新式” 作业无疑也面临这个问题。“不给小学生留书面作业”固然对减轻学生负担有积极意义，但花样百出甚至不乏超越小学生能力范畴的“新式” 作业，不仅将“不留书面作业”所缓解的压力对冲殆尽，更有甚者将家长卷进漩涡，不仅使家长承受“新式作业”之重，而且所带来的学生之间的竞争上升为家长之间的“暗战”。这或许是实施“新式”作业所没有想到的。
做调研报告、编写手抄报、制作PPT ，乃至将课本内容浓缩到一张“思维导图”上，这些“新式” 作业对促进学生多元思维、提升学生动手能力固然有积极作用，但不乏超越小学生能力范畴的作业，即便对家长而言也要费尽心思。这显然违背了减轻课业压力、增强学习乐趣、提升素质能力的初衷。
超越学生能力范畴的“新式”作业不仅令孩子头痛，甚至“连累”了家长。按理说，无论是书面作业，还是“新式”实操型作业，家长都不该代孩子做。但面对那些明显超出孩子能力范畴的调研报告、PPT 课件、“思维导图”，面对“素质教育”改革下愈来愈激烈的竞争，面对孩子在同学面前以及自己在众家长群的处境，家长果真能做到不闻不问吗？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本是好事，注重培养学生动手能力也是好事，但违背教育规律、超越学生能力范畴的教育实践，不仅无法发挥应有作用，更容易导致拔苗助长，打击学习积极性。“学生作业累坏家长”应该引起足够重视。
学生“新式”作业累坏家长的怪事本不该发生。之所以发生这种怪事，原因所在多有。其一，教育实践者对“素质教育”的理解不能只是停留在表面上，培养动手能力的“新式作业”也应该控制在学生的能力范畴之内，“新式”作业新式再新颖，倘若超越学生能力范畴，不仅无法产生应有之效果，更容易产生负作用，打击学生的积极性，甚至“连累”家长，“学生作业累坏家长”就是一个明证。其二，家长对孩子固然舐犊情深，却也不能万事都替孩子做。作为家长，
在指导孩子学习方面应有明确的底线，循循善诱开导思路可以，亲力亲为代做作业无疑就是越俎代庖，只能害了孩子。再者，虽然我们经常提“素质教育”且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推进，但经验无疑还不够成熟理性。减轻书面作业，注重动手能力，“新式”作业有其特殊功能，但更应与学生能力相符合，这方面还有相当大的成熟完善空间。（凌国华）
15．老师没收到节日礼物骂学生，别拿师德说事 今年教师节，黑龙江哈尔滨依兰县高级中学高二十七班学生未给科任教师买礼物，该班班主任冯超群对此极为不满，在班里公然向学生索要礼物并谩骂学生，现场录音中不乏“不要脸”“废物”等字眼。依兰县教育局的通报显示，该局经调查此事属实，撤销冯超群的班主任职务，停止教学工作，给予其行政记大过处分，该校校长也因负有领导责任而受行政记大过处分。（9月14日京华时报）
看到这样的新闻，我们的许多论者一定要狠狠批驳这位教师的师德水平差，批驳教师队伍的师德水平低
了。但是，笔者认为，这样的批驳是不妥当的。
首先，这是个别现象，我们不能以偏盖全，否定整个教师队伍的师德水平；其次，这不仅是师德的问题，而是社会送礼丑陋风气的污染问题。学校不是世外桃源，教师不是人间神仙，当社会崇尚送礼的时候，教师也必然在其中。
笔者认为，这种现象的背后恰恰是社会上送礼成风的折射，不客气的说，当所有的部门行业，尤其是政府部门官员送礼成风的时候，教师自然也不甘落后，因为，如果没人送礼，那就降低了自己的地位，其实，也正是这种丑陋成时尚，才导致了没收到礼物的教师课堂骂学生。
因此，当我们在对这个教师进行批评，对这个学校的校长进行批评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反思的是，这个现象的社会土壤，我们更需要做的是紧密配合中央的整顿作风，反腐风暴的工作，对社会上的送礼风尚进行坚决的打击，当社会上不以送礼成风尚的时候，教师自然也不会因为没收到节日礼物而骂学生。
教师骂学生，当然不对，但是，导致教师骂学生的土壤更需要好好挖掘，彻底改良，否则，曝光的被处理了，只能导致教师索礼更隐蔽而已，只有改良了土壤，才能铲除这种怪相。
老师没收到节日礼物骂学生，别拿师德说事，我们更需要刨出社会丑陋的送礼风尚这个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