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洒脱从容的沈从文最后嚎啕大哭 0钱理群曾经说过，文革最可怕的，是“让身边最亲密的人，互相揭发”。在这个人寰乱弃的年代，多少名人名宿为之抓狂，恨不能以死解脱，又有多少风骨桀骜之士，被逼至折腰、撒谎！心中如水的沈从文，即使在这最黑暗的浩劫中，依旧竭力保持着自己的从容和
淡定。
有一回，造反派们组织批斗会批斗沈从文，在一张纸上写上了“打倒反动文人沈从文”的标语，用糨糊贴在了他的背上，对他进行批斗。造反派们高喊革命口 号，让沈从文低头认罪。批斗会开完以后，沈从文从背上揭下那张标语，仔细地看了一遍，事后，他对人说：“那人的书法太不像话了，在我的背上贴这么蹩脚的书 法，真难为情！他原应该好好练
一练的！”
造反派安排沈从文每天负责打扫历史博物馆的女厕所，对于一个上了年纪的文学老人来说，是一种侮辱。但沈从文对此却很看得开，他幽默地说：“这是造反 派领导、革命小将对我的信任，虽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沈从文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干校一个叫双溪的地方从事劳动，在那样凄苦的境遇下，给他的 表侄——画家黄永玉写信说：“这里的荷花真好，你若来......" 身陷苦难却仍为荷花的盛开惊喜赞叹不已。 有一天，黄永玉和沈从文一起走过一个小胡同，胡同边有一个厕所，当时厕所里有一个人边上厕所边吹笛子，沈从文听后对黄永玉说：“你听，‘弦歌之声不 绝于耳’！”还有一回，沈从文和黄永玉在一个胡同里相遇，那时正是文革高潮，彼此不能说话，互相看了一眼就匆匆而过，这时，黄永玉听到沈从文头也不回地 说：“要从容啊！” 沈从文竭力隐忍和微笑的背后，不是没有痛苦和挣扎。这伤痛甚至在他余生的十几年，愈加刺痛着他的心。据林斤澜回忆：“大约去世三年前，一位美国女记 者问起沈从文先生‘文革’时的情形。沈从文先生说：‘我在文革里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我打扫得可干净了。’女记者很感动，就走过去拥着他的 肩膀说了句：‘您真的受苦受委屈了！’不想先生突然抱着女记者的胳膊，嚎啕大哭起来，很久很久。”
去世那一年，林斤澜和汪曾祺常去看望他。他木然。有时看电视一看就是半天，然后忽然冒出一句话：“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是失望，还是绝望？或许，这污浊的世界，太喧哗、太粗暴了，根本配不上他的恬静和优雅
文革中的梁漱溟和沈从文
标签：社会2013-12-14 19:42 星期六
十年文革，是中国人的一场大灾难，而灾难最深重的，首当其冲的，是中国的传统文人。
对这些传统文人最惯常的手法，一个是游街批斗，第二个是批斗后的流放发配。游街批斗，就是戴着纸糊的高帽子，五花大绑，胸前吊着木牌子，遭受无数人唾沫和拳脚的声讨殴打；流放发配，就是剥夺他们从事本职工作的权力，让他们从事最卑贱最肮脏的工作，把他们丢在与世隔绝的地方，无人问津，让他们自生自灭。前一种是对身体的侮辱，后一种是对灵魂的侮辱。
老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好的作家之一，他写有《骆驼祥子》和《四世同堂》，能够和他齐名的也只有巴金、沈从文、张爱玲等少数的几个人。老舍遭受批斗后，自沉于北京湖水中。
傅雷是中国最好的翻译家之一，他翻译有《约翰. 克里斯多夫》和巴尔扎克的大量小说，能够和他齐名的，也只有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的朱生豪。傅雷遭受批斗后，和妻子上吊自尽。自尽前，担心倒下的凳子会影响楼下邻居的休息，就把棉被铺在凳子下。 他们用自己的死亡，捍卫了自己的尊严。我见过他们的照片，他们都戴着深度近视眼镜，身体柔弱，但是性格极为刚烈，宁折不弯。
即使他们死了，迫害他们的造反派还宣告说他们“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为了捍卫自由的当时最美丽的两个女人：张志新和林昭，被枪决了，而杀人者居然上门找她们的家人，索要五分钱的子弹费。古今中外，从来没有哪一个杀人者能够猖狂到这种地步，能够无耻到这种地步。然而，这种事情却真真切切地发生在几十年前的中国。
死，是伟大的；而能够在那种暗无天日的逆境中生存下来，同样是伟大的。
共和国刚刚成立后的1953年，全国就开始批判两个人，一个是胡适，一个是梁漱溟，这两个人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师，是中国硕果仅存的学术泰斗。胡适去了台湾，而梁漱溟则遭受冲击。
梁漱溟被中断了学术研究，先是无间断的批斗，后来被罚扫马路扫厕所，那时候北京的公厕都是旱厕，打扫厕所的人需要把无数人的便溺舀在木桶中运走。没有去过旱厕的人，是无法想象那种铺天盖地的臭味。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梁漱溟怡然自得，不以为辱，反以为乐。每天打扫完厕所，他先去澡堂里泡一个澡，然后去公园打一套拳。这样一种在别人眼中认为屈辱的生活，而梁漱溟却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得更好，心情也更好了。“一
声佛号观世音，深深唤醒自家心。”世界上最广阔的是海洋，被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被天空更广阔的是心灵，人的心灵能够容纳世间万事万物，当然也包括屈辱。
心灵如此辽阔，那么一点痛苦一点屈辱放进去，又算个什么？很快就会消融了。
在那个时期，和梁漱溟遭受同样屈辱的，有无数人，其中有一个人叫沈从文。中国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作家，中国百年来文笔最好的作家。
沈从文也被罚扫厕所，他打扫的不是梁漱溟打扫的那种大街边的公厕，而是历史博物馆的厕所，然而，厕所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是铺天盖地的恶臭。每天早晨五点钟，沈从文就来到故宫门前，在寒风中袖着双手，瑟缩成一团，等待着故宫开门。在占领了故宫的造反派起身前，他就要把厕所打扫干净。
身处那样的逆境中，沈从文和梁漱溟一样乐观处之，从容应对。
有一次，造反派写了标语：“打倒反动文人沈从文”，贴在他的胸前，游街批斗。结束后，沈从文把那幅标语小心撕下来，端详片刻，然后说：“这么烂的书法，居然贴在我的身上，真难为情，以后要多多练习怎么写毛笔字。”
在历史博物馆，每次打扫完厕所后，沈从文都会得意地说：“我打扫的厕所最干净。”于是，造反派就让他专门打扫周边几家单位的女厕所，沈从文照样得意地说：“我政治上虽然不可靠，但是道德上是很可靠的。”
后来，沈从文被下放到了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开荒种田，垒屋盖房。2006年，我曾经来到这里采访，听说仅仅劳累而死的人，就多达十余人。一名老人告诉我，当时她是五七干校的护士，是一名文学青年。有一天来了一个老人，向他要止疼片。他看了老人填写的表格，才知道他是沈从文。沈从文拿了几粒止疼片后，转身离去，一路唱着戏曲，神采飞扬。
我没有见过那时候沈从文的照片，但是我见到了陈早春的照片。陈早春当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总编辑。陈早春光着上身，胸大肌凸起，臂膊上的股二头肌也凸起，他脸上带着舒心的微笑，手中牵着缰绳，身后跟着一头牛。一个书生拥有这样健壮的体魄，一个落难者带着这样的笑容，所以我一下子就记住了那张照片。
我还采访了到冰心的故事。冰心那时候也被发配在咸宁五七干校，没有房子住，借住在房东家。房东家的儿子要结婚，村中会写字的老先生没有在，冰心自告奋勇来写礼单。冰心写字的时候，全村人都来看，他们惊讶地说：“啊呀，一个老太太，居然会写字，而且字还写得那么好。”冰心的牙齿快要落光了，诗人郭小川的牙齿也落了，冰心笑着对郭小川说：“我们都是无耻（齿）之徒。”
无论面临怎样的逆境，你都要保持乐观的心态。无论你的遭遇多么凄惨，你都要保有一颗平常心。国学大师梁漱溟尚且打扫厕所，文学大师沈从文尚且游街批斗，我们常人受一点委屈又算的了什么？梁漱溟和沈从文以前著书立说为乐，现在打扫厕所也为乐，无论际遇多么糟糕，他们依然兴高采烈。如果我们有一天突然被宣布打扫厕所，我们会有这样的心态吗？
厕所难道就不是人打扫的？清洁工人能打扫，你为什么就不能打扫？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它哭，它也对你哭；你对它笑，它也对你笑。你怀着一颗快乐心面对生活，你收获的当然就是快乐。
季羡林：金秋，怀着无比自豪与兴奋之情的天之骄子从各地云聚燕园。一位扛着行李的新生，看见一位穿旧式中山装的守门人模样的老头，就请他帮助看一会儿行李，自己去报到。老头没说什么，答应了，老老实实地在那儿守着。9月的北京天气还很热，旁边有人说：“您回去吧，我替他看着。”可老人说：“还是我等他吧，换了人他该找不着了。”那位学生回来后，老头什么也没说就走了。3天后的开学典礼上，这位学子吃惊地认出了台上的副校长、大名鼎鼎的季羡林教授就是那天帮自己看行李的老头！……教授给新生看行李，好像并不难，许多名人达官不也是常上街头搞义务为灾区贫困地区献真情吗？可是刻意为之与本能为之，却有雕琢与率性之别。《中庸》说：“率性之谓道。”人本来都是平凡的，可当许多人都要显得不平凡时，那个衣着和行止都平平常常的人，就自然露出他的不平凡来了。老子所说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就是这个道理。
汪曾祺：西南联大出人才皆因“自由”二字
2012年02月10日08:40人民网刘仰东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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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晚年在一篇题为《新校舍》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汪曾祺的母校是西南联大。1939年，他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云南考大学，这一去就在昆明待了七年。汪曾祺数学一般，作文突出，喜欢画画，在中学属于偏科学生，报考由清华、北大、南开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大，多少抱有一些碰运气的心态。他当时想，一旦落榜，就再去考也在昆明的国立艺专，如此则后来的汪曾祺就应该是一个画家而非作家了。
汪曾祺的同学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不同地区，有一个河南的同学是从老家一步一步走来的，一个西康的同学是买了一头驴一路骑过来的，可见战时上大学，是何等的不易。汪曾祺说：大部分同学是来寻找真理和智慧的，他却这样自问自答：“我寻找什么？寻找潇洒。”
在那个时期，办学条件非常艰苦。西南联大的校舍很分散，有借用昆明原有的学校、房舍、祠堂，也有自建的新校舍，条件确实说不上好。汪曾祺读的是中文系，住在新校舍。学生宿舍在新校舍的西边，土墙草顶，汪曾祺说：“土墙上开了几个方洞，方洞上竖了几根不去皮的树棍，便是窗户。挨着土墙排了一列双人木床，一边十张，一间宿舍可住四十人，桌椅是没有的。两个装肥皂的大箱子，既是书桌，也是衣柜。”
教学区也同样简陋。教室是土墙、涂上绿漆的铁皮屋顶，汪曾祺说：“这些教室方向不同，大小不一，里面放了一些一边有一块平板，可以在上面记笔记的木椅，都是本色，不漆油漆„„这种椅子的好处是不固定，可以从这个教室到那个教室任意搬来搬去。吴宓先生讲《红楼梦》，一看下面有女生还站着，就放下手杖，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于是一些男同学就也赶紧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到宝姐姐、林妹妹都坐下了，吴先生才开始讲。”
很多著名教授已不复清华北大时期的优雅，破衣烂衫者比比可见，汪曾祺提及一个例子：“有一个女生从南院（女生宿舍）到新校舍去，天已经黑了，路上没有人，她听到后面有梯里突鲁的脚步声，以为是坏人追了上来，很紧张，回头一看，是化学教授曾昭抡。他穿了一双空前（露着脚趾）绝后鞋（后跟烂了，提不起来，只能半趿着），因此发出此
梯里突鲁的声音。”即使穷到这个份儿上，联大教授的授课质量却没打折扣，这从西南联大培养出的大量人才，便可为证。
汪曾祺回忆说：“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我只记住开头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他在一篇文章中细数几个教授讲课时的风采：“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
汪曾祺晚年在一篇题为《新校舍》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汪曾祺：我的老师沈从文
【编者按】1939年，汪曾祺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从杨振声、闻一多、朱自清诸先生学习，是沈从文先生的入室弟子，沈先生对文学创作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并且对汪曾祺日后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的老师沈从文》中，汪先生将自己对沈先生的怀念从从容容地挥洒于笔尖，文字很朴素，但是字里行间流淌的都是真情。
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沈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三门课我都选了，——各体文习作是中文系二年级必修课，其余两门是选修。西南联大的课程分必修与选修两种。中文系的语言学概论、文字学概论、文学史（分段）„„是必修课，其余大都是任凭学生自选。诗经、楚辞、庄子、昭明文选、唐诗、宋诗、词选、散曲、杂剧与传奇„„选什么，选哪位教授的课都成。但要凑够一定的学分（这叫“学分制”）。一学期我只选两门课，那不行。自由，也不能自由到这种地步。 创作能不能教？这是一个世界性的争论问题。很多人认为创作不能教。我们当时的系主任
罗常培先生就说过：大学是不培养作家的，作家是社会培养的。这话有道理。沈先生自己就没有上过什么大学。他教的学生后来成为作家的，也极少。但是也不是绝对不能教。
沈先生的学生现在能算是作家的，也还有那么几个。问题是由什么样的人来教，用什么方法教。现在的大学里很少开创作课的，原因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教。偶尔有大学开这门课的，收效甚微，原因是教得不甚得法。 教创作靠“讲”不成。如果在课堂上讲鲁迅先生所讥笑的“小说作法”之类，讲如何作人物肖像，如何描写环境，如何结构，结构有几种——攒珠式的、橘瓣式的„„那是要误人子弟的，教创作主要是让学生自己“写”。沈先生把他的课叫做“习作”、“实习”，很能说明问题。如果要讲，那“讲”要在“写”之后。就学生的作业，讲他的得失。教授先讲一套，让学生照猫画虎，那是行不通的。
沈先生是不赞成命题作文的，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有时在课堂上也出两个题目。沈先生出的题目都非常具体。我记得他曾给我的上一班同学出过一个题目：“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有几个同学就这个题目写了相当不错的散文，都发表了。他给比我低一班的同学曾出过一个题目：“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我的那一班出过些什么题目，我倒不记得了。沈先生为什么出这样的题目？他认为：先得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组装。我觉得先做一些这样的片段的习作，是有好处的，这可以锻炼基本功。现在有些青年文学爱好者，往往一上来就写大作品，篇幅很长，而功力不够，原因就在零件车得少了。
沈先生的讲课，可以说是毫无系统。前已说过，他大都是看了学生的作业，就这些作业讲一些问题。他是经过一番思考的，但并不去翻阅很多参考书。沈先生读很多书，但从不引经据典，他总是凭自己的直觉说话，从来不说亚里斯多德怎么说、福楼拜怎么说、托尔斯泰怎么说、高尔基怎么说。他的湘西口音很重，声音又低，有些学生听了一堂课，往往觉得不知道听了一些什么。沈先生的讲课是非常谦抑，非常自制的。他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但是你要是真正听“懂”了他的话，——听“懂”了他的话里并未发挥罄尽的余意，你是会受益匪浅，而且会终生受用的。听沈先生的课，要像孔子的学生听孔子讲话一样：“举一隅而三隅反”。
沈先生讲课时所说的话我几乎全都忘了（我这人从来不记笔记）！我们有一个同学把闻一多先生讲唐诗课的笔记记得极详细，现已整理出版，书名就叫《闻一多论唐诗》，很有学术价值，就是不知道他把闻先生讲唐诗时的“神气”记下来了没有。我如果把沈先生讲课时的精辟见解记下来，也可以成为一本《沈从文论创作》。可惜我不是这样的有心人。 沈先生关于我的习作讲过的话我只记得一点了，是关于人物对话的。我写了一篇小说（内容早已忘记干净），有许多对话。我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沈先生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从此我知道对话就是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话，要尽量写得朴素。不要哲理，不要诗意。这样才真实。
沈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很多同学不懂他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据我的理解，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小说要避免“学生腔”。
我以为沈先生这些话是浸透了淳朴的现实主义精神的。
沈先生教写作，写的比说的多，他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
原作还长。这些读后感有时评析本文得失，也有时从这篇习作说开去，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见解精到，文笔讲究。——一个作家应该不论写什么都写得讲究。这些读后感也都没有保存下来，否则是会比《废邮存底》还有看头的。可惜！
沈先生教创作还有一种方法，我以为是行之有效的，学生写了一个作品，他除了写很长的读后感之外，还会介绍你看一些与你这个作品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看。记得我写过一篇不成熟的小说《灯下》，记一个店铺里上灯以后各色人的活动，无主要人物、主要情节，散散漫漫。沈先生就介绍我看了几篇这样的作品，包括他自己写的《腐烂》。学生看看别人是怎样写的，自己是怎样写的，对比借鉴，是会有长进的。这些书都是沈先生找来，带给学生的。因此他每次上课，走进教室里时总要夹着一大摞书。
沈先生就是这样教创作的。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教创作。我希望现在的大学里教创作的老师能用沈先生的方法试一试。 学生习作写得较好的，沈先生就作主寄到相熟的报刊上发表。这对学生是很大的鼓励。多年以来，沈先生就干着给别人的作品找地方发表这种事。经他的手介绍出去的稿子，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了。我在一九四六年前写的作品，几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他这辈子为别人寄稿子用去的邮费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了。为了防止超重太多，节省邮费，他大都把原稿的纸边裁去，只剩下纸芯。这当然不大好看。但是抗战时期，百物昂贵，不能不打这点小算盘。
沈先生教书，但愿学生省点事，不怕自己麻烦。他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不易找到，他就自己抄，用夺金标毛笔，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高一尺，长四尺，并不裁断，抄得了，卷成一卷。上课时分发给学生。他上创作课夹了一摞书，上小说史时就夹了好些纸卷。沈先生做事，都是这样，一切自己动手，细心耐烦。他自己说他这种方式是“手工业方式”。他写了那么多作品，后来又写了很多大部头关于文物的著作，都是用这种手工业方式搞出来的。 西南联大中文系1946年5月3日 西南联大中文系全体师生在教室前合影 二排右一为沈从文 沈先生对学生的影响，课外比课堂上要大得多。他后来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空袭，全家移住到呈贡桃园新村，每星期上课，进城住两天。文林街二十号联大教职员宿舍有他一间屋子。他一进城，宿舍里几乎从早到晚都有客人。客人多半是同事和学生，客人来，大都是来借书，求字，看沈先生收到的宝贝，谈天。
沈先生有很多书，但他不是“藏书家”，他的书，除了自己看，也是借给人看的，联大文学院的同学，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先生的书，扉页上用淡墨签上“上官碧”的名字。谁借的什么书，什么时候借的，沈先生是从来不记得的。直到联大“复员”，有些同学的行装里还带着沈先生的书，这些书也就随之而漂流到四面八方了。沈先生书多，而且很杂，除了一般的四部书、中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的译本，社会学、人类学、黑格尔的《小逻辑》、弗洛伊德、亨利·詹姆斯、道教史、陶瓷史、《髹饰录》、《糖霜谱》„„兼收并蓄，五花八门。这些书，沈先生大都认真读过。沈先生称自己的学问为“杂知识”。一个作家读书，是应该杂一点的。沈先生读过的书，往往在书后写两行题记。有的是记一个日期，那天天气如何，也有时发一点感慨。有一本书的后面写道：“某月某日，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心中十分难过。”这两句话我一直记得，可是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大胖女人为什么使沈先生十分难过呢？ 沈先生对打扑克简直是痛恨。他认为这样地消耗时间，是不可原谅的。他曾随几位作家到井冈山住了几天。这几位作家成天在宾馆里打扑克，沈先生说起来就很气愤：“在这种地方打扑克！”沈先生小小年纪就学会掷骰子，各种赌
术他也都明白，但他后来不玩这些。沈先生的娱乐，除了看看电影，就是写字。他写章草，笔稍偃侧，起笔不用隶法，收笔稍尖，自成一格。他喜欢写窄长的直幅，纸长四尺，阔只三寸。他写字不择纸笔，常用糊窗的高丽纸。他说：“我的字值三分钱！”从前要求他写字的，他几乎有求必应。近年有病，不能握管，沈先生的字变得很珍贵了。
沈先生后来不写小说，搞文物研究了，国外、国内，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熟悉沈先生历史的人，觉得并不奇怪。沈先生年轻时就对文物有极其浓厚的兴趣。他对陶瓷的研究甚深，后来又对丝绸、刺绣、木雕、漆器„„都有广博的知识。沈先生研究的文物基本上是手工艺制品。他从这些工艺品看到的是劳动者的创造性。他为这些优美的造型、不可思议的色彩、神奇精巧的技艺发出的惊叹，是对人的惊叹。他热爱的不是物，而是人，他对一件工艺品的孩子气的天真激情，使人感动。我曾戏称他搞的文物研究是“抒情考古学”。他八十岁生日，我曾写过一首诗送给他，中有一联：“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是记实。他有一阵在昆明收集了很多耿马漆盒。这种黑红两色刮花的圆形缅漆盒，昆明多的是，而且很便宜。沈先生一进城就到处逛地摊，选买这种漆盒。他屋里装甜食点心、装文具邮票„„的，都是这种盒子。有一次买得一个直径一尺五寸的大漆盒，一再抚摩，说：“这可以作一期《红黑》杂志的封面！”他买到的缅漆盒，除了自用，大多数都送人了。有一回，他不知从哪里弄到很多土家族的挑花布，摆得一屋子，这间宿舍成了一个展览室。来看的人很多，沈先生于是很快乐。这些挑花图案天真稚气而秀雅生动，确实很美。
沈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谈天的范围很广，时局、物价„„谈得较多的是风景和人物。他几次谈及玉龙雪山的杜鹃花有多大，某处高山绝顶上有一户人家，——就是这样一户！他谈某一位老先生养了二十只猫。谈一位研究东方哲学的先生跑警报时带了一只小皮箱，皮箱里没有金银财宝，装的是一个聪明女人写给他的信。谈徐志摩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一边吃，一边讲，还说：“中国东西并不都比外国的差，烟台苹果就很好！”谈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测绘内部结构，差一点从塔上掉下去。谈林徽因发着高烧，还躺在客厅里和客人谈文艺。他谈得最多的大概是金岳霖。金先生终生未娶，长期独身。他养了一只大斗鸡。这鸡能把脖子伸到桌上来，和金先生一起吃饭。他到外搜罗大石榴、大梨。买到大的，就拿去和同事的孩子的比，比输了，就把大梨、大石榴送给小朋友，他再去买！„„沈先生谈及的这些人有共同特点。一是都对工作、对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二是为人天真到像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机心，少俗虑。这些人的气质也正是沈先生的气质。“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沈先生谈及熟朋友时总是很有感情的。
文林街文林堂旁边有一条小巷，大概叫作金鸡巷，巷里的小院中有一座小楼。楼上住着联大的同学：王树藏、陈蕴珍（萧珊）、施载宣（萧荻）、刘北汜。当中有个小客厅。这小客厅常有熟同学来喝茶聊天，成了一个小小的沙龙。沈先生常来坐坐。有时还把他的朋友也拉来和大家谈谈。老舍先生从重庆过昆明时，沈先生曾拉他来谈过“小说和戏剧”。金岳霖先生也来过，谈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金先生是搞哲学的，主要是搞逻辑的，但是读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江湖奇侠传》。“小说和哲学”这题目是沈先生给他出的。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他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也不是哲学。他谈到兴浓处，忽然停下来，说：“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说着把右手从后脖领伸进去，捉出了一只跳蚤，甚为得意。有人问金先生为什么搞逻辑，金先生说：“我觉得它很好玩！”
沈先生在生活上极不讲究。他进城没有正经吃过饭，大都是在文林街二十号对面一家小米线铺吃一碗米线。有时加一个西红柿，打一个鸡蛋。有一次我和他上街闲逛，到玉溪街，他在一个米线摊上要了一盘凉鸡，还到附近茶馆里借了一个盖碗，打了一碗酒。他用盖碗盖子喝了一点，其余的都叫我一个人喝了。
沈先生在西南联大是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六年。一晃，四十多年了！
写于一九八六年一月二日上午 选自汪曾祺《人间草木》
丰子恺，是中国现代受人敬仰的漫画家，散文家。他的绘画，文章在几十年沧桑风雨中保持一贯的风格：雍容恬静，其漫画更是脍炙人口。丰先生作品流传极广，失散也很多，就是结集出版的五十余种画册也大多绝迹于市场，给读者带来极大遗憾。在丰子恺先生的作品中，漫画恐怕是最为著名的了。往往是寥寥几笔，就勾画出一个意境，比如《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几个茶杯，一卷帘笼，便是十分心情。丰先生的许多漫画，都是以儿童作为题材的，例如《阿宝赤膊》，《你给我削瓜，我给你打扇》和《会议》，《我的儿子》。读丰先生的儿童漫画，让我们这些所谓的成人都觉得惭愧。什么时候，我们这个世界，能少一些欺诈，多一些执着，多一些自然，多一些淡泊。
如果要想在现代找寻陶渊明，王维那样的人物，那么，就该是丰子恺了吧。他被人认为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他多才多艺，会弹钢琴、作漫画、写随笔，而他艺术家的真率，对于万物丰富的爱，和他的气品、气骨，都使得他在庞杂诈伪的海派文人之中，有鹤立鸡群之感。
你若爱，生活哪里都可爱。你若恨，生活哪里都可恨。你若感恩，处处可感恩。你若成长，事事可成长。不是世界选择了你，是你选择了这个世界。既然无处可躲，不如傻乐。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既然没有净土，不如静心。既然没有如愿，不如释然。
——丰子恺《豁然开朗》
心小了，所有的小事就大了；心大了，所有的大事都小了；看淡世事沧桑，内心安然无恙。——丰子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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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儒辜鸿铭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何许人也？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９种语言，获１３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字汤生。１８５７年７月１８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国的炮舰１８４０年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指导下, 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完成学业后, 辜鸿铭听从当时在新加坡的语言大家马建忠的劝说, 埋头研究中华文化, 并回到祖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
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他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在轮船上用纯正的德语挖苦一群德国人。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同时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在那样的时候，他还嘴硬，叫西方为“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 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 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 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
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当时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当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常对辜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辜顿时语塞，无以自遣。实际上，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那种不幸辜鸿铭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他学在西洋，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民国建立后, 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 穿旧服, 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 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揭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一个秘密埋藏28年 1958年8月的一天，时任二机部(核工业部) 副部长的钱三强，对一个34岁的青年人说：中国要放一个大炮仗，要调你去参加这项工作。
自从邓稼先从钱三强的办公室出来后，心里非常明白，从今以后，他必须隐姓埋名，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作报告，不能出国，不能随便与人交往，不能说自己在那里，更不能说在干什么，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
对于一个保持着儿时天性的人来说，相当一段时间里，他有种被束缚的感觉，但是新中国需要原子弹以壮国威。因此，回到家他对妻子说，做这件事，他死而无憾。
这个大炮仗，指的就是原子弹。而这个青年人接到钱三强交与的任务后，就开始消失在亲戚朋友的视线里，开始了长达28年的隐姓埋名。甚至连他的妻子，都不知道他在哪里工作，每天都在做什么。同时，这个人，也和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以至于中国整个从无到有的核武器的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直到1986年6月的一天，他的名字突然同时出现在全国各大媒体的报道中。一个埋藏了28年的秘密，也随之浮出水面。这个人就是：邓稼先。
作为同行，杨振宁无法想象，没有外国人的帮助，年轻的新中国需要付出多大的艰辛才能让中国原子弹、氢弹的巨响震撼全球。
邓稼先，1924年出生，汉族，安徽省怀宁县人；我国杰出的科学家，中国的“两弹”元勋；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及氢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奠基者和领导者之
一。在中国一共进行的45次核试验中，邓稼先参加过32次，其中有15次都由他亲自现场指挥。
28年的默默无闻，换来的是中国在世界上响当当的核大国地位。这一声声巨响的后面，隐藏着不为人知的艰辛？对于这些，有一个人，很清楚却又不太明白。他就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
杨振宁是邓稼先的挚友，两人从小就情同手足，并且都在美国留学学习物理，成绩都非常优异，毕业后邓稼先随即回到了祖国。
杨振宁并不知道在他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后的一年开始，邓稼先就在中国西北的大漠深处里风餐露宿着，用最原始的办法探寻着原子弹的奥秘。
1971年，杨振宁首次回国访问，在周总理的安排下和二十年杳无音信的挚友邓稼先见了面，杨振宁返程上飞机的时候，向邓稼先问了一句话：听说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研制有美国人的参与，是这样么？邓稼先听了后笑笑，不置可否，只说了句：你先上飞机，我回头再告诉你。
作为同行，杨振宁无法想象，没有外国人的帮助，年轻的新中国需要付出多大的艰辛才能让中国原子弹、氢弹的巨响震撼全球。
完美囚徒昂山素季
在这块土地上，女性党魁、女性总理、女性反对领袖等前后相望，妇女在东南亚南亚的大地扮演着全球其他国家都不曾有的角色。弱质的妇女，酷而悍的政治，这是一种奇特怪诞的配对，但也就在这奇特怪诞中，反而更衬托出这些国家道路的坎坷，以及她们和国家民族以及自身命运之间搏斗的艰辛。她们每个人都是一首史诗，缅甸的昂山素季则是史诗中的史诗。
昂山素季在缅甸被软禁的时间已经持续超过20年。她本可以抛弃理想，选择自由，但她选择了坚持理想；她本可以放弃斗争，选择回归美好幸福的家庭，世外桃源般的生活，但她选择放弃生活。血管里奔流的血液使得她在偶然遭遇缅甸政治之后即就此坚守22年，没有退缩，更没有离开。其坚毅的精神和纯净的形象，更使她成为缅甸人民面对未来的希望所在。 昂山素姬（AungSanSuuKyi ）：1945年出生，缅甸政治家，1991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昂山素姬是领导缅甸独立的民族英雄昂山将军的女儿。在她两岁的时候，父亲遇刺身亡，她在母亲的抚养下成为牛津大学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学士，毕业后留校任职，并任职于联合国、不丹外交部等处，在缅甸以外的国家生活了28年。
在1991年，她获授予“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SakharovPrizeforFreedomofThoug ht ），随后更多的奖章接踵而至，把她推上全球偶像的高度。
1971年与研究西藏文化的英国学者、牛津大学教授迈克·阿里斯（Michael Aris ）订婚，之后加入英国籍。
1972年，昂山素姬与迈克·阿里斯结婚。婚后的15年间，表面昂山素季随阿里斯在牛津静静地过日子，照顾家庭、相夫教子、陪伴两个孩子成长，实际上经常跟流亡的缅甸异见人士接触，也经常对缅甸的政治现状表现出不满。
1988年3月，昂山素季以其母中风病危为由，在美国民主基金会的支援下，回到仰光以照顾中风病危的母亲为名义，暗地煽动百姓发动反抗军政府示威，遭到军队和警察的残酷镇压，共有两百多名无辜民众死难，举国弥漫着恐怖气氛。很多受害者、激进分子和退役高级军官，要求她出来直接领导反抗运动。此后昂山素季要求恢复缅甸国籍。
早于1970年代，两人在牛津订下婚姻盟誓前，研究西藏文化的英国学者迈克·阿里斯已经知道，有一天 命运会叫他们在家与国之间作出抉择。他清楚知道，眼前这个容颜清
丽的妻子绝非一般缅甸女子，她体内流着的是缅甸独立运动领袖昂山的血，生来就跟国家人民扣连一起。她内心明白，当人民需要她，她必会毫不犹豫付出自己。 婚后十多年，她随他在牛津静静过日子，照顾家庭，让他专心学术研究，那是他们婚姻中最美好祥和的时光。直至1988年3月，昂山素姬以母亲中风病危为由，匆匆告别丈夫与两个儿子，赶返缅甸侍母，想不到此一去，却是夫妻天涯断肠之始。此后，阿里斯多次要求到缅甸探妻，均遭到军政府拒绝。几经争取，几年间两人只短暂会面五次。
夫妻最后的相聚是在1995年底，可是此后他便不再获准进入缅甸。1999年3月，阿里斯因癌症在牛津逝世，在军政府多番阻挠下，昂山素姬最终也无法赴英奔丧。
“我永远不会站在你和你的祖国之间。”当年阿里斯这句爱的承诺，最后通过死亡来体现。他的爱，是别在昂山素姬发上的那朵白花，素净而坚贞。而今，则化作她孤独长路上的一盏温柔的灯，静静为她照亮前路。
昂山素季得知丈夫去世的消息，悲痛欲绝。军政权催促她去英国，与两个儿子团聚。但是，昂山素姬知道，自己一旦离开祖国，就再也不能回来了。她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家庭的分离，是我争取一个自由的缅甸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之一。”
2005年6月19日：全球14个国家爆发反缅甸示威，要求释放昂山素季因为这一天是她60岁的生日。Damien Rice的这首Unplayed Piano也创作于此。据说被软禁期间，昂山素季没有消沉。她的生活十分规律，阅读诗歌、散文，学习法语和日语。她爱听摇滚乐，美国摇滚乐队“感激的死者”是她最喜欢的一支摇滚乐队。她还经常在夜里独自弹奏钢琴曲，但是她的钢琴坏掉之后想修复却受到了层层的阻挠。这也是damien 这首歌歌名《unplayed piano》的来源。
绝望锻炼了我：朴槿惠自传
朴槿惠的一生跌宕起伏，既有父母遇刺身亡的悲情身世，又有崛起为政坛巨头的华丽转身。朴槿惠1952年2月出生于庆尚北道大邱市。1961年，其父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并于1963年出任韩国总统。朴槿惠从1964年开始在青瓦台生活。1970年，朴槿惠考入西江大学电子工程系。大学毕业后，朴槿惠于1974年初赴法国留学，而就在同年8月15日，她的母亲陆英修在光复节庆祝仪式上被“朝鲜间谍”枪击身亡，当时22岁的朴槿惠紧急回国，并代替母亲扮演起“第一夫人”角色，她不仅陪同父亲走访韩国企业，还一起进行地方视察。每天早晨，朴槿惠给父亲读报，就主要问题询问朴正熙的想法，也发表自己的意见。朴槿惠曾回忆称：“那时的历练对我未来从政打下坚实基础，是破茧成蝶的事情。”
绝望锻炼了我:朴槿惠自传》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写青少年时期与父母共度的时光。第二部分写母亲遭到暗杀后代理“第一夫人”角色的经历。第三部分写父亲遭到枪杀后，搬离总统府邸、远离公众视线的隐居生活。第四部分写韩国经济危机后重返政坛之路。第五部分写外交生涯，包括对中国部分地区的印象和与中国领导人的交往。 本书为韩国首位女总统朴槿惠唯一亲笔自传。在书中，朴槿惠以最平实的笔触，娓娓道出她的过往人生，处处可见她对父母的追慕与怀念之情、对韩国人民怀抱的使命感，以及历经大起大落后的省思与坚韧。全书自朴槿惠的少女时代始，描述了总统府青瓦台中的“第一家庭”如何过着寻常的生活。母亲遇刺后，朴槿惠担当起“第一夫人”的角色，其间得以了解政治的基本议题和国家的基本状况。父亲也遭暗杀后，她与弟妹黯然离开青瓦台。面对种种不堪现实与外界批判，她对人性和权力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决心远离政治。1997年韩国陷入经济萧条，朴槿惠眼见民生多艰、国家危殆，毅然重返政坛。书中详细描写了在加入大国家党之后，朴槿惠如何以原则和信念立身，带领大国家党踏上破除陈年积弊、夺取国会议席的征程。本书特别收录朴槿惠当选总统后写给中国读者的亲笔信，以及独家大量图片，是一本与死神擦肩而过后的感恩、诚挚之作。
南非为曼德拉举行国葬，全国降半旗。12月15日上午，国葬仪式在库努村举行。
1962年8月，在美国中情局的帮助之下，曼德拉被南非种族隔离政权逮捕入狱，当时政府以“煽动”罪和“非法越境”罪判处曼德拉5年监禁，自此，曼德拉开始了他长达27年的“监狱生涯”。
被判处无期徒刑，离开法院时，拳头伸出囚车[3]
1962年10月15日，曼德拉被关押到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在那里，曼德拉为了争取自身利益而遭到单独关押，关押时间一日长达23小时，每天只有上午和下午各半个小时的活动时间。在单独关押室中没有自然光线，没有任何书写物品，一切与外部隔绝。最终，曼德拉放弃了自己的一些权利，他希望能够与他人交流。
1964年6月，南非政府以“企图以暴力推翻政府”罪判处正在服刑的曼德拉终生监禁，当年他被转移到罗本岛上。罗本岛是1960年代中期到1991年那段时间内南非最大的秘密监狱，岛上曾关押过大批黑人政治犯。曼德拉在罗本岛的狱室只有4.5平方米，在这里他受到了非人的待遇。罗本岛上的囚犯被狱卒们逼迫到岛上的采石场做苦工。在岛上，曼德拉希望监狱方面同意他在监狱的院子里开辟出一块菜园，监狱方面多次拒绝，但是最终还是同意了曼德拉的要求。在岛上，曼德拉依然坚持着身体锻炼，例如在牢房中跑步，做俯卧撑进行锻炼。
1982年，曼德拉离开了罗本岛，他被转移到波尔斯摩尔监狱。自此，曼德拉结束了自己在罗本岛长达18年的囚禁。他在这里也开辟了一片菜园，并且种了将近900株植物。
泰戈尔经典语录全集
2011-12-02 22:26海鸣月 | 分类：小说 | 浏览15578次 分享到：
2011-12-03 09:37
提问者采纳
泰戈尔曰：我们看错了世界，却反过来说世界欺骗了我们。
泰戈尔曰：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泰戈尔曰：生当如夏花之绚丽，死当如秋叶之静美。
泰戈尔曰：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泰戈尔曰：你若爱她，让你的爱像阳光一样包围她，并且给她自由。
泰戈尔曰：你微微地笑着，不同我说什么话。而我觉得，为了这个，我已等待得久了。
泰戈尔曰：不知节制的爱不能持久。它像溢出杯盏的酒浆的泡沫，转瞬便化为乌有。
泰戈尔曰：在人生的道路上, 所有的人并不站在同一个场所——有的在山前, 有的在海边, 有的在平原；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着不动, 所有的人都得朝前走。
泰戈尔曰：可能”问“不可能”道： “你住在什么地方呢？” 它回答道：“在那无能为力者的梦境里。”
泰戈尔曰：青春是没有经验和任性的。
泰戈尔曰：人生虽只有几十春秋，但它决不是梦一般的幻灭，而是有着无穷可歌可颂的深长意义的；附和真理，生命便会得到永生。
泰戈尔曰：这寡独的黄昏，幕着雾与雨，我在我的心的孤寂里，感觉到它的叹息。
泰戈尔曰：世界以它的痛苦同我接吻，而要求歌声做报酬。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泰戈尔因《吉檀迦利》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泰戈尔得奖之前 ，瑞典科学院是经过一番争论的。当时瑞典诗人瓦尔纳-冯·海登斯塔姆大力推荐：“我读了这些诗歌，深受感动。我不记得过去二十多年我是否读过如此优美的抒情诗歌，我从中真不知道得到多么久远的享受，仿佛我正在饮着一股清凉而新鲜的泉水。在它们的每一思想和感情所显示的炽热和爱的纯洁性中，心灵的清澈，风格的优美和自然的激情，所有这一切都水乳交融，揭示出一种完整的、深刻的、罕见的精神美。他的作品没有争执、尖锐的东西，没有伪善、高傲或低卑。如果任何时候诗人能够拥有这些品质，那么他就有权得到诺贝尔奖金。他就是这位泰戈尔诗人。”泰戈尔获奖时，冰岛小说家拉克斯奈斯才十五岁，这位到了一九五五年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作家，追述当年泰戈尔的影响道：“这个奇异的、细腻的和遥远的声音立即进入了我年轻的精神耳朵的深处。从那时起，我时时刻刻在自己心灵的深处体会它的存在。
地球上唯一让所有人都爱的女人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曾说，我帮德蕾莎修女提鞋都不配
德蕾莎修女生于1910年8月26日，12岁时，她立志当修女。19岁时她进入修道院，被命名为德蕾莎修女。后来她被派往印度。
德蕾莎修女18岁就来到印度，之后就再没有离开那里。1952年夏，为穷人找到爱与尊严，她在印度加尔各答建立“垂死者之家”。
一个18岁的姑娘，自己都居无定所，而她每天做的事，就是推着小车在垃圾堆里、水沟里、教堂门口、公共建筑的台阶上，去拣回那些奄奄一息的病人、被遗弃的婴孩、垂死的老人，然后到处去找吃的喂他们，找药给他们治病，求医生来帮助他们……
许多人亲眼看见德蕾莎修女从水沟里抱起被蛆吃掉一条腿的乞丐，看见她把额头贴在濒死的病人的脸上，看见她从一条狗的嘴里抢下还在哭叫的婴儿，看见她把爱滋病患者紧紧地搂在怀里，告诉他：耶稣爱你，他在天上等你……1979年，德蕾莎修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她身穿一件只值一美元的印度纱丽走上了领奖台。不论是和总统会面还是服侍穷人，她都穿着这件衣服，她没有别的衣服。台下坐着珠光宝气、身份显赫的贵人，她视而不见，她的眼中只有穷人。台下立刻鸦雀无声。
“这个荣誉，我个人不配，我是代表世界上所有的穷人、病人和孤独的人来领奖的，因为我相信，你们愿意借着颁奖给我，而承认穷人也有尊严。”德蕾莎修女这样说。以穷人的名义领奖，是因为她一生都以穷人的名义活着。
当她知道诺贝尔奖颁奖大会的宴席要花7000美金时，她恳求大会主席取消宴席，她说：“你们用这些钱只宴请135人，而这笔钱够15000人吃一天。”宴会被取消了，修女拿到这笔钱，同时还拿到了40万瑞币的捐款。那个被所有人仰慕的诺贝尔奖牌也被她卖掉了，所得售款连同奖金全部献给了穷人。对她来说，那些奖牌如果不变成钱为穷人服务就一钱不值。
从1928年德蕾莎修女只身到印度到1980年，她的同工超过了13.9万，分布于全世界。她的同工没有任何待遇，连证件都没有，他们不需要这些东西，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牺牲和奉献。
她创建的仁爱传教修女会有4亿多美金的资产。但是，她一生却坚守贫困，她住的地方只有两样电器：电灯和电话。她的全部财产是一尊耶稣像、3套衣服、一双凉鞋。她努力要使自己成为穷人，为了服务最穷的人，她的修士、修女们都要把自己变成穷人，只有如此，被他们服务的穷人才会感到尊严。在她看来，给予爱和尊严比给予食物和衣服更为重要。 她在全世界的127个国家有600多个分支机构，她用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率在全世界发展慈善机构，仅在1960年一年内，她就在印度建起了26所收容中心和儿童之家。 但是她的总部只有两个修女和一台老式打字机。她的办公室里只有一个桌子，一把椅子，她接待全世界的来访者总是在她的工作岗位上：平民窟、弃婴院、临终医院、麻风病院、收容院、爱滋病收容所……在她那里服务的有银行家、大企业家、政治家、大学生、演员、模特、富家小姐、美国加州州长……
台湾大学校长李家同也千里迢迢去那里，做了他一辈子没有做过的事情：洗碗、给病人穿衣服、喂水喂饭、洗衣服、送药、搬运尸体……之后，他写道：“现在我才知道，我一直在躲避着人类的真正穷困和不幸，其实我从来没有真正爱过。
后来南斯拉夫爆发科索沃内战，德蕾莎去问负责战争的指挥官，说战区里的妇女儿童都逃不出来，指挥官跟她这样讲：“修女啊，我想停火，对方不停啊，没有办法。”德蕾莎说：“那么，只好我去了！”德蕾莎走进战区，双方一听说德蕾莎修女在战区，双方立刻停火，当她把战区里的妇女儿童带出后，两边又打起来了。
这个消息后来传到了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听到这则消息赞叹道：这件事连我也
做不到。之前，联合国曾调停了好几次，南斯拉夫的内战始终没有停火，德蕾莎走进去之后双方却能立刻自动停火，可见德蕾莎的人格魅力。德蕾莎在印度逝世后，她的祖国塞尔维亚希望她能回国归葬，印度总理特意为此打电话给塞尔维亚领导人，让她安葬在印度，后来塞尔维亚同意把她安葬在印度。她的去世，被印度人视作“失去了母亲”。印度总理说：她是少有的慈悲天使，是光明和希望的象征，她抹去了千千万万人苦难的眼泪，她给印度带来了巨大的荣誉。印度为德蕾莎举行了国葬。出殡那天，她身上覆盖的是印度国旗，就在她的遗体被12个印度人抬起来时，在场的印度人全部下跪，包括当时的印度总理。遗体抬过大街时，大街两旁大楼上的印度人全下楼来，跪在地上，向这位爱的天使表达最高的敬意。
像塔莎奶奶一样优雅的老去 塔莎奶奶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个梦想。
在15岁的时候毅然的放弃了学校的学业，开始了自给自足的农业生活，并且开始给小朋友画图画的生涯。也是她选择一生的生活方式的开始。1938年23岁的她结婚了并养育了四个孩子，可是在46岁的时候选择了离婚。但是从23岁发表了处女作后，就一发不可收拾的作出了80册以上的绘画作品，并获奖无数，深深的影响了无数孩子们的梦想生活。
57岁的时候，开始构想营造更广阔的庭院结构，搬家至美国东部一个小镇，并拥有了30万坪的土地，从此开始了愉快惬意的田园生活方式。她的家里装饰构造全部是18世纪风格，很佩服的是她的能干和对生活的热爱。自己除了画画写书，种花种草种果树，还做很多的手工，纺线织布，做玩偶，用山羊奶做奶酪，做面包做果酱。。。。。。和心爱的狗，鸟一起生活。
美丽优雅的塔莎奶奶于2008年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92岁
很多人认为，她可以有更好的生活，父亲是优秀的飞机与游艇的设计师兼制造者，母亲是肖像画家，出入家里的客人，是爱默生、马克·吐温、爱因斯坦等当时极具代表性的人物。而在她看来，最好的生活，是在乡下的农庄里。
她就像是被上世纪的灵魂附体的遗少，在学校里穿复古的衣服，不剪头发，缝玩偶的衣服，执拗地对抗嘲笑。她的志向堪称远大：开农场，养奶牛，为此，15岁就辍学了，对务农的兴趣也与日俱增。她坚定地认为：带着自信朝着梦想前进，只要努力实现自己想要的人生，总有一天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成功。
婚后，她说服丈夫搬到了雷丁农场，那是个缺水少电的老式农场，一切全靠人力。他们养了数量众多的牛、鹅、鸭和鸡。此时，她展露出卓越的绘画才能，出版了第一本儿
童绘本《南瓜月光》。没有水电，每日要步行很远到井边挑水，日子过得相当艰辛，但她很享受这种生活，在花园里种满了各种蔬菜和花草。她以古法制作面包，用被炉火加热过的熨斗熨衣服，家人穿的衣服也是她用自家种的亚麻纺线织布，再亲手裁剪缝制的。在她的悉心经营下，日子过得饶有趣味。她还是一个非常勤恳负责的母亲，即使再忙也会腾出时间和孩子们一起玩耍，教他们应有的礼节，学习各种农活、家事。她亲手做了许多栩栩如生的玩偶，并自创了一个“麻雀邮局”，让孩子们通过这个邮局与玩偶通信。孩子读小学时，他们还一起创办了一个木偶剧团，到附近城镇巡回表演。
她还想到更遥远更偏僻的农村去，丈夫却忍受不了简朴艰难的农耕生活，1961年，在携手度过了23年后，他们离婚了。对她而言，自力更生的田园生活是她很早以前就已选定的生活方式，繁重的农活、琐碎的家务并不意味着负担，而是个人人生价值的体现与兴趣所在。粗砺的环境让她变得越来越强壮，同时，为了抚养四个孩子，她更加努力地工作，10年画了20本书，1971年出版的绘本《柯基村集市》让她获得了“女王终身成就奖”。她就像她所欣赏的19世纪初的乡村人一样，为了想要的生活而努力工作，从不怨天尤人。
1971年，56岁的她终于迁居到了魂牵梦萦的佛蒙特荒野。在这里，她真正由零开始，花了30年建造了属于自己的19世纪风格的农庄。
她，就是塔莎·杜朵。
“只有年少时拥有年轻，是件可怕的事。”随着年龄增长，塔莎更懂得用童心享受事物的乐趣：她建造了花园，蔷薇、郁金香、山茶花……7月，池塘里遍布盛开的睡莲，摘下一两朵放进脸盆; 院子里随处可见累累的果实，访客到来，去采摘洋李、莓果还有装满围裙的豆子; 亲手缝制的拼布衬裙陪伴她度过寒冬，触摸手织布的纹理，无论哪一条线都能让人感受到织布时指尖的温暖; 她能烹饪出最美味的食品，于旁人费时费力的柴炉，成了她深谙诀窍的不二法宝; 雪地里，她最爱鸟儿的足迹，这对她而言如同精致的蕾丝花纹; 挤完羊奶，回到屋里抱着爱犬，感受它身上的暖意……
“用知足的心来生活”，是塔莎用细微生活传递的意境。她老了，却依然有撼动人心的美丽容颜，这来源于内心的丰饶。孩子们曾问她，你的一生肯定很辛苦吧? 她回答，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一直都以度假的心情度过每天、每分、每秒。”
塔莎始终把握自己的步调，由个体极致推展的美好生活，延伸出我们渴求简单的避世蓝图。原来，时光可以优雅地老去，一切都可以这样美好。
《瓦尔登湖》 梭罗
这本书在1854年出世时是寂寞的，它不仅没有引起大众的注意，甚至连一些本来应该亲近它的人也不理解，对之冷落甚或讥评。它永远不会引起轰动和喧嚣
《瓦尔登湖》出版于1854年8月9日。
梭罗的生平简单却耐人寻味。1817年7月12日梭罗生于康科德城；183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838回到家乡，执教两年。他于1841年住到了大作家、思想家爱默生的家里，当门徒，又当助手，并开始尝试写作。1845年3月，他向《小妇人》的作者阿尔柯特借了一柄斧头，就孤身一人，跑进了无人居住的瓦尔登湖边的山林中，自己砍材，在瓦尔登湖畔建造了一个小木屋，并在小木屋住了两年零两个月又两天的时间。来到瓦尔登湖畔之后，他认为找到了一种理想的生活模式。
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梭罗自食其力，他在小木屋周围种豆、萝卜、玉米和马铃薯。完全靠自己的双手过了一段原始简朴的生活。1847年才回到康科德城。1848年他又住在爱默生家里。此后他患了肺病，于1862年病逝于康科德城，年仅45岁。
梭罗短暂的一生中，他试图鼓励人们要简化生活，将时间腾出来来深入生命，品味人生。他通过自己的生活实验，告诉世人不要被繁纷复杂的生活所迷惑，从而失去了生活的方向和意义。他认为：假如人们能过宇宙法则规定的简朴生活，就不会有那么的焦虑来扰乱内心的宁静。
一
想为一本寂寞的书打破一点寂寞，此愿巳久，这本书就是梭罗的《瓦尔登湖》。 这本书在1854年出世时是寂寞的，它不仅没有引起大众的注意，甚至连一些本来应该亲近它的人也不理解，对之冷落甚或讥评。它永远不会引起轰动和喧嚣，在它成为一部世界名著之后它也仍然是寂寞的，它的读者虽然比较固定，但始终不会很多，而这些读者大概也是心底深处寂寞的人，而就连这些寂寞的人大概也只有在寂寞的时候读它才悟出深味，就像徐迟先生所说，在繁忙的白昼他有时会将信将疑，觉得它并没有什么好处，直到黄昏，心情渐渐寂寞和恬静下来，才觉得“语语惊人，字字闪光，沁人肺腑，动我衷肠”，而到夜深万籁俱寂之时，就更为之神往了。
那么，为何要扰它？扰这寂寞？
二
梭罗是个法国血统的美国人，只活了四十五岁。他的挚友，年长他十四岁的爱默森在他死后曾对其人格特征作过一番栩栩如生的描述：梭罗喜欢走路，并认为走路比乘车快，因为乘车你要先挣够了车费才能成行。再说，假如你不仅把到达的地方，而且把旅途本身当成目的呢？但他几乎一辈子没有走出过他的家乡——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及其附近的山水。他觉得他家乡那块地方包含着整个世界，他是能从一片叶子就看出春夏秋
冬的人，他家乡的地图就在他的心里，那地图自然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不是固定的，而是活动的，云会从它们那儿带走一些东西，风又会把它们送来。
他曾在美国最好的大学（哈佛）受过教育，他也曾到当时荒凉的瓦尔登湖边隐居，像一个原始人那样简单地生活，他想试试一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能够简单到什么程度，想试试用自己的手能做些什么，他用很短的时间就动手造好了一个颇能遮风蔽雨的小木屋，这说明住房困难其实不难解决，即使胼手胝足用最原始的方式。如果我们现在变得这么难，那一定是在什么地方出了点问题。他曾经试制过一种新型铅笔，可是，在这铅笔真的可以为他带来利益时，他却又不想干这营生了。试制成功了对他来说就等于说事情干完了，大量生产而牟利并不是他的事。他生前也出了几本书，当时都并不引人注目，他遗下的日记却有三十九卷之多，里面自然有一些人们不感兴趣的东西。不过，他这个人确实挺有点意思，还有他那个湖。
三
梭罗性格中最吸引我们的可能就是那种与我们的性格最不同的东西，就是他整个人的独特性。他也许比别人更多地逃脱了概括，逃脱了归类。梭罗生活得有时像个隐士，他可能时常觉得那山、那水比那人更与他相投，山川草木均是他的密友，甚至他的一个朋友也说他:“我爱亨利，但无法喜欢他，我决不会想到挽着他的手臂，正如我决不会想去挽着一棵榆树的枝子一样。”
真的，他生活得像一棵树——我们可以从树的全部意义上去理解这句话:它的伞样的形状，它不断迸发的枝条、它的蓬勃向上、它的扎进土壤深处的根须和承受阳光雨露的绿叶，尤其是它的独立支持和独立性，对于梭罗，我们可以像惠特曼一样说：
在路易斯安那我看见一棵活着的橡树正在生长，
它孤独地站立着，有些青苔从树枝上垂下来，
那里没有一个同类，它独自生长着，
发出许多苍绿黝碧的快乐的叶子。
然而，我们还是可以说，这树又不是孤独的，寂寞的、与世隔绝的。它与世界的联系和作用是通过它隐秘而深刻的根须、通过大地进行的。通过大地，它不仅和它的同类——其他的树木联系着，也和青草、鲜花、阳光、雨露和整个大自然联系着。联系干吗非要互相蹭在一起？“人的价值并不在他的皮肤上，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碰皮肤。”不
要模仿，而是表现你自己的独特性吧，你才配得上你的称号——人，你才可能和其他人发生一种真正的联系，才可能和真正伟大的大全和唯一发生一种联系。
四
世界上有多少个窗口，就有多少种生活，所以，命题小说虽然难做，以“窗口”命题倒还不失为一个补救办法，就像前不久有人试过的。我们在大街上闲逛，特别是新到一个地方，有时会对某些窗口发生好奇：那里面在进行着什么呢？他们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呢？想来会和我们有些不同。有的窗口对这种好奇心是敞开和欢迎的，有的窗口则在黑黑的帷幕下摆出一副莫测高深的面孔。
这是站在窗外，调换一下，站在某个临街的窗口里面，我们有时也会注意底下熙熙攘攘的人群，凝视着某个我们感兴趣的面孔，他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有时我们自己的生活过腻味了，我们更想知道和我们自己的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定还有另一些人，他们过的是另外一种生活——比方在契诃夫的小说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种想法变成了一种渴望、一种非常感人的东西——这正是契诃夫魅力的一个秘密。也许，正是这一种渴望和好奇，提供了我们第一节提出的问题的部分答案。
梭罗在《瓦尔登湖》中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追求完美的艺术家，有一天他想做一根手杖，他想，凡是完美的作品，其中时间是不存在的，因此他自言自语，哪怕我一生中不再做任何其它的事情，也要把它做得十全十美。他一心一意，锲而不舍，目不他视、心无他想，坚定而又高度虔诚，在这整个工作过程中，他的同伴逐渐离开了他，都死去了，而他在不知不觉中却保持着青春，最后当手杖完成时，它突然辉煌无比，成了梵天世界中最美丽的一件作品。
做好一件事——这就是他告诉我们的。专心致志于你所做的事——这就是他告诉我们的。为什么要急于成功？如果一个人跟不上他的伙伴，那也许是因为他听到的是生命的另一种鼓点，遵循的是生活的另一种节拍。
人啊，不要用世俗的成功的眼光来看待每一个人吧。而你却要专心致志做好你要做的事——一辈子也许只是一件事。
而这就要使你的心灵单纯。生活越简单，宇宙的规律也就越简单，你要去弄清那些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这往往是大自然慷慨提供给每一个人的。不要以复杂的方式来解决简单的问题，不要以多余的钱和精力去购买多余的东西。
五
读《瓦尔登湖》中梭罗的流水帐就像读一首诗。他计算了自己造那间小木屋的支出，总共是花了28块1毛2分5；他也计算了他在一段隐居期间的饮食费用及其他支出，得出了收支相抵后的差额。我觉得，读这些看来枯燥的数字就像读一首诗。梭罗的手不仅拿笔，也拿斧子，梭罗的眼睛不仅看书，也看绿树、青草、落日和闪动着波光的湖水。他的脑子自然也在思考，是在接近思维之根的地方思考，在那里大概也埋着感觉之根、情感之根。
梭罗认为：美的趣味最好在露天培养，再没有比自由地欣赏广阔的地平线的人更快活的了。说梭罗是“大自然的挚爱者”也许还不够，他常常和大自然融为一体，他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他踏在地上的脚印常常是深的，那意示着一个负重者。他不把花从枝子上摘下来，但把汗洒进土里。
在不丹，每一个人都是谷歌
冯仑 在不丹，每一个人都是谷歌
不丹王国被外界描绘成一个国民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对此我一直特别好奇。
2009年我和马云等几个朋友花了5天时间专程到不丹王国去考察了解，找寻幸福的踪迹。
我们拜访了不丹王国的国师（第五任不丹王国国王的老师），一位穿着民族服装，手提电脑的现代学者，毕业于牛津大学，是一名哲学博士。不丹传统文化的神秘气息与西方文化的现代气息，同时并存于这位长者的气质中，给人一种很特殊的磁场，吸引你去深入与之探讨。在不丹王国，国师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国家发展委员会主任，相当于副首相，同时兼任很多其他高级职务。他的学生，即现任不丹王国的国王，毕业于剑桥大学。
那次拜访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师专门给我们作了一个报告，专题研究《国民幸福指数与国家的生存环境》，主要讲述经济发展和社会价值观与国民情感、文化、环境等如何保持平衡。
国师的研究报告让我们这些拜访者兴奋异常，因为它运用西方社会学的先进方法，以不丹国民为研究对象，通过大量的实证、数据、实验，搜集、分析而得出一些有效的、可量化、可支撑的幸福指数模型。譬如，一个人在一个月内如果生气达26次以上，就会感觉不幸福。我们也一直在研究幸福问题，但缺乏量化数据的支撑和数学模型的界定。如何能通过一系列的数据体系来量化和界定？这个话题非常有意思。
经济发展是不是必然带来幸福？这一直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经济学伦理问题，更是一个哲学问题。一开始我们都投赞成票，认为经济发展必然带来幸福，但我们同时也坚持认为，经济发展还要兼顾到周边环境、道德伦理、文化传承，以
及最重要的发展目标——国民的幸福感。
不丹王国是一个拥有73万人口的小国，人均GDP2000美元。这个国家大部分是农业人口，大多都吃素，主要吃辣椒和咸菜，整个国家也只有几架飞机，物质生活条件较差。但不丹非常重视他们的文化，更强调文化的独立性，认为自己的国家太小，一旦开放，可能很快会被外来文化吞没。为了保证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不丹王国能在发展中延续自己的文化，他们不主张广泛外交，甚至对文化交流、旅游观光都有所节制。不丹谢绝背包客，每年最多接待三五千名客人，且每人每天要缴纳两百美元的旅费。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强调环保优先，可持续、渐进式地发展经济。因此，不丹王国可能算是一个极端，物质生活有些匮乏，精神文化却留存完好。
不丹还有个独特之处，他们的公务员都非常优秀，我见到一个电视制作人，是美国伯克利学院的硕士，他告诉我不丹有1900位公务员，60%在国际名校进修过。正因如此，他们采用的这套数据化的管理体系，公务员团队就能领会执行。他们还有一个专门委员会，相当于我们的精神文明办公室，负责督导各部门贯彻执行，定期评估指标达成情况。执行团队成员大部分也在国外受过高等教育，非常懂得如何落实这套方法。这些对不丹王国都是不可估量的财富。
不丹王国是一个宗教国家，民族比较单一，国民一直生活在宗教氛围中。所有出国留学的人没有滞留的，即便贫穷却基本都回来了。我很好奇，就去问询制片人，他跟我讲，原因在于 “有方向感”，西方很好，可是人不知道往哪儿去，没有方向感；但是一回到不丹，“我看见经幡，看见寺庙，看见僧人，我就知道我在哪儿，
要去哪儿，会怎么样”。他还说了一句话，至今让我记忆犹新，“我们在不丹不需要谷歌，每一个人都是谷歌，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要去的方向”。
在僧人比士兵多的不丹王国，安贫而乐道，却人人都有方向感，我很感动。当今社会很多人感到焦虑浮躁，容易失去方向感。“方向感”这三个字一直在我心里萦绕。
有幸，国师还邀请我们一起去他家做客，进去后的心理落差让我们惊讶不已。看着极其简陋的家具和陈设，国师说：我们的人民都是这样，我们的生活水平是比较平均的。以前我曾研究过实现幸福的两种方式，一是管理好欲望，二是增加满足欲望的手段，也就是通过降低物质层面的欲望，增加精神层面和对未来世界的预期。 而在现代社会中，我们通过科技、权力、军队、金钱等途径寻找满足欲望的手段，可是这种满足是阶段性的，难以持久。比如口渴了，买了一瓶水喝，满足了；但是我又想喝可乐了，喝完可乐我又想吃冰激凌了。实际上，通过权力、金钱等手段满足的欲望，永远落后于欲望本身，满足只是瞬间，不足才是永远。
现在去不丹王国的国人越来越多，每个人回来都或多或少找到了内心充盈幸福的感觉。其实，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内心平静和渴求幸福是人们共同的追求。不丹王国偏重于运用合理管理欲望的方式而非一味发展满足欲望的手段来达到精神与物质的平衡，而当下看上去似乎很难慢下来的中国，用什么方法能掌握这种平衡，从而提升国人的幸福感？我们去不丹王国探索的命题至今依然存在。
【作文素材】苏东坡的幽默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自序》中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家，是新派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
毋庸讳言，苏东坡的确是一位多才多艺、多姿多彩、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千古风流，如果把议时论事、臧否人物算上，他还是一位幽默的评论家，常常妙语连珠，酷评叠出，散发出一代文豪的聪明智慧。
无才官员卖弄不成反被嘲
历朝历代，名人品评都是文人士子们的梦想，“一经品题，便作佳士”的机遇吸引着他们趋之若鹜。苏东坡作为文坛巨擘，这种点石成金的奇效更是灵验无比，“苏门四学士”的成名便是明证。
当时，很多青年才俊以在苏东坡面前吟诗为荣，倘若得其一二点评，则有登堂入室、无上荣耀之感。
一位叫王祈的官员，颇以才华自诩，常在苏东坡面前卖弄。一次，他作了一首《竹诗》，对其中两句尤为得意，便在苏东坡面前吟诵道：“叶垂千口剑，干耸万条枪。”
苏东坡一听，不禁哈哈大笑道：“这两句好是好，不过，万竹千叶，无异于说十根竹子方生一片叶，天下何处有此竹？”苏东坡遂下一评语说：“世间事忍笑为易，惟读王祈大夫诗，不笑为难！”苏东坡一评天下知，王祈因此落下了愚钝之名。
讥笑有名无实的养生经
1080—1084年，苏东坡贬官黄州（今湖北黄冈）五年余。期间，他与隐居于黄州岐亭的名士陈慥成了至交，两人畅谈用兵之策，兴亡之道，过从甚密。陈慥好谈养生，经常吹嘘自己的养生功效，洋洋自得。
一次，陈慥生了场大病，整整一月都不见好转，于是，苏东坡“幸灾乐祸”地写了一封信戏弄陈慥说：“公养生之效，岁有成绩，今又示病弥月，虽使皋陶听之，未易平反。公之养生，正如小子之圆觉，可谓„害脚法师鹦鹉禅，五通气球黄门妾‟也。”
意思是你平日吹嘘养生效果如何如何，如今一病不起，整月未愈，即使狱官皋陶听了，也没法给你平反了。你的所谓养生经验，好比小子圆觉、蹩脚法师、鹦鹉谈禅、五孔的气球、太监的小妾，不过是无用的摆设罢了！
苏东坡用一连串俏皮的比喻，把陈慥有名无实的养生经大大讥笑了一番。 河东狮吼”成专称
陈慥本是眉州（四川眉山）人，字季常，北宋名宦陈希亮膝下四公子，青
年时嗜酒好剑，视钱财如粪土。中年折节读书，但终未考取功名。晚年，他放弃家财，自号龙邱居士，隐居岐亭，好蓄养声妓（歌姬舞女），爱交朋结友，平日里弦歌曼舞，宾客盈门，不亦乐乎。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他有一悍妻柳氏，每每苏东坡等好友前来聚饮，倘有声妓在侧，柳氏总是妒恨交加，以杖猛击照壁（屏风墙），大吵大闹，让宾客们不欢而散。
1085年，苏东坡移居常州后，常常怀念陈慥，便写了一首长诗《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一给蕲春名士吴瑛（字德仁），一给好友陈慥。
诗中有句云：“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苏东坡又把陈慥惧内之态大大戏弄了一番。此诗一度在士大夫间疯传，“河东狮吼”也从此成为了悍妇的专属。
情是这样的，灵隐寺和尚了然，虽入空门，心里不空，迷恋上了勾栏院妓女李秀奴。和尚养小三，花钱自然如流水，来往日久，终弄得家光业尽，身无分文。
和尚的钱袋子空了，李秀奴就和他断绝了关系。然而，了然一往情深，不能自拔，依然纠缠不休。某日，了然喝多了，去找李秀奴，谁知又吃了闭门羹。了然勃然大怒，乘着酒性，一顿拳打脚踢，将李秀奴当场打死，于是，了然以
谋杀罪受审。
在审案的过程中，苏东坡看到了然胳膊上刺了一副对联：“但愿生同极乐国，免教今世苦相思。”和尚恋爱不成反将人打死，罪不容诛，苏东坡愤然写下判词说：“这个秃奴，修行忒煞，灵山顶上空持戒，一从迷恋玉楼人，鹑衣百结浑无奈。毒手伤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随即判决了然死罪。
苏东坡评事品人，雅俗兼具，谑而不虐，于机智诙谐的调侃中给人启迪，句句堪称酷评。不过，尽管苏东坡说话率直，但他却是极为通透、通达之人。他只是对那些自鸣得意的庸人、唯利是图的小人看不惯，好嘲讽讥刺而已，正如他自己所说：“如食内有蝇，吐之乃已。”
对于文朋诗侣，性情之交，他则爱开开玩笑，挖苦挖苦，也只是打趣搞笑，不至于失欢。而对那些真正有才学、有识见的人，哪怕是自己的敌人，例如排挤过自己的王安石、迫害过自己的章惇，他都采取宽容的态度，不记仇，不记恨，往往一笑而过，这是他敦厚达观的一面。
李煜：天若有情天亦老 （一）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作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为君王。的确，作为一个“好声色、不恤政事”的亡国之君没有什么好说的，可是作为一代词人，他给后代留下的惊天地泣鬼神的文字却又千古传诵不衰。李煜何其不幸，艺术之心融于君王之身，家国悲哀；李煜又何其幸运，亡国之痛抒写悲愤之词，永垂千古。
风回小院庭芜绿，柳眼春相续。
凭阑半日独无言，
依旧竹声新月似当年。
笙歌未散尊罍在，池面冰初解。
浊面香暗画楼深，
满鬓清霜残雪思难任。
--《虞美人·风回小院庭芜绿》
其实李煜的一生就像一首词一样，上阙是那样的香艳软浓、旖旎秀丽；下阙是那样的情真意切、深沉悲怆。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在他称帝之时，他的江山其实就已经是个烂摊子了，李煜的父亲李璟留给他的是憔悴的南唐，是不堪看的山河！而今，作为国君的李煜，他温尔文雅、一介书儒，难不成他还能用一支墨笔去对付北宋数十万的金戈铁马吗？据史书记载，其实当时的李煜还是有所作为的，只是历史统一的趋势已然选择了赵宋，一切的作为都是徒劳。
早在之前，北宋就对南唐虎视耽耽，而李煜却天真至极，心想只要以事君事父的态度来对待北宋，就可以偏安一隅，过歌舞升平的日子。然而他错了，当赵匡胤说出那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话时，他和他南唐的命运就已经注定。公元975年，北宋十万大军征讨南唐，不久攻克金陵，南唐灭亡。
亡国后，李煜所走的路坎坷、曲折、多舛。从“窗外雨潺潺，春意阑珊”到“昨夜风兼雨，帘帏飒飒秋声”；从“世事漫随流水，算来梦里浮生”到“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从“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到“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多情的李煜已被摧残得发如雪，鬓成霜。
在那个明月清风的七夕之夜，日夕以泪洗面的李煜迎来了自己四十二岁的生日，浪漫的月色和静谧的夜色伴着朱颜的歌舞声深深地唤醒了他的国仇家恨。他已管不得旧臣徐铉的来意究竟如何了，亡国之痛压抑着他的内心实在是太久太久，今天他只想真正地做一次自己。酒入愁肠，他蘸墨挥笔，用一江滚滚东流的春水将自己的灵魂与生命带走。其实从李煜被封为“违命侯”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预料到自己今日的结局，只是没有想到，时光竟会停留在自己生日的当天。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一首《虞美人》成了他的绝笔，缪塞说：最美丽的诗歌是最绝望的诗歌，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至此，那个历尽坎坷、命运多舛的南唐后主消失在了那夜哀婉的歌声中，但是，那个情真语挚、空前绝后的词帝却在后世词人们的血脉里站得愈高愈大。
（二）天若有情天亦老
有人说：灰姑娘的梦想定格于一场华丽的婚纱，那是西方的爱情，而中国版的爱情却是才子佳人的情投意合、缠绵绯侧。梁山伯与祝英台、宝玉与黛玉，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他们无不是有尽之身对永恒之情的真诚啜饮！
秦楼不见吹箫女，空余上苑风光。
粉英含蕊自低昂，
东风恼我，才发一衿香。
琼窗梦空留残日，当年得恨何长！
碧阑干外映垂杨。
暂时相见，如梦懒思量。
一首《谢新恩》饱含了李煜多少的凄怆与泪水，顺着脸颊流下已打湿了他的稠衫。娥皇何幸，担此深情！
后主十八岁娶司徒周宗长女蛾皇为妻，即位后立为昭惠后（通常称大周后），夫妻感情笃好。婚后十年，娥皇病逝。此词便是李煜深痛哀悼亡妻大周后所作。据马令与陆游所撰之两部《南唐书》记载，后主“哀苦骨立、杖而后起”，并自撰诔文，文中有“苍苍何辜，歼予伉俪，绝艳易凋，连城易脆”等语，言极酸楚。-
大周后带给李煜的是红袖添香的温存和牵魂引魄的心灵相偎。“纤侬挺秀，婉娈开扬”，大周后的美丽是他无法释怀的忧伤；“通书史，善歌舞，尤工琵琶”，大周后的才情是他无法忘却的温存。从“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到“琼窗梦空留残日，当年得恨何长”；从“片红休扫尽从伊，留待舞人归”到“帘外芭蕉三两窠，夜长人奈何”。多情的李煜，多情的词。词能感人，也是因为是心灵的恣情一恸，一恸显真挚、一恸照千古。纵然时光无言，也应记住这多情而又悲伤的十载！
或许是上天的悲怜，李煜等来了他人生的另一位红颜知己——小周后。
花明月暗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
划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
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
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
--《菩萨蛮·花明月暗笼轻雾》
洗尽铅华，不事雕绘。小周后的美可以让“六宫粉黛无颜色”；可以让“花见花羞，鱼见鱼沉”；可以让“花不足以拟其色，蕊差堪以状其容
人生最美的花不是尘世的，而是灵魂的，灵魂的花要开在精神的沃土，要开在心灵的深处。美丽如小周后，她当然懂得。可是，李煜整日不理朝政，诗词乐画、歌舞升平，直到金陵被克。对于他的际遇，红颜祸国和诗词祸国都已成为浅薄之论，我们唯一愿信的或许就是命运的阴差阳错。李煜死后不久，悲痛欲绝的小周后也随之郁郁而终。她终究没有违背他们“生死契阔、不离不弃”的誓言。
有人说，词中最是痴情者有三：南唐李后主，北宋晏几道，清初纳兰容若。如此说来，他还开了痴情的先河。
对于李煜其人，王国维先生曾这样评价道：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也。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中肯的评价。被喻为中国最后一个旧式文人的王国维先生，想必是真正懂得李煜的。
徜徉在《唐宋词全集》的书页间，后主李煜这个清丽洒脱而又悲观落寞的名字在他绮丽柔靡、深沉悲怆的词风中，渐渐由漫漶变得清晰；又在我满是感伤的泪眼迷离中，渐渐由清晰变得漫漶。
文革中洒脱从容的沈从文最后嚎啕大哭 0钱理群曾经说过，文革最可怕的，是“让身边最亲密的人，互相揭发”。在这个人寰乱弃的年代，多少名人名宿为之抓狂，恨不能以死解脱，又有多少风骨桀骜之士，被逼至折腰、撒谎！心中如水的沈从文，即使在这最黑暗的浩劫中，依旧竭力保持着自己的从容和
淡定。
有一回，造反派们组织批斗会批斗沈从文，在一张纸上写上了“打倒反动文人沈从文”的标语，用糨糊贴在了他的背上，对他进行批斗。造反派们高喊革命口 号，让沈从文低头认罪。批斗会开完以后，沈从文从背上揭下那张标语，仔细地看了一遍，事后，他对人说：“那人的书法太不像话了，在我的背上贴这么蹩脚的书 法，真难为情！他原应该好好练
一练的！”
造反派安排沈从文每天负责打扫历史博物馆的女厕所，对于一个上了年纪的文学老人来说，是一种侮辱。但沈从文对此却很看得开，他幽默地说：“这是造反 派领导、革命小将对我的信任，虽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沈从文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干校一个叫双溪的地方从事劳动，在那样凄苦的境遇下，给他的 表侄——画家黄永玉写信说：“这里的荷花真好，你若来......" 身陷苦难却仍为荷花的盛开惊喜赞叹不已。 有一天，黄永玉和沈从文一起走过一个小胡同，胡同边有一个厕所，当时厕所里有一个人边上厕所边吹笛子，沈从文听后对黄永玉说：“你听，‘弦歌之声不 绝于耳’！”还有一回，沈从文和黄永玉在一个胡同里相遇，那时正是文革高潮，彼此不能说话，互相看了一眼就匆匆而过，这时，黄永玉听到沈从文头也不回地 说：“要从容啊！” 沈从文竭力隐忍和微笑的背后，不是没有痛苦和挣扎。这伤痛甚至在他余生的十几年，愈加刺痛着他的心。据林斤澜回忆：“大约去世三年前，一位美国女记 者问起沈从文先生‘文革’时的情形。沈从文先生说：‘我在文革里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我打扫得可干净了。’女记者很感动，就走过去拥着他的 肩膀说了句：‘您真的受苦受委屈了！’不想先生突然抱着女记者的胳膊，嚎啕大哭起来，很久很久。”
去世那一年，林斤澜和汪曾祺常去看望他。他木然。有时看电视一看就是半天，然后忽然冒出一句话：“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是失望，还是绝望？或许，这污浊的世界，太喧哗、太粗暴了，根本配不上他的恬静和优雅
文革中的梁漱溟和沈从文
标签：社会2013-12-14 19:42 星期六
十年文革，是中国人的一场大灾难，而灾难最深重的，首当其冲的，是中国的传统文人。
对这些传统文人最惯常的手法，一个是游街批斗，第二个是批斗后的流放发配。游街批斗，就是戴着纸糊的高帽子，五花大绑，胸前吊着木牌子，遭受无数人唾沫和拳脚的声讨殴打；流放发配，就是剥夺他们从事本职工作的权力，让他们从事最卑贱最肮脏的工作，把他们丢在与世隔绝的地方，无人问津，让他们自生自灭。前一种是对身体的侮辱，后一种是对灵魂的侮辱。
老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好的作家之一，他写有《骆驼祥子》和《四世同堂》，能够和他齐名的也只有巴金、沈从文、张爱玲等少数的几个人。老舍遭受批斗后，自沉于北京湖水中。
傅雷是中国最好的翻译家之一，他翻译有《约翰. 克里斯多夫》和巴尔扎克的大量小说，能够和他齐名的，也只有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的朱生豪。傅雷遭受批斗后，和妻子上吊自尽。自尽前，担心倒下的凳子会影响楼下邻居的休息，就把棉被铺在凳子下。 他们用自己的死亡，捍卫了自己的尊严。我见过他们的照片，他们都戴着深度近视眼镜，身体柔弱，但是性格极为刚烈，宁折不弯。
即使他们死了，迫害他们的造反派还宣告说他们“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为了捍卫自由的当时最美丽的两个女人：张志新和林昭，被枪决了，而杀人者居然上门找她们的家人，索要五分钱的子弹费。古今中外，从来没有哪一个杀人者能够猖狂到这种地步，能够无耻到这种地步。然而，这种事情却真真切切地发生在几十年前的中国。
死，是伟大的；而能够在那种暗无天日的逆境中生存下来，同样是伟大的。
共和国刚刚成立后的1953年，全国就开始批判两个人，一个是胡适，一个是梁漱溟，这两个人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师，是中国硕果仅存的学术泰斗。胡适去了台湾，而梁漱溟则遭受冲击。
梁漱溟被中断了学术研究，先是无间断的批斗，后来被罚扫马路扫厕所，那时候北京的公厕都是旱厕，打扫厕所的人需要把无数人的便溺舀在木桶中运走。没有去过旱厕的人，是无法想象那种铺天盖地的臭味。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梁漱溟怡然自得，不以为辱，反以为乐。每天打扫完厕所，他先去澡堂里泡一个澡，然后去公园打一套拳。这样一种在别人眼中认为屈辱的生活，而梁漱溟却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得更好，心情也更好了。“一
声佛号观世音，深深唤醒自家心。”世界上最广阔的是海洋，被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被天空更广阔的是心灵，人的心灵能够容纳世间万事万物，当然也包括屈辱。
心灵如此辽阔，那么一点痛苦一点屈辱放进去，又算个什么？很快就会消融了。
在那个时期，和梁漱溟遭受同样屈辱的，有无数人，其中有一个人叫沈从文。中国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作家，中国百年来文笔最好的作家。
沈从文也被罚扫厕所，他打扫的不是梁漱溟打扫的那种大街边的公厕，而是历史博物馆的厕所，然而，厕所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是铺天盖地的恶臭。每天早晨五点钟，沈从文就来到故宫门前，在寒风中袖着双手，瑟缩成一团，等待着故宫开门。在占领了故宫的造反派起身前，他就要把厕所打扫干净。
身处那样的逆境中，沈从文和梁漱溟一样乐观处之，从容应对。
有一次，造反派写了标语：“打倒反动文人沈从文”，贴在他的胸前，游街批斗。结束后，沈从文把那幅标语小心撕下来，端详片刻，然后说：“这么烂的书法，居然贴在我的身上，真难为情，以后要多多练习怎么写毛笔字。”
在历史博物馆，每次打扫完厕所后，沈从文都会得意地说：“我打扫的厕所最干净。”于是，造反派就让他专门打扫周边几家单位的女厕所，沈从文照样得意地说：“我政治上虽然不可靠，但是道德上是很可靠的。”
后来，沈从文被下放到了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开荒种田，垒屋盖房。2006年，我曾经来到这里采访，听说仅仅劳累而死的人，就多达十余人。一名老人告诉我，当时她是五七干校的护士，是一名文学青年。有一天来了一个老人，向他要止疼片。他看了老人填写的表格，才知道他是沈从文。沈从文拿了几粒止疼片后，转身离去，一路唱着戏曲，神采飞扬。
我没有见过那时候沈从文的照片，但是我见到了陈早春的照片。陈早春当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总编辑。陈早春光着上身，胸大肌凸起，臂膊上的股二头肌也凸起，他脸上带着舒心的微笑，手中牵着缰绳，身后跟着一头牛。一个书生拥有这样健壮的体魄，一个落难者带着这样的笑容，所以我一下子就记住了那张照片。
我还采访了到冰心的故事。冰心那时候也被发配在咸宁五七干校，没有房子住，借住在房东家。房东家的儿子要结婚，村中会写字的老先生没有在，冰心自告奋勇来写礼单。冰心写字的时候，全村人都来看，他们惊讶地说：“啊呀，一个老太太，居然会写字，而且字还写得那么好。”冰心的牙齿快要落光了，诗人郭小川的牙齿也落了，冰心笑着对郭小川说：“我们都是无耻（齿）之徒。”
无论面临怎样的逆境，你都要保持乐观的心态。无论你的遭遇多么凄惨，你都要保有一颗平常心。国学大师梁漱溟尚且打扫厕所，文学大师沈从文尚且游街批斗，我们常人受一点委屈又算的了什么？梁漱溟和沈从文以前著书立说为乐，现在打扫厕所也为乐，无论际遇多么糟糕，他们依然兴高采烈。如果我们有一天突然被宣布打扫厕所，我们会有这样的心态吗？
厕所难道就不是人打扫的？清洁工人能打扫，你为什么就不能打扫？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它哭，它也对你哭；你对它笑，它也对你笑。你怀着一颗快乐心面对生活，你收获的当然就是快乐。
季羡林：金秋，怀着无比自豪与兴奋之情的天之骄子从各地云聚燕园。一位扛着行李的新生，看见一位穿旧式中山装的守门人模样的老头，就请他帮助看一会儿行李，自己去报到。老头没说什么，答应了，老老实实地在那儿守着。9月的北京天气还很热，旁边有人说：“您回去吧，我替他看着。”可老人说：“还是我等他吧，换了人他该找不着了。”那位学生回来后，老头什么也没说就走了。3天后的开学典礼上，这位学子吃惊地认出了台上的副校长、大名鼎鼎的季羡林教授就是那天帮自己看行李的老头！……教授给新生看行李，好像并不难，许多名人达官不也是常上街头搞义务为灾区贫困地区献真情吗？可是刻意为之与本能为之，却有雕琢与率性之别。《中庸》说：“率性之谓道。”人本来都是平凡的，可当许多人都要显得不平凡时，那个衣着和行止都平平常常的人，就自然露出他的不平凡来了。老子所说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就是这个道理。
汪曾祺：西南联大出人才皆因“自由”二字
2012年02月10日08:40人民网刘仰东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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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晚年在一篇题为《新校舍》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汪曾祺的母校是西南联大。1939年，他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云南考大学，这一去就在昆明待了七年。汪曾祺数学一般，作文突出，喜欢画画，在中学属于偏科学生，报考由清华、北大、南开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大，多少抱有一些碰运气的心态。他当时想，一旦落榜，就再去考也在昆明的国立艺专，如此则后来的汪曾祺就应该是一个画家而非作家了。
汪曾祺的同学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不同地区，有一个河南的同学是从老家一步一步走来的，一个西康的同学是买了一头驴一路骑过来的，可见战时上大学，是何等的不易。汪曾祺说：大部分同学是来寻找真理和智慧的，他却这样自问自答：“我寻找什么？寻找潇洒。”
在那个时期，办学条件非常艰苦。西南联大的校舍很分散，有借用昆明原有的学校、房舍、祠堂，也有自建的新校舍，条件确实说不上好。汪曾祺读的是中文系，住在新校舍。学生宿舍在新校舍的西边，土墙草顶，汪曾祺说：“土墙上开了几个方洞，方洞上竖了几根不去皮的树棍，便是窗户。挨着土墙排了一列双人木床，一边十张，一间宿舍可住四十人，桌椅是没有的。两个装肥皂的大箱子，既是书桌，也是衣柜。”
教学区也同样简陋。教室是土墙、涂上绿漆的铁皮屋顶，汪曾祺说：“这些教室方向不同，大小不一，里面放了一些一边有一块平板，可以在上面记笔记的木椅，都是本色，不漆油漆„„这种椅子的好处是不固定，可以从这个教室到那个教室任意搬来搬去。吴宓先生讲《红楼梦》，一看下面有女生还站着，就放下手杖，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于是一些男同学就也赶紧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到宝姐姐、林妹妹都坐下了，吴先生才开始讲。”
很多著名教授已不复清华北大时期的优雅，破衣烂衫者比比可见，汪曾祺提及一个例子：“有一个女生从南院（女生宿舍）到新校舍去，天已经黑了，路上没有人，她听到后面有梯里突鲁的脚步声，以为是坏人追了上来，很紧张，回头一看，是化学教授曾昭抡。他穿了一双空前（露着脚趾）绝后鞋（后跟烂了，提不起来，只能半趿着），因此发出此
梯里突鲁的声音。”即使穷到这个份儿上，联大教授的授课质量却没打折扣，这从西南联大培养出的大量人才，便可为证。
汪曾祺回忆说：“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我只记住开头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他在一篇文章中细数几个教授讲课时的风采：“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
汪曾祺晚年在一篇题为《新校舍》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汪曾祺：我的老师沈从文
【编者按】1939年，汪曾祺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从杨振声、闻一多、朱自清诸先生学习，是沈从文先生的入室弟子，沈先生对文学创作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并且对汪曾祺日后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的老师沈从文》中，汪先生将自己对沈先生的怀念从从容容地挥洒于笔尖，文字很朴素，但是字里行间流淌的都是真情。
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沈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三门课我都选了，——各体文习作是中文系二年级必修课，其余两门是选修。西南联大的课程分必修与选修两种。中文系的语言学概论、文字学概论、文学史（分段）„„是必修课，其余大都是任凭学生自选。诗经、楚辞、庄子、昭明文选、唐诗、宋诗、词选、散曲、杂剧与传奇„„选什么，选哪位教授的课都成。但要凑够一定的学分（这叫“学分制”）。一学期我只选两门课，那不行。自由，也不能自由到这种地步。 创作能不能教？这是一个世界性的争论问题。很多人认为创作不能教。我们当时的系主任
罗常培先生就说过：大学是不培养作家的，作家是社会培养的。这话有道理。沈先生自己就没有上过什么大学。他教的学生后来成为作家的，也极少。但是也不是绝对不能教。
沈先生的学生现在能算是作家的，也还有那么几个。问题是由什么样的人来教，用什么方法教。现在的大学里很少开创作课的，原因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教。偶尔有大学开这门课的，收效甚微，原因是教得不甚得法。 教创作靠“讲”不成。如果在课堂上讲鲁迅先生所讥笑的“小说作法”之类，讲如何作人物肖像，如何描写环境，如何结构，结构有几种——攒珠式的、橘瓣式的„„那是要误人子弟的，教创作主要是让学生自己“写”。沈先生把他的课叫做“习作”、“实习”，很能说明问题。如果要讲，那“讲”要在“写”之后。就学生的作业，讲他的得失。教授先讲一套，让学生照猫画虎，那是行不通的。
沈先生是不赞成命题作文的，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有时在课堂上也出两个题目。沈先生出的题目都非常具体。我记得他曾给我的上一班同学出过一个题目：“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有几个同学就这个题目写了相当不错的散文，都发表了。他给比我低一班的同学曾出过一个题目：“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我的那一班出过些什么题目，我倒不记得了。沈先生为什么出这样的题目？他认为：先得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组装。我觉得先做一些这样的片段的习作，是有好处的，这可以锻炼基本功。现在有些青年文学爱好者，往往一上来就写大作品，篇幅很长，而功力不够，原因就在零件车得少了。
沈先生的讲课，可以说是毫无系统。前已说过，他大都是看了学生的作业，就这些作业讲一些问题。他是经过一番思考的，但并不去翻阅很多参考书。沈先生读很多书，但从不引经据典，他总是凭自己的直觉说话，从来不说亚里斯多德怎么说、福楼拜怎么说、托尔斯泰怎么说、高尔基怎么说。他的湘西口音很重，声音又低，有些学生听了一堂课，往往觉得不知道听了一些什么。沈先生的讲课是非常谦抑，非常自制的。他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但是你要是真正听“懂”了他的话，——听“懂”了他的话里并未发挥罄尽的余意，你是会受益匪浅，而且会终生受用的。听沈先生的课，要像孔子的学生听孔子讲话一样：“举一隅而三隅反”。
沈先生讲课时所说的话我几乎全都忘了（我这人从来不记笔记）！我们有一个同学把闻一多先生讲唐诗课的笔记记得极详细，现已整理出版，书名就叫《闻一多论唐诗》，很有学术价值，就是不知道他把闻先生讲唐诗时的“神气”记下来了没有。我如果把沈先生讲课时的精辟见解记下来，也可以成为一本《沈从文论创作》。可惜我不是这样的有心人。 沈先生关于我的习作讲过的话我只记得一点了，是关于人物对话的。我写了一篇小说（内容早已忘记干净），有许多对话。我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沈先生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从此我知道对话就是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话，要尽量写得朴素。不要哲理，不要诗意。这样才真实。
沈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很多同学不懂他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据我的理解，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小说要避免“学生腔”。
我以为沈先生这些话是浸透了淳朴的现实主义精神的。
沈先生教写作，写的比说的多，他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
原作还长。这些读后感有时评析本文得失，也有时从这篇习作说开去，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见解精到，文笔讲究。——一个作家应该不论写什么都写得讲究。这些读后感也都没有保存下来，否则是会比《废邮存底》还有看头的。可惜！
沈先生教创作还有一种方法，我以为是行之有效的，学生写了一个作品，他除了写很长的读后感之外，还会介绍你看一些与你这个作品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看。记得我写过一篇不成熟的小说《灯下》，记一个店铺里上灯以后各色人的活动，无主要人物、主要情节，散散漫漫。沈先生就介绍我看了几篇这样的作品，包括他自己写的《腐烂》。学生看看别人是怎样写的，自己是怎样写的，对比借鉴，是会有长进的。这些书都是沈先生找来，带给学生的。因此他每次上课，走进教室里时总要夹着一大摞书。
沈先生就是这样教创作的。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教创作。我希望现在的大学里教创作的老师能用沈先生的方法试一试。 学生习作写得较好的，沈先生就作主寄到相熟的报刊上发表。这对学生是很大的鼓励。多年以来，沈先生就干着给别人的作品找地方发表这种事。经他的手介绍出去的稿子，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了。我在一九四六年前写的作品，几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他这辈子为别人寄稿子用去的邮费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了。为了防止超重太多，节省邮费，他大都把原稿的纸边裁去，只剩下纸芯。这当然不大好看。但是抗战时期，百物昂贵，不能不打这点小算盘。
沈先生教书，但愿学生省点事，不怕自己麻烦。他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不易找到，他就自己抄，用夺金标毛笔，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高一尺，长四尺，并不裁断，抄得了，卷成一卷。上课时分发给学生。他上创作课夹了一摞书，上小说史时就夹了好些纸卷。沈先生做事，都是这样，一切自己动手，细心耐烦。他自己说他这种方式是“手工业方式”。他写了那么多作品，后来又写了很多大部头关于文物的著作，都是用这种手工业方式搞出来的。 西南联大中文系1946年5月3日 西南联大中文系全体师生在教室前合影 二排右一为沈从文 沈先生对学生的影响，课外比课堂上要大得多。他后来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空袭，全家移住到呈贡桃园新村，每星期上课，进城住两天。文林街二十号联大教职员宿舍有他一间屋子。他一进城，宿舍里几乎从早到晚都有客人。客人多半是同事和学生，客人来，大都是来借书，求字，看沈先生收到的宝贝，谈天。
沈先生有很多书，但他不是“藏书家”，他的书，除了自己看，也是借给人看的，联大文学院的同学，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先生的书，扉页上用淡墨签上“上官碧”的名字。谁借的什么书，什么时候借的，沈先生是从来不记得的。直到联大“复员”，有些同学的行装里还带着沈先生的书，这些书也就随之而漂流到四面八方了。沈先生书多，而且很杂，除了一般的四部书、中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的译本，社会学、人类学、黑格尔的《小逻辑》、弗洛伊德、亨利·詹姆斯、道教史、陶瓷史、《髹饰录》、《糖霜谱》„„兼收并蓄，五花八门。这些书，沈先生大都认真读过。沈先生称自己的学问为“杂知识”。一个作家读书，是应该杂一点的。沈先生读过的书，往往在书后写两行题记。有的是记一个日期，那天天气如何，也有时发一点感慨。有一本书的后面写道：“某月某日，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心中十分难过。”这两句话我一直记得，可是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大胖女人为什么使沈先生十分难过呢？ 沈先生对打扑克简直是痛恨。他认为这样地消耗时间，是不可原谅的。他曾随几位作家到井冈山住了几天。这几位作家成天在宾馆里打扑克，沈先生说起来就很气愤：“在这种地方打扑克！”沈先生小小年纪就学会掷骰子，各种赌
术他也都明白，但他后来不玩这些。沈先生的娱乐，除了看看电影，就是写字。他写章草，笔稍偃侧，起笔不用隶法，收笔稍尖，自成一格。他喜欢写窄长的直幅，纸长四尺，阔只三寸。他写字不择纸笔，常用糊窗的高丽纸。他说：“我的字值三分钱！”从前要求他写字的，他几乎有求必应。近年有病，不能握管，沈先生的字变得很珍贵了。
沈先生后来不写小说，搞文物研究了，国外、国内，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熟悉沈先生历史的人，觉得并不奇怪。沈先生年轻时就对文物有极其浓厚的兴趣。他对陶瓷的研究甚深，后来又对丝绸、刺绣、木雕、漆器„„都有广博的知识。沈先生研究的文物基本上是手工艺制品。他从这些工艺品看到的是劳动者的创造性。他为这些优美的造型、不可思议的色彩、神奇精巧的技艺发出的惊叹，是对人的惊叹。他热爱的不是物，而是人，他对一件工艺品的孩子气的天真激情，使人感动。我曾戏称他搞的文物研究是“抒情考古学”。他八十岁生日，我曾写过一首诗送给他，中有一联：“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是记实。他有一阵在昆明收集了很多耿马漆盒。这种黑红两色刮花的圆形缅漆盒，昆明多的是，而且很便宜。沈先生一进城就到处逛地摊，选买这种漆盒。他屋里装甜食点心、装文具邮票„„的，都是这种盒子。有一次买得一个直径一尺五寸的大漆盒，一再抚摩，说：“这可以作一期《红黑》杂志的封面！”他买到的缅漆盒，除了自用，大多数都送人了。有一回，他不知从哪里弄到很多土家族的挑花布，摆得一屋子，这间宿舍成了一个展览室。来看的人很多，沈先生于是很快乐。这些挑花图案天真稚气而秀雅生动，确实很美。
沈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谈天的范围很广，时局、物价„„谈得较多的是风景和人物。他几次谈及玉龙雪山的杜鹃花有多大，某处高山绝顶上有一户人家，——就是这样一户！他谈某一位老先生养了二十只猫。谈一位研究东方哲学的先生跑警报时带了一只小皮箱，皮箱里没有金银财宝，装的是一个聪明女人写给他的信。谈徐志摩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一边吃，一边讲，还说：“中国东西并不都比外国的差，烟台苹果就很好！”谈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测绘内部结构，差一点从塔上掉下去。谈林徽因发着高烧，还躺在客厅里和客人谈文艺。他谈得最多的大概是金岳霖。金先生终生未娶，长期独身。他养了一只大斗鸡。这鸡能把脖子伸到桌上来，和金先生一起吃饭。他到外搜罗大石榴、大梨。买到大的，就拿去和同事的孩子的比，比输了，就把大梨、大石榴送给小朋友，他再去买！„„沈先生谈及的这些人有共同特点。一是都对工作、对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二是为人天真到像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机心，少俗虑。这些人的气质也正是沈先生的气质。“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沈先生谈及熟朋友时总是很有感情的。
文林街文林堂旁边有一条小巷，大概叫作金鸡巷，巷里的小院中有一座小楼。楼上住着联大的同学：王树藏、陈蕴珍（萧珊）、施载宣（萧荻）、刘北汜。当中有个小客厅。这小客厅常有熟同学来喝茶聊天，成了一个小小的沙龙。沈先生常来坐坐。有时还把他的朋友也拉来和大家谈谈。老舍先生从重庆过昆明时，沈先生曾拉他来谈过“小说和戏剧”。金岳霖先生也来过，谈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金先生是搞哲学的，主要是搞逻辑的，但是读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江湖奇侠传》。“小说和哲学”这题目是沈先生给他出的。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他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也不是哲学。他谈到兴浓处，忽然停下来，说：“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说着把右手从后脖领伸进去，捉出了一只跳蚤，甚为得意。有人问金先生为什么搞逻辑，金先生说：“我觉得它很好玩！”
沈先生在生活上极不讲究。他进城没有正经吃过饭，大都是在文林街二十号对面一家小米线铺吃一碗米线。有时加一个西红柿，打一个鸡蛋。有一次我和他上街闲逛，到玉溪街，他在一个米线摊上要了一盘凉鸡，还到附近茶馆里借了一个盖碗，打了一碗酒。他用盖碗盖子喝了一点，其余的都叫我一个人喝了。
沈先生在西南联大是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六年。一晃，四十多年了！
写于一九八六年一月二日上午 选自汪曾祺《人间草木》
丰子恺，是中国现代受人敬仰的漫画家，散文家。他的绘画，文章在几十年沧桑风雨中保持一贯的风格：雍容恬静，其漫画更是脍炙人口。丰先生作品流传极广，失散也很多，就是结集出版的五十余种画册也大多绝迹于市场，给读者带来极大遗憾。在丰子恺先生的作品中，漫画恐怕是最为著名的了。往往是寥寥几笔，就勾画出一个意境，比如《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几个茶杯，一卷帘笼，便是十分心情。丰先生的许多漫画，都是以儿童作为题材的，例如《阿宝赤膊》，《你给我削瓜，我给你打扇》和《会议》，《我的儿子》。读丰先生的儿童漫画，让我们这些所谓的成人都觉得惭愧。什么时候，我们这个世界，能少一些欺诈，多一些执着，多一些自然，多一些淡泊。
如果要想在现代找寻陶渊明，王维那样的人物，那么，就该是丰子恺了吧。他被人认为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他多才多艺，会弹钢琴、作漫画、写随笔，而他艺术家的真率，对于万物丰富的爱，和他的气品、气骨，都使得他在庞杂诈伪的海派文人之中，有鹤立鸡群之感。
你若爱，生活哪里都可爱。你若恨，生活哪里都可恨。你若感恩，处处可感恩。你若成长，事事可成长。不是世界选择了你，是你选择了这个世界。既然无处可躲，不如傻乐。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既然没有净土，不如静心。既然没有如愿，不如释然。
——丰子恺《豁然开朗》
心小了，所有的小事就大了；心大了，所有的大事都小了；看淡世事沧桑，内心安然无恙。——丰子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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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儒辜鸿铭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何许人也？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９种语言，获１３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字汤生。１８５７年７月１８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国的炮舰１８４０年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指导下, 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完成学业后, 辜鸿铭听从当时在新加坡的语言大家马建忠的劝说, 埋头研究中华文化, 并回到祖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
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他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在轮船上用纯正的德语挖苦一群德国人。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同时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在那样的时候，他还嘴硬，叫西方为“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 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 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 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
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当时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当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常对辜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辜顿时语塞，无以自遣。实际上，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那种不幸辜鸿铭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他学在西洋，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民国建立后, 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 穿旧服, 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 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揭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一个秘密埋藏28年 1958年8月的一天，时任二机部(核工业部) 副部长的钱三强，对一个34岁的青年人说：中国要放一个大炮仗，要调你去参加这项工作。
自从邓稼先从钱三强的办公室出来后，心里非常明白，从今以后，他必须隐姓埋名，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作报告，不能出国，不能随便与人交往，不能说自己在那里，更不能说在干什么，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
对于一个保持着儿时天性的人来说，相当一段时间里，他有种被束缚的感觉，但是新中国需要原子弹以壮国威。因此，回到家他对妻子说，做这件事，他死而无憾。
这个大炮仗，指的就是原子弹。而这个青年人接到钱三强交与的任务后，就开始消失在亲戚朋友的视线里，开始了长达28年的隐姓埋名。甚至连他的妻子，都不知道他在哪里工作，每天都在做什么。同时，这个人，也和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以至于中国整个从无到有的核武器的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直到1986年6月的一天，他的名字突然同时出现在全国各大媒体的报道中。一个埋藏了28年的秘密，也随之浮出水面。这个人就是：邓稼先。
作为同行，杨振宁无法想象，没有外国人的帮助，年轻的新中国需要付出多大的艰辛才能让中国原子弹、氢弹的巨响震撼全球。
邓稼先，1924年出生，汉族，安徽省怀宁县人；我国杰出的科学家，中国的“两弹”元勋；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及氢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奠基者和领导者之
一。在中国一共进行的45次核试验中，邓稼先参加过32次，其中有15次都由他亲自现场指挥。
28年的默默无闻，换来的是中国在世界上响当当的核大国地位。这一声声巨响的后面，隐藏着不为人知的艰辛？对于这些，有一个人，很清楚却又不太明白。他就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
杨振宁是邓稼先的挚友，两人从小就情同手足，并且都在美国留学学习物理，成绩都非常优异，毕业后邓稼先随即回到了祖国。
杨振宁并不知道在他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后的一年开始，邓稼先就在中国西北的大漠深处里风餐露宿着，用最原始的办法探寻着原子弹的奥秘。
1971年，杨振宁首次回国访问，在周总理的安排下和二十年杳无音信的挚友邓稼先见了面，杨振宁返程上飞机的时候，向邓稼先问了一句话：听说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研制有美国人的参与，是这样么？邓稼先听了后笑笑，不置可否，只说了句：你先上飞机，我回头再告诉你。
作为同行，杨振宁无法想象，没有外国人的帮助，年轻的新中国需要付出多大的艰辛才能让中国原子弹、氢弹的巨响震撼全球。
完美囚徒昂山素季
在这块土地上，女性党魁、女性总理、女性反对领袖等前后相望，妇女在东南亚南亚的大地扮演着全球其他国家都不曾有的角色。弱质的妇女，酷而悍的政治，这是一种奇特怪诞的配对，但也就在这奇特怪诞中，反而更衬托出这些国家道路的坎坷，以及她们和国家民族以及自身命运之间搏斗的艰辛。她们每个人都是一首史诗，缅甸的昂山素季则是史诗中的史诗。
昂山素季在缅甸被软禁的时间已经持续超过20年。她本可以抛弃理想，选择自由，但她选择了坚持理想；她本可以放弃斗争，选择回归美好幸福的家庭，世外桃源般的生活，但她选择放弃生活。血管里奔流的血液使得她在偶然遭遇缅甸政治之后即就此坚守22年，没有退缩，更没有离开。其坚毅的精神和纯净的形象，更使她成为缅甸人民面对未来的希望所在。 昂山素姬（AungSanSuuKyi ）：1945年出生，缅甸政治家，1991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昂山素姬是领导缅甸独立的民族英雄昂山将军的女儿。在她两岁的时候，父亲遇刺身亡，她在母亲的抚养下成为牛津大学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学士，毕业后留校任职，并任职于联合国、不丹外交部等处，在缅甸以外的国家生活了28年。
在1991年，她获授予“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SakharovPrizeforFreedomofThoug ht ），随后更多的奖章接踵而至，把她推上全球偶像的高度。
1971年与研究西藏文化的英国学者、牛津大学教授迈克·阿里斯（Michael Aris ）订婚，之后加入英国籍。
1972年，昂山素姬与迈克·阿里斯结婚。婚后的15年间，表面昂山素季随阿里斯在牛津静静地过日子，照顾家庭、相夫教子、陪伴两个孩子成长，实际上经常跟流亡的缅甸异见人士接触，也经常对缅甸的政治现状表现出不满。
1988年3月，昂山素季以其母中风病危为由，在美国民主基金会的支援下，回到仰光以照顾中风病危的母亲为名义，暗地煽动百姓发动反抗军政府示威，遭到军队和警察的残酷镇压，共有两百多名无辜民众死难，举国弥漫着恐怖气氛。很多受害者、激进分子和退役高级军官，要求她出来直接领导反抗运动。此后昂山素季要求恢复缅甸国籍。
早于1970年代，两人在牛津订下婚姻盟誓前，研究西藏文化的英国学者迈克·阿里斯已经知道，有一天 命运会叫他们在家与国之间作出抉择。他清楚知道，眼前这个容颜清
丽的妻子绝非一般缅甸女子，她体内流着的是缅甸独立运动领袖昂山的血，生来就跟国家人民扣连一起。她内心明白，当人民需要她，她必会毫不犹豫付出自己。 婚后十多年，她随他在牛津静静过日子，照顾家庭，让他专心学术研究，那是他们婚姻中最美好祥和的时光。直至1988年3月，昂山素姬以母亲中风病危为由，匆匆告别丈夫与两个儿子，赶返缅甸侍母，想不到此一去，却是夫妻天涯断肠之始。此后，阿里斯多次要求到缅甸探妻，均遭到军政府拒绝。几经争取，几年间两人只短暂会面五次。
夫妻最后的相聚是在1995年底，可是此后他便不再获准进入缅甸。1999年3月，阿里斯因癌症在牛津逝世，在军政府多番阻挠下，昂山素姬最终也无法赴英奔丧。
“我永远不会站在你和你的祖国之间。”当年阿里斯这句爱的承诺，最后通过死亡来体现。他的爱，是别在昂山素姬发上的那朵白花，素净而坚贞。而今，则化作她孤独长路上的一盏温柔的灯，静静为她照亮前路。
昂山素季得知丈夫去世的消息，悲痛欲绝。军政权催促她去英国，与两个儿子团聚。但是，昂山素姬知道，自己一旦离开祖国，就再也不能回来了。她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家庭的分离，是我争取一个自由的缅甸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之一。”
2005年6月19日：全球14个国家爆发反缅甸示威，要求释放昂山素季因为这一天是她60岁的生日。Damien Rice的这首Unplayed Piano也创作于此。据说被软禁期间，昂山素季没有消沉。她的生活十分规律，阅读诗歌、散文，学习法语和日语。她爱听摇滚乐，美国摇滚乐队“感激的死者”是她最喜欢的一支摇滚乐队。她还经常在夜里独自弹奏钢琴曲，但是她的钢琴坏掉之后想修复却受到了层层的阻挠。这也是damien 这首歌歌名《unplayed piano》的来源。
绝望锻炼了我：朴槿惠自传
朴槿惠的一生跌宕起伏，既有父母遇刺身亡的悲情身世，又有崛起为政坛巨头的华丽转身。朴槿惠1952年2月出生于庆尚北道大邱市。1961年，其父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并于1963年出任韩国总统。朴槿惠从1964年开始在青瓦台生活。1970年，朴槿惠考入西江大学电子工程系。大学毕业后，朴槿惠于1974年初赴法国留学，而就在同年8月15日，她的母亲陆英修在光复节庆祝仪式上被“朝鲜间谍”枪击身亡，当时22岁的朴槿惠紧急回国，并代替母亲扮演起“第一夫人”角色，她不仅陪同父亲走访韩国企业，还一起进行地方视察。每天早晨，朴槿惠给父亲读报，就主要问题询问朴正熙的想法，也发表自己的意见。朴槿惠曾回忆称：“那时的历练对我未来从政打下坚实基础，是破茧成蝶的事情。”
绝望锻炼了我:朴槿惠自传》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写青少年时期与父母共度的时光。第二部分写母亲遭到暗杀后代理“第一夫人”角色的经历。第三部分写父亲遭到枪杀后，搬离总统府邸、远离公众视线的隐居生活。第四部分写韩国经济危机后重返政坛之路。第五部分写外交生涯，包括对中国部分地区的印象和与中国领导人的交往。 本书为韩国首位女总统朴槿惠唯一亲笔自传。在书中，朴槿惠以最平实的笔触，娓娓道出她的过往人生，处处可见她对父母的追慕与怀念之情、对韩国人民怀抱的使命感，以及历经大起大落后的省思与坚韧。全书自朴槿惠的少女时代始，描述了总统府青瓦台中的“第一家庭”如何过着寻常的生活。母亲遇刺后，朴槿惠担当起“第一夫人”的角色，其间得以了解政治的基本议题和国家的基本状况。父亲也遭暗杀后，她与弟妹黯然离开青瓦台。面对种种不堪现实与外界批判，她对人性和权力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决心远离政治。1997年韩国陷入经济萧条，朴槿惠眼见民生多艰、国家危殆，毅然重返政坛。书中详细描写了在加入大国家党之后，朴槿惠如何以原则和信念立身，带领大国家党踏上破除陈年积弊、夺取国会议席的征程。本书特别收录朴槿惠当选总统后写给中国读者的亲笔信，以及独家大量图片，是一本与死神擦肩而过后的感恩、诚挚之作。
南非为曼德拉举行国葬，全国降半旗。12月15日上午，国葬仪式在库努村举行。
1962年8月，在美国中情局的帮助之下，曼德拉被南非种族隔离政权逮捕入狱，当时政府以“煽动”罪和“非法越境”罪判处曼德拉5年监禁，自此，曼德拉开始了他长达27年的“监狱生涯”。
被判处无期徒刑，离开法院时，拳头伸出囚车[3]
1962年10月15日，曼德拉被关押到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在那里，曼德拉为了争取自身利益而遭到单独关押，关押时间一日长达23小时，每天只有上午和下午各半个小时的活动时间。在单独关押室中没有自然光线，没有任何书写物品，一切与外部隔绝。最终，曼德拉放弃了自己的一些权利，他希望能够与他人交流。
1964年6月，南非政府以“企图以暴力推翻政府”罪判处正在服刑的曼德拉终生监禁，当年他被转移到罗本岛上。罗本岛是1960年代中期到1991年那段时间内南非最大的秘密监狱，岛上曾关押过大批黑人政治犯。曼德拉在罗本岛的狱室只有4.5平方米，在这里他受到了非人的待遇。罗本岛上的囚犯被狱卒们逼迫到岛上的采石场做苦工。在岛上，曼德拉希望监狱方面同意他在监狱的院子里开辟出一块菜园，监狱方面多次拒绝，但是最终还是同意了曼德拉的要求。在岛上，曼德拉依然坚持着身体锻炼，例如在牢房中跑步，做俯卧撑进行锻炼。
1982年，曼德拉离开了罗本岛，他被转移到波尔斯摩尔监狱。自此，曼德拉结束了自己在罗本岛长达18年的囚禁。他在这里也开辟了一片菜园，并且种了将近900株植物。
泰戈尔经典语录全集
2011-12-02 22:26海鸣月 | 分类：小说 | 浏览15578次 分享到：
2011-12-03 09:37
提问者采纳
泰戈尔曰：我们看错了世界，却反过来说世界欺骗了我们。
泰戈尔曰：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泰戈尔曰：生当如夏花之绚丽，死当如秋叶之静美。
泰戈尔曰：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泰戈尔曰：你若爱她，让你的爱像阳光一样包围她，并且给她自由。
泰戈尔曰：你微微地笑着，不同我说什么话。而我觉得，为了这个，我已等待得久了。
泰戈尔曰：不知节制的爱不能持久。它像溢出杯盏的酒浆的泡沫，转瞬便化为乌有。
泰戈尔曰：在人生的道路上, 所有的人并不站在同一个场所——有的在山前, 有的在海边, 有的在平原；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着不动, 所有的人都得朝前走。
泰戈尔曰：可能”问“不可能”道： “你住在什么地方呢？” 它回答道：“在那无能为力者的梦境里。”
泰戈尔曰：青春是没有经验和任性的。
泰戈尔曰：人生虽只有几十春秋，但它决不是梦一般的幻灭，而是有着无穷可歌可颂的深长意义的；附和真理，生命便会得到永生。
泰戈尔曰：这寡独的黄昏，幕着雾与雨，我在我的心的孤寂里，感觉到它的叹息。
泰戈尔曰：世界以它的痛苦同我接吻，而要求歌声做报酬。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泰戈尔因《吉檀迦利》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泰戈尔得奖之前 ，瑞典科学院是经过一番争论的。当时瑞典诗人瓦尔纳-冯·海登斯塔姆大力推荐：“我读了这些诗歌，深受感动。我不记得过去二十多年我是否读过如此优美的抒情诗歌，我从中真不知道得到多么久远的享受，仿佛我正在饮着一股清凉而新鲜的泉水。在它们的每一思想和感情所显示的炽热和爱的纯洁性中，心灵的清澈，风格的优美和自然的激情，所有这一切都水乳交融，揭示出一种完整的、深刻的、罕见的精神美。他的作品没有争执、尖锐的东西，没有伪善、高傲或低卑。如果任何时候诗人能够拥有这些品质，那么他就有权得到诺贝尔奖金。他就是这位泰戈尔诗人。”泰戈尔获奖时，冰岛小说家拉克斯奈斯才十五岁，这位到了一九五五年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作家，追述当年泰戈尔的影响道：“这个奇异的、细腻的和遥远的声音立即进入了我年轻的精神耳朵的深处。从那时起，我时时刻刻在自己心灵的深处体会它的存在。
地球上唯一让所有人都爱的女人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曾说，我帮德蕾莎修女提鞋都不配
德蕾莎修女生于1910年8月26日，12岁时，她立志当修女。19岁时她进入修道院，被命名为德蕾莎修女。后来她被派往印度。
德蕾莎修女18岁就来到印度，之后就再没有离开那里。1952年夏，为穷人找到爱与尊严，她在印度加尔各答建立“垂死者之家”。
一个18岁的姑娘，自己都居无定所，而她每天做的事，就是推着小车在垃圾堆里、水沟里、教堂门口、公共建筑的台阶上，去拣回那些奄奄一息的病人、被遗弃的婴孩、垂死的老人，然后到处去找吃的喂他们，找药给他们治病，求医生来帮助他们……
许多人亲眼看见德蕾莎修女从水沟里抱起被蛆吃掉一条腿的乞丐，看见她把额头贴在濒死的病人的脸上，看见她从一条狗的嘴里抢下还在哭叫的婴儿，看见她把爱滋病患者紧紧地搂在怀里，告诉他：耶稣爱你，他在天上等你……1979年，德蕾莎修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她身穿一件只值一美元的印度纱丽走上了领奖台。不论是和总统会面还是服侍穷人，她都穿着这件衣服，她没有别的衣服。台下坐着珠光宝气、身份显赫的贵人，她视而不见，她的眼中只有穷人。台下立刻鸦雀无声。
“这个荣誉，我个人不配，我是代表世界上所有的穷人、病人和孤独的人来领奖的，因为我相信，你们愿意借着颁奖给我，而承认穷人也有尊严。”德蕾莎修女这样说。以穷人的名义领奖，是因为她一生都以穷人的名义活着。
当她知道诺贝尔奖颁奖大会的宴席要花7000美金时，她恳求大会主席取消宴席，她说：“你们用这些钱只宴请135人，而这笔钱够15000人吃一天。”宴会被取消了，修女拿到这笔钱，同时还拿到了40万瑞币的捐款。那个被所有人仰慕的诺贝尔奖牌也被她卖掉了，所得售款连同奖金全部献给了穷人。对她来说，那些奖牌如果不变成钱为穷人服务就一钱不值。
从1928年德蕾莎修女只身到印度到1980年，她的同工超过了13.9万，分布于全世界。她的同工没有任何待遇，连证件都没有，他们不需要这些东西，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牺牲和奉献。
她创建的仁爱传教修女会有4亿多美金的资产。但是，她一生却坚守贫困，她住的地方只有两样电器：电灯和电话。她的全部财产是一尊耶稣像、3套衣服、一双凉鞋。她努力要使自己成为穷人，为了服务最穷的人，她的修士、修女们都要把自己变成穷人，只有如此，被他们服务的穷人才会感到尊严。在她看来，给予爱和尊严比给予食物和衣服更为重要。 她在全世界的127个国家有600多个分支机构，她用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率在全世界发展慈善机构，仅在1960年一年内，她就在印度建起了26所收容中心和儿童之家。 但是她的总部只有两个修女和一台老式打字机。她的办公室里只有一个桌子，一把椅子，她接待全世界的来访者总是在她的工作岗位上：平民窟、弃婴院、临终医院、麻风病院、收容院、爱滋病收容所……在她那里服务的有银行家、大企业家、政治家、大学生、演员、模特、富家小姐、美国加州州长……
台湾大学校长李家同也千里迢迢去那里，做了他一辈子没有做过的事情：洗碗、给病人穿衣服、喂水喂饭、洗衣服、送药、搬运尸体……之后，他写道：“现在我才知道，我一直在躲避着人类的真正穷困和不幸，其实我从来没有真正爱过。
后来南斯拉夫爆发科索沃内战，德蕾莎去问负责战争的指挥官，说战区里的妇女儿童都逃不出来，指挥官跟她这样讲：“修女啊，我想停火，对方不停啊，没有办法。”德蕾莎说：“那么，只好我去了！”德蕾莎走进战区，双方一听说德蕾莎修女在战区，双方立刻停火，当她把战区里的妇女儿童带出后，两边又打起来了。
这个消息后来传到了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听到这则消息赞叹道：这件事连我也
做不到。之前，联合国曾调停了好几次，南斯拉夫的内战始终没有停火，德蕾莎走进去之后双方却能立刻自动停火，可见德蕾莎的人格魅力。德蕾莎在印度逝世后，她的祖国塞尔维亚希望她能回国归葬，印度总理特意为此打电话给塞尔维亚领导人，让她安葬在印度，后来塞尔维亚同意把她安葬在印度。她的去世，被印度人视作“失去了母亲”。印度总理说：她是少有的慈悲天使，是光明和希望的象征，她抹去了千千万万人苦难的眼泪，她给印度带来了巨大的荣誉。印度为德蕾莎举行了国葬。出殡那天，她身上覆盖的是印度国旗，就在她的遗体被12个印度人抬起来时，在场的印度人全部下跪，包括当时的印度总理。遗体抬过大街时，大街两旁大楼上的印度人全下楼来，跪在地上，向这位爱的天使表达最高的敬意。
像塔莎奶奶一样优雅的老去 塔莎奶奶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个梦想。
在15岁的时候毅然的放弃了学校的学业，开始了自给自足的农业生活，并且开始给小朋友画图画的生涯。也是她选择一生的生活方式的开始。1938年23岁的她结婚了并养育了四个孩子，可是在46岁的时候选择了离婚。但是从23岁发表了处女作后，就一发不可收拾的作出了80册以上的绘画作品，并获奖无数，深深的影响了无数孩子们的梦想生活。
57岁的时候，开始构想营造更广阔的庭院结构，搬家至美国东部一个小镇，并拥有了30万坪的土地，从此开始了愉快惬意的田园生活方式。她的家里装饰构造全部是18世纪风格，很佩服的是她的能干和对生活的热爱。自己除了画画写书，种花种草种果树，还做很多的手工，纺线织布，做玩偶，用山羊奶做奶酪，做面包做果酱。。。。。。和心爱的狗，鸟一起生活。
美丽优雅的塔莎奶奶于2008年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92岁
很多人认为，她可以有更好的生活，父亲是优秀的飞机与游艇的设计师兼制造者，母亲是肖像画家，出入家里的客人，是爱默生、马克·吐温、爱因斯坦等当时极具代表性的人物。而在她看来，最好的生活，是在乡下的农庄里。
她就像是被上世纪的灵魂附体的遗少，在学校里穿复古的衣服，不剪头发，缝玩偶的衣服，执拗地对抗嘲笑。她的志向堪称远大：开农场，养奶牛，为此，15岁就辍学了，对务农的兴趣也与日俱增。她坚定地认为：带着自信朝着梦想前进，只要努力实现自己想要的人生，总有一天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成功。
婚后，她说服丈夫搬到了雷丁农场，那是个缺水少电的老式农场，一切全靠人力。他们养了数量众多的牛、鹅、鸭和鸡。此时，她展露出卓越的绘画才能，出版了第一本儿
童绘本《南瓜月光》。没有水电，每日要步行很远到井边挑水，日子过得相当艰辛，但她很享受这种生活，在花园里种满了各种蔬菜和花草。她以古法制作面包，用被炉火加热过的熨斗熨衣服，家人穿的衣服也是她用自家种的亚麻纺线织布，再亲手裁剪缝制的。在她的悉心经营下，日子过得饶有趣味。她还是一个非常勤恳负责的母亲，即使再忙也会腾出时间和孩子们一起玩耍，教他们应有的礼节，学习各种农活、家事。她亲手做了许多栩栩如生的玩偶，并自创了一个“麻雀邮局”，让孩子们通过这个邮局与玩偶通信。孩子读小学时，他们还一起创办了一个木偶剧团，到附近城镇巡回表演。
她还想到更遥远更偏僻的农村去，丈夫却忍受不了简朴艰难的农耕生活，1961年，在携手度过了23年后，他们离婚了。对她而言，自力更生的田园生活是她很早以前就已选定的生活方式，繁重的农活、琐碎的家务并不意味着负担，而是个人人生价值的体现与兴趣所在。粗砺的环境让她变得越来越强壮，同时，为了抚养四个孩子，她更加努力地工作，10年画了20本书，1971年出版的绘本《柯基村集市》让她获得了“女王终身成就奖”。她就像她所欣赏的19世纪初的乡村人一样，为了想要的生活而努力工作，从不怨天尤人。
1971年，56岁的她终于迁居到了魂牵梦萦的佛蒙特荒野。在这里，她真正由零开始，花了30年建造了属于自己的19世纪风格的农庄。
她，就是塔莎·杜朵。
“只有年少时拥有年轻，是件可怕的事。”随着年龄增长，塔莎更懂得用童心享受事物的乐趣：她建造了花园，蔷薇、郁金香、山茶花……7月，池塘里遍布盛开的睡莲，摘下一两朵放进脸盆; 院子里随处可见累累的果实，访客到来，去采摘洋李、莓果还有装满围裙的豆子; 亲手缝制的拼布衬裙陪伴她度过寒冬，触摸手织布的纹理，无论哪一条线都能让人感受到织布时指尖的温暖; 她能烹饪出最美味的食品，于旁人费时费力的柴炉，成了她深谙诀窍的不二法宝; 雪地里，她最爱鸟儿的足迹，这对她而言如同精致的蕾丝花纹; 挤完羊奶，回到屋里抱着爱犬，感受它身上的暖意……
“用知足的心来生活”，是塔莎用细微生活传递的意境。她老了，却依然有撼动人心的美丽容颜，这来源于内心的丰饶。孩子们曾问她，你的一生肯定很辛苦吧? 她回答，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一直都以度假的心情度过每天、每分、每秒。”
塔莎始终把握自己的步调，由个体极致推展的美好生活，延伸出我们渴求简单的避世蓝图。原来，时光可以优雅地老去，一切都可以这样美好。
《瓦尔登湖》 梭罗
这本书在1854年出世时是寂寞的，它不仅没有引起大众的注意，甚至连一些本来应该亲近它的人也不理解，对之冷落甚或讥评。它永远不会引起轰动和喧嚣
《瓦尔登湖》出版于1854年8月9日。
梭罗的生平简单却耐人寻味。1817年7月12日梭罗生于康科德城；183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838回到家乡，执教两年。他于1841年住到了大作家、思想家爱默生的家里，当门徒，又当助手，并开始尝试写作。1845年3月，他向《小妇人》的作者阿尔柯特借了一柄斧头，就孤身一人，跑进了无人居住的瓦尔登湖边的山林中，自己砍材，在瓦尔登湖畔建造了一个小木屋，并在小木屋住了两年零两个月又两天的时间。来到瓦尔登湖畔之后，他认为找到了一种理想的生活模式。
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梭罗自食其力，他在小木屋周围种豆、萝卜、玉米和马铃薯。完全靠自己的双手过了一段原始简朴的生活。1847年才回到康科德城。1848年他又住在爱默生家里。此后他患了肺病，于1862年病逝于康科德城，年仅45岁。
梭罗短暂的一生中，他试图鼓励人们要简化生活，将时间腾出来来深入生命，品味人生。他通过自己的生活实验，告诉世人不要被繁纷复杂的生活所迷惑，从而失去了生活的方向和意义。他认为：假如人们能过宇宙法则规定的简朴生活，就不会有那么的焦虑来扰乱内心的宁静。
一
想为一本寂寞的书打破一点寂寞，此愿巳久，这本书就是梭罗的《瓦尔登湖》。 这本书在1854年出世时是寂寞的，它不仅没有引起大众的注意，甚至连一些本来应该亲近它的人也不理解，对之冷落甚或讥评。它永远不会引起轰动和喧嚣，在它成为一部世界名著之后它也仍然是寂寞的，它的读者虽然比较固定，但始终不会很多，而这些读者大概也是心底深处寂寞的人，而就连这些寂寞的人大概也只有在寂寞的时候读它才悟出深味，就像徐迟先生所说，在繁忙的白昼他有时会将信将疑，觉得它并没有什么好处，直到黄昏，心情渐渐寂寞和恬静下来，才觉得“语语惊人，字字闪光，沁人肺腑，动我衷肠”，而到夜深万籁俱寂之时，就更为之神往了。
那么，为何要扰它？扰这寂寞？
二
梭罗是个法国血统的美国人，只活了四十五岁。他的挚友，年长他十四岁的爱默森在他死后曾对其人格特征作过一番栩栩如生的描述：梭罗喜欢走路，并认为走路比乘车快，因为乘车你要先挣够了车费才能成行。再说，假如你不仅把到达的地方，而且把旅途本身当成目的呢？但他几乎一辈子没有走出过他的家乡——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及其附近的山水。他觉得他家乡那块地方包含着整个世界，他是能从一片叶子就看出春夏秋
冬的人，他家乡的地图就在他的心里，那地图自然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不是固定的，而是活动的，云会从它们那儿带走一些东西，风又会把它们送来。
他曾在美国最好的大学（哈佛）受过教育，他也曾到当时荒凉的瓦尔登湖边隐居，像一个原始人那样简单地生活，他想试试一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能够简单到什么程度，想试试用自己的手能做些什么，他用很短的时间就动手造好了一个颇能遮风蔽雨的小木屋，这说明住房困难其实不难解决，即使胼手胝足用最原始的方式。如果我们现在变得这么难，那一定是在什么地方出了点问题。他曾经试制过一种新型铅笔，可是，在这铅笔真的可以为他带来利益时，他却又不想干这营生了。试制成功了对他来说就等于说事情干完了，大量生产而牟利并不是他的事。他生前也出了几本书，当时都并不引人注目，他遗下的日记却有三十九卷之多，里面自然有一些人们不感兴趣的东西。不过，他这个人确实挺有点意思，还有他那个湖。
三
梭罗性格中最吸引我们的可能就是那种与我们的性格最不同的东西，就是他整个人的独特性。他也许比别人更多地逃脱了概括，逃脱了归类。梭罗生活得有时像个隐士，他可能时常觉得那山、那水比那人更与他相投，山川草木均是他的密友，甚至他的一个朋友也说他:“我爱亨利，但无法喜欢他，我决不会想到挽着他的手臂，正如我决不会想去挽着一棵榆树的枝子一样。”
真的，他生活得像一棵树——我们可以从树的全部意义上去理解这句话:它的伞样的形状，它不断迸发的枝条、它的蓬勃向上、它的扎进土壤深处的根须和承受阳光雨露的绿叶，尤其是它的独立支持和独立性，对于梭罗，我们可以像惠特曼一样说：
在路易斯安那我看见一棵活着的橡树正在生长，
它孤独地站立着，有些青苔从树枝上垂下来，
那里没有一个同类，它独自生长着，
发出许多苍绿黝碧的快乐的叶子。
然而，我们还是可以说，这树又不是孤独的，寂寞的、与世隔绝的。它与世界的联系和作用是通过它隐秘而深刻的根须、通过大地进行的。通过大地，它不仅和它的同类——其他的树木联系着，也和青草、鲜花、阳光、雨露和整个大自然联系着。联系干吗非要互相蹭在一起？“人的价值并不在他的皮肤上，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碰皮肤。”不
要模仿，而是表现你自己的独特性吧，你才配得上你的称号——人，你才可能和其他人发生一种真正的联系，才可能和真正伟大的大全和唯一发生一种联系。
四
世界上有多少个窗口，就有多少种生活，所以，命题小说虽然难做，以“窗口”命题倒还不失为一个补救办法，就像前不久有人试过的。我们在大街上闲逛，特别是新到一个地方，有时会对某些窗口发生好奇：那里面在进行着什么呢？他们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呢？想来会和我们有些不同。有的窗口对这种好奇心是敞开和欢迎的，有的窗口则在黑黑的帷幕下摆出一副莫测高深的面孔。
这是站在窗外，调换一下，站在某个临街的窗口里面，我们有时也会注意底下熙熙攘攘的人群，凝视着某个我们感兴趣的面孔，他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有时我们自己的生活过腻味了，我们更想知道和我们自己的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定还有另一些人，他们过的是另外一种生活——比方在契诃夫的小说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种想法变成了一种渴望、一种非常感人的东西——这正是契诃夫魅力的一个秘密。也许，正是这一种渴望和好奇，提供了我们第一节提出的问题的部分答案。
梭罗在《瓦尔登湖》中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追求完美的艺术家，有一天他想做一根手杖，他想，凡是完美的作品，其中时间是不存在的，因此他自言自语，哪怕我一生中不再做任何其它的事情，也要把它做得十全十美。他一心一意，锲而不舍，目不他视、心无他想，坚定而又高度虔诚，在这整个工作过程中，他的同伴逐渐离开了他，都死去了，而他在不知不觉中却保持着青春，最后当手杖完成时，它突然辉煌无比，成了梵天世界中最美丽的一件作品。
做好一件事——这就是他告诉我们的。专心致志于你所做的事——这就是他告诉我们的。为什么要急于成功？如果一个人跟不上他的伙伴，那也许是因为他听到的是生命的另一种鼓点，遵循的是生活的另一种节拍。
人啊，不要用世俗的成功的眼光来看待每一个人吧。而你却要专心致志做好你要做的事——一辈子也许只是一件事。
而这就要使你的心灵单纯。生活越简单，宇宙的规律也就越简单，你要去弄清那些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这往往是大自然慷慨提供给每一个人的。不要以复杂的方式来解决简单的问题，不要以多余的钱和精力去购买多余的东西。
五
读《瓦尔登湖》中梭罗的流水帐就像读一首诗。他计算了自己造那间小木屋的支出，总共是花了28块1毛2分5；他也计算了他在一段隐居期间的饮食费用及其他支出，得出了收支相抵后的差额。我觉得，读这些看来枯燥的数字就像读一首诗。梭罗的手不仅拿笔，也拿斧子，梭罗的眼睛不仅看书，也看绿树、青草、落日和闪动着波光的湖水。他的脑子自然也在思考，是在接近思维之根的地方思考，在那里大概也埋着感觉之根、情感之根。
梭罗认为：美的趣味最好在露天培养，再没有比自由地欣赏广阔的地平线的人更快活的了。说梭罗是“大自然的挚爱者”也许还不够，他常常和大自然融为一体，他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他踏在地上的脚印常常是深的，那意示着一个负重者。他不把花从枝子上摘下来，但把汗洒进土里。
在不丹，每一个人都是谷歌
冯仑 在不丹，每一个人都是谷歌
不丹王国被外界描绘成一个国民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对此我一直特别好奇。
2009年我和马云等几个朋友花了5天时间专程到不丹王国去考察了解，找寻幸福的踪迹。
我们拜访了不丹王国的国师（第五任不丹王国国王的老师），一位穿着民族服装，手提电脑的现代学者，毕业于牛津大学，是一名哲学博士。不丹传统文化的神秘气息与西方文化的现代气息，同时并存于这位长者的气质中，给人一种很特殊的磁场，吸引你去深入与之探讨。在不丹王国，国师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国家发展委员会主任，相当于副首相，同时兼任很多其他高级职务。他的学生，即现任不丹王国的国王，毕业于剑桥大学。
那次拜访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师专门给我们作了一个报告，专题研究《国民幸福指数与国家的生存环境》，主要讲述经济发展和社会价值观与国民情感、文化、环境等如何保持平衡。
国师的研究报告让我们这些拜访者兴奋异常，因为它运用西方社会学的先进方法，以不丹国民为研究对象，通过大量的实证、数据、实验，搜集、分析而得出一些有效的、可量化、可支撑的幸福指数模型。譬如，一个人在一个月内如果生气达26次以上，就会感觉不幸福。我们也一直在研究幸福问题，但缺乏量化数据的支撑和数学模型的界定。如何能通过一系列的数据体系来量化和界定？这个话题非常有意思。
经济发展是不是必然带来幸福？这一直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经济学伦理问题，更是一个哲学问题。一开始我们都投赞成票，认为经济发展必然带来幸福，但我们同时也坚持认为，经济发展还要兼顾到周边环境、道德伦理、文化传承，以
及最重要的发展目标——国民的幸福感。
不丹王国是一个拥有73万人口的小国，人均GDP2000美元。这个国家大部分是农业人口，大多都吃素，主要吃辣椒和咸菜，整个国家也只有几架飞机，物质生活条件较差。但不丹非常重视他们的文化，更强调文化的独立性，认为自己的国家太小，一旦开放，可能很快会被外来文化吞没。为了保证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不丹王国能在发展中延续自己的文化，他们不主张广泛外交，甚至对文化交流、旅游观光都有所节制。不丹谢绝背包客，每年最多接待三五千名客人，且每人每天要缴纳两百美元的旅费。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强调环保优先，可持续、渐进式地发展经济。因此，不丹王国可能算是一个极端，物质生活有些匮乏，精神文化却留存完好。
不丹还有个独特之处，他们的公务员都非常优秀，我见到一个电视制作人，是美国伯克利学院的硕士，他告诉我不丹有1900位公务员，60%在国际名校进修过。正因如此，他们采用的这套数据化的管理体系，公务员团队就能领会执行。他们还有一个专门委员会，相当于我们的精神文明办公室，负责督导各部门贯彻执行，定期评估指标达成情况。执行团队成员大部分也在国外受过高等教育，非常懂得如何落实这套方法。这些对不丹王国都是不可估量的财富。
不丹王国是一个宗教国家，民族比较单一，国民一直生活在宗教氛围中。所有出国留学的人没有滞留的，即便贫穷却基本都回来了。我很好奇，就去问询制片人，他跟我讲，原因在于 “有方向感”，西方很好，可是人不知道往哪儿去，没有方向感；但是一回到不丹，“我看见经幡，看见寺庙，看见僧人，我就知道我在哪儿，
要去哪儿，会怎么样”。他还说了一句话，至今让我记忆犹新，“我们在不丹不需要谷歌，每一个人都是谷歌，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要去的方向”。
在僧人比士兵多的不丹王国，安贫而乐道，却人人都有方向感，我很感动。当今社会很多人感到焦虑浮躁，容易失去方向感。“方向感”这三个字一直在我心里萦绕。
有幸，国师还邀请我们一起去他家做客，进去后的心理落差让我们惊讶不已。看着极其简陋的家具和陈设，国师说：我们的人民都是这样，我们的生活水平是比较平均的。以前我曾研究过实现幸福的两种方式，一是管理好欲望，二是增加满足欲望的手段，也就是通过降低物质层面的欲望，增加精神层面和对未来世界的预期。 而在现代社会中，我们通过科技、权力、军队、金钱等途径寻找满足欲望的手段，可是这种满足是阶段性的，难以持久。比如口渴了，买了一瓶水喝，满足了；但是我又想喝可乐了，喝完可乐我又想吃冰激凌了。实际上，通过权力、金钱等手段满足的欲望，永远落后于欲望本身，满足只是瞬间，不足才是永远。
现在去不丹王国的国人越来越多，每个人回来都或多或少找到了内心充盈幸福的感觉。其实，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内心平静和渴求幸福是人们共同的追求。不丹王国偏重于运用合理管理欲望的方式而非一味发展满足欲望的手段来达到精神与物质的平衡，而当下看上去似乎很难慢下来的中国，用什么方法能掌握这种平衡，从而提升国人的幸福感？我们去不丹王国探索的命题至今依然存在。
【作文素材】苏东坡的幽默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自序》中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家，是新派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
毋庸讳言，苏东坡的确是一位多才多艺、多姿多彩、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千古风流，如果把议时论事、臧否人物算上，他还是一位幽默的评论家，常常妙语连珠，酷评叠出，散发出一代文豪的聪明智慧。
无才官员卖弄不成反被嘲
历朝历代，名人品评都是文人士子们的梦想，“一经品题，便作佳士”的机遇吸引着他们趋之若鹜。苏东坡作为文坛巨擘，这种点石成金的奇效更是灵验无比，“苏门四学士”的成名便是明证。
当时，很多青年才俊以在苏东坡面前吟诗为荣，倘若得其一二点评，则有登堂入室、无上荣耀之感。
一位叫王祈的官员，颇以才华自诩，常在苏东坡面前卖弄。一次，他作了一首《竹诗》，对其中两句尤为得意，便在苏东坡面前吟诵道：“叶垂千口剑，干耸万条枪。”
苏东坡一听，不禁哈哈大笑道：“这两句好是好，不过，万竹千叶，无异于说十根竹子方生一片叶，天下何处有此竹？”苏东坡遂下一评语说：“世间事忍笑为易，惟读王祈大夫诗，不笑为难！”苏东坡一评天下知，王祈因此落下了愚钝之名。
讥笑有名无实的养生经
1080—1084年，苏东坡贬官黄州（今湖北黄冈）五年余。期间，他与隐居于黄州岐亭的名士陈慥成了至交，两人畅谈用兵之策，兴亡之道，过从甚密。陈慥好谈养生，经常吹嘘自己的养生功效，洋洋自得。
一次，陈慥生了场大病，整整一月都不见好转，于是，苏东坡“幸灾乐祸”地写了一封信戏弄陈慥说：“公养生之效，岁有成绩，今又示病弥月，虽使皋陶听之，未易平反。公之养生，正如小子之圆觉，可谓„害脚法师鹦鹉禅，五通气球黄门妾‟也。”
意思是你平日吹嘘养生效果如何如何，如今一病不起，整月未愈，即使狱官皋陶听了，也没法给你平反了。你的所谓养生经验，好比小子圆觉、蹩脚法师、鹦鹉谈禅、五孔的气球、太监的小妾，不过是无用的摆设罢了！
苏东坡用一连串俏皮的比喻，把陈慥有名无实的养生经大大讥笑了一番。 河东狮吼”成专称
陈慥本是眉州（四川眉山）人，字季常，北宋名宦陈希亮膝下四公子，青
年时嗜酒好剑，视钱财如粪土。中年折节读书，但终未考取功名。晚年，他放弃家财，自号龙邱居士，隐居岐亭，好蓄养声妓（歌姬舞女），爱交朋结友，平日里弦歌曼舞，宾客盈门，不亦乐乎。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他有一悍妻柳氏，每每苏东坡等好友前来聚饮，倘有声妓在侧，柳氏总是妒恨交加，以杖猛击照壁（屏风墙），大吵大闹，让宾客们不欢而散。
1085年，苏东坡移居常州后，常常怀念陈慥，便写了一首长诗《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一给蕲春名士吴瑛（字德仁），一给好友陈慥。
诗中有句云：“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苏东坡又把陈慥惧内之态大大戏弄了一番。此诗一度在士大夫间疯传，“河东狮吼”也从此成为了悍妇的专属。
情是这样的，灵隐寺和尚了然，虽入空门，心里不空，迷恋上了勾栏院妓女李秀奴。和尚养小三，花钱自然如流水，来往日久，终弄得家光业尽，身无分文。
和尚的钱袋子空了，李秀奴就和他断绝了关系。然而，了然一往情深，不能自拔，依然纠缠不休。某日，了然喝多了，去找李秀奴，谁知又吃了闭门羹。了然勃然大怒，乘着酒性，一顿拳打脚踢，将李秀奴当场打死，于是，了然以
谋杀罪受审。
在审案的过程中，苏东坡看到了然胳膊上刺了一副对联：“但愿生同极乐国，免教今世苦相思。”和尚恋爱不成反将人打死，罪不容诛，苏东坡愤然写下判词说：“这个秃奴，修行忒煞，灵山顶上空持戒，一从迷恋玉楼人，鹑衣百结浑无奈。毒手伤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随即判决了然死罪。
苏东坡评事品人，雅俗兼具，谑而不虐，于机智诙谐的调侃中给人启迪，句句堪称酷评。不过，尽管苏东坡说话率直，但他却是极为通透、通达之人。他只是对那些自鸣得意的庸人、唯利是图的小人看不惯，好嘲讽讥刺而已，正如他自己所说：“如食内有蝇，吐之乃已。”
对于文朋诗侣，性情之交，他则爱开开玩笑，挖苦挖苦，也只是打趣搞笑，不至于失欢。而对那些真正有才学、有识见的人，哪怕是自己的敌人，例如排挤过自己的王安石、迫害过自己的章惇，他都采取宽容的态度，不记仇，不记恨，往往一笑而过，这是他敦厚达观的一面。
李煜：天若有情天亦老 （一）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作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为君王。的确，作为一个“好声色、不恤政事”的亡国之君没有什么好说的，可是作为一代词人，他给后代留下的惊天地泣鬼神的文字却又千古传诵不衰。李煜何其不幸，艺术之心融于君王之身，家国悲哀；李煜又何其幸运，亡国之痛抒写悲愤之词，永垂千古。
风回小院庭芜绿，柳眼春相续。
凭阑半日独无言，
依旧竹声新月似当年。
笙歌未散尊罍在，池面冰初解。
浊面香暗画楼深，
满鬓清霜残雪思难任。
--《虞美人·风回小院庭芜绿》
其实李煜的一生就像一首词一样，上阙是那样的香艳软浓、旖旎秀丽；下阙是那样的情真意切、深沉悲怆。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在他称帝之时，他的江山其实就已经是个烂摊子了，李煜的父亲李璟留给他的是憔悴的南唐，是不堪看的山河！而今，作为国君的李煜，他温尔文雅、一介书儒，难不成他还能用一支墨笔去对付北宋数十万的金戈铁马吗？据史书记载，其实当时的李煜还是有所作为的，只是历史统一的趋势已然选择了赵宋，一切的作为都是徒劳。
早在之前，北宋就对南唐虎视耽耽，而李煜却天真至极，心想只要以事君事父的态度来对待北宋，就可以偏安一隅，过歌舞升平的日子。然而他错了，当赵匡胤说出那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话时，他和他南唐的命运就已经注定。公元975年，北宋十万大军征讨南唐，不久攻克金陵，南唐灭亡。
亡国后，李煜所走的路坎坷、曲折、多舛。从“窗外雨潺潺，春意阑珊”到“昨夜风兼雨，帘帏飒飒秋声”；从“世事漫随流水，算来梦里浮生”到“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从“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到“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多情的李煜已被摧残得发如雪，鬓成霜。
在那个明月清风的七夕之夜，日夕以泪洗面的李煜迎来了自己四十二岁的生日，浪漫的月色和静谧的夜色伴着朱颜的歌舞声深深地唤醒了他的国仇家恨。他已管不得旧臣徐铉的来意究竟如何了，亡国之痛压抑着他的内心实在是太久太久，今天他只想真正地做一次自己。酒入愁肠，他蘸墨挥笔，用一江滚滚东流的春水将自己的灵魂与生命带走。其实从李煜被封为“违命侯”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预料到自己今日的结局，只是没有想到，时光竟会停留在自己生日的当天。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一首《虞美人》成了他的绝笔，缪塞说：最美丽的诗歌是最绝望的诗歌，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至此，那个历尽坎坷、命运多舛的南唐后主消失在了那夜哀婉的歌声中，但是，那个情真语挚、空前绝后的词帝却在后世词人们的血脉里站得愈高愈大。
（二）天若有情天亦老
有人说：灰姑娘的梦想定格于一场华丽的婚纱，那是西方的爱情，而中国版的爱情却是才子佳人的情投意合、缠绵绯侧。梁山伯与祝英台、宝玉与黛玉，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他们无不是有尽之身对永恒之情的真诚啜饮！
秦楼不见吹箫女，空余上苑风光。
粉英含蕊自低昂，
东风恼我，才发一衿香。
琼窗梦空留残日，当年得恨何长！
碧阑干外映垂杨。
暂时相见，如梦懒思量。
一首《谢新恩》饱含了李煜多少的凄怆与泪水，顺着脸颊流下已打湿了他的稠衫。娥皇何幸，担此深情！
后主十八岁娶司徒周宗长女蛾皇为妻，即位后立为昭惠后（通常称大周后），夫妻感情笃好。婚后十年，娥皇病逝。此词便是李煜深痛哀悼亡妻大周后所作。据马令与陆游所撰之两部《南唐书》记载，后主“哀苦骨立、杖而后起”，并自撰诔文，文中有“苍苍何辜，歼予伉俪，绝艳易凋，连城易脆”等语，言极酸楚。-
大周后带给李煜的是红袖添香的温存和牵魂引魄的心灵相偎。“纤侬挺秀，婉娈开扬”，大周后的美丽是他无法释怀的忧伤；“通书史，善歌舞，尤工琵琶”，大周后的才情是他无法忘却的温存。从“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到“琼窗梦空留残日，当年得恨何长”；从“片红休扫尽从伊，留待舞人归”到“帘外芭蕉三两窠，夜长人奈何”。多情的李煜，多情的词。词能感人，也是因为是心灵的恣情一恸，一恸显真挚、一恸照千古。纵然时光无言，也应记住这多情而又悲伤的十载！
或许是上天的悲怜，李煜等来了他人生的另一位红颜知己——小周后。
花明月暗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
划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
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
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
--《菩萨蛮·花明月暗笼轻雾》
洗尽铅华，不事雕绘。小周后的美可以让“六宫粉黛无颜色”；可以让“花见花羞，鱼见鱼沉”；可以让“花不足以拟其色，蕊差堪以状其容
人生最美的花不是尘世的，而是灵魂的，灵魂的花要开在精神的沃土，要开在心灵的深处。美丽如小周后，她当然懂得。可是，李煜整日不理朝政，诗词乐画、歌舞升平，直到金陵被克。对于他的际遇，红颜祸国和诗词祸国都已成为浅薄之论，我们唯一愿信的或许就是命运的阴差阳错。李煜死后不久，悲痛欲绝的小周后也随之郁郁而终。她终究没有违背他们“生死契阔、不离不弃”的誓言。
有人说，词中最是痴情者有三：南唐李后主，北宋晏几道，清初纳兰容若。如此说来，他还开了痴情的先河。
对于李煜其人，王国维先生曾这样评价道：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也。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中肯的评价。被喻为中国最后一个旧式文人的王国维先生，想必是真正懂得李煜的。
徜徉在《唐宋词全集》的书页间，后主李煜这个清丽洒脱而又悲观落寞的名字在他绮丽柔靡、深沉悲怆的词风中，渐渐由漫漶变得清晰；又在我满是感伤的泪眼迷离中，渐渐由清晰变得漫漶。